當基因技術撞上人類的老問題——我們從何而來？

來源：典藏者：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3.0台灣（CC BY-NC-SA 3.0 TW）。發佈於《開放博物館》（2024/07/24瀏覽）。

前陣子在 Threads 上看到網友分享一篇學術文章《The Human Genetic History of East Asia: Weaving a Complex Tapestry》，發現留言區掀起小爭論。

這篇文章中規中矩地詳述目前遺傳人類學家，在東亞的人類基因庫中，從線粒體 DNA、 Y 染色體 DNA 以及 SNP（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的資訊，能解釋哪些人類遷移假說。

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在 Threads 上引起一些人問：研究者確定沒有偏剖取樣嗎？否則臺灣人的基因組成，怎麼跟「某些地方」的人差異甚大（？），另外也有不少人提到「人種」的分類問題，到底臺灣人跟哪些人是同人種？基因能回答嗎？

於是，我稍微查了一下「人種」的相關資料，發現一個意外卻也不太意外的結果——我們以為的「人種」，其實就生物學的定義來說，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人種其實沒那麼科學

細察「人種」一詞的由來，會發現跟種族主義的發展緊密相關。

最早將人種概念「科學化」的人，是 18 世紀的生物學之父林奈（Carl Linnaeus）。他在《自然系統（Systema Naturae）》書中，首次將人類分為四種「variety」：歐洲白人、美洲紅棕色人、亞洲黃種人以及非洲黑人。

「variety」在生物學命名規則裡，被翻譯為「變種」，命名序位上排在種（species）與亞種（subspecies）之後，詳細的定義可參考這篇文章，這邊不深究。會略提僅是提醒，林奈曾反覆使用變種、亞種來修正人種的定義。

林奈對於人種的分類依據，最明顯的就是依照膚色與外貌做區分，此外還參考不同人種的國家政治形態、衣著等，也就是說林奈衡量的標準不僅有人類的生物性因子，還包含社會性因子。最終林奈的人種分類也非僅上述四類，還另創一類「怪異（monstrous）」，屬於此類的有阿爾卑斯高山的人、非洲科伊科伊人（Khoikhoi）等（1）。

雖然林奈算是將人種引進科學界的元老，但是林奈並沒有將不同人種做優劣之分。

科學界進入 19 世紀後，漸受到「種族主義」的影響，開啟人種優劣之分的先河。那時期適逢歐洲各大帝國，大舉在非洲、亞洲等地佔領殖民地的時期。當仗勢武力的歐洲人們踏上未知領域的新地方，不免也會感到好奇：為什麼擁有科學文明的人是我們呢？於是乎，人種研究的科學導向「哪些人種才是優勢人種」的方向，進而解釋為何這些帝國能坐穩殖民他人，或是奴役他人的地位。著名的例子有美國醫師 Samuel George Morton，透過量測大量不同人種的頭骨容量，找到人種與智力的關聯性。

縱使 Samuel 醫師的實驗方法，在今日看來難以信服，但是別忘了，科學發展始終有國家的力量在背後參與，在未失控的時候，能有效發展科技，但倘若不幸失控，恐怕也難使人警醒，正如奧本海默的名言：「你賦予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但這個世界卻毫無準備。」

人種研究也延伸出「優生學」的概念。畢竟對國家而言，人口是極為重要的組成，一個國家要是能篩選出遺傳成分優質的寶寶，理論上國家就能穩固強大。這聽起來邏輯沒什麼錯，但在道德上，我們都知道有何驚悚之處。難不成不夠優秀的寶寶，就該泯滅掉嗎？

聽起來可能很不可思議，但惡名昭彰的優生學，其實距離我們並不遠，如日本的《優生學保護法》（後改名《母體保護法》）在法律有效期間，共有一萬六千多件是在當事人未同意下強制墮胎。受害者多年來難以自力救濟，直到2019年國會終於通過該法的救濟法案，讓受害者得以申請國家賠償（2）。

雖說在歷史的教訓下，我們能理解優生學的危險之處，但生活中仍有看似無害的優生學「遺跡」——那就是血型性格學說。

沒錯，這就是我們常聽到 A、B、O、AB 血型占卜，認為不同血型會呈現不同的性格特質，在日本尤其盛行。當今血型性格學說是飯局的談資，但在日本學者古川竹二生活的年代，那是用來證明日本人不比西方人落後的重要指標。

當時任職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今御茶水女子大學）的古川竹二教授，讀到德國內科醫師 Emil von Dungern 在文章指稱，血型中的 A 型人比較優秀，而白種人的 A 型人比例較東方人多，因此白種人比東方人優秀。受到人種打擊的古川竹二，於是在 1927 年發表〈血液型による氣質の研究〉，反駁西方學界的觀點，開啟日本的血型性格研究。

看了上述瘋狂的科學歷史，總該發現科學未必總是理性務實了吧？那麼，在生物科技發展技術日益進步的今天，科學又會帶給我們怎樣的驚喜呢？

從遺傳學到認同政治

以前，我們或許會透過神話、長輩的故事、傳唱的歌謠⋯⋯來得知我們的祖先從何而來，想像著我們與遙遠地方有著血濃於水的繫帶連結，從而形塑出「族群」的概念。

關於「我們從何而來」的問題，人類學家長久以來設法從考古挖掘到的證據，配合語言、神話、歌謠、習俗文化等多種面向，做多方面的分析、比對，從而出遠古人類遷移的假說。

然而隨著生物科技的進展，分析 DNA、RNA 的工具也被應用到考古學界，能幫助人類學家揭開人類起源的秘密。想不到，好比哥白尼的地動說驚動了教會，基因訴說的人類起源故事也撼動了我們過去對自己祖先的認知。

在中研院社會研究所蔡友月博士的文章〈基因科學與認同政治： 原住民 DNA、台灣人起源與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點出人類起源的討論，跟認同政治脫不了關係。

文章引用林媽利醫師的書《我們流著不同的血液：以血型、基因的科學證據揭開台灣各族群身世之謎》，作為基因引發族群認同論戰的案例。雖然作者的實驗方法受到質疑，但撇除科學研究的部分，單看人種基因顛覆了過去「炎黃子孫」、「兩岸一家親」的「臺灣人種起源想像」，就可知道現代生物學與人類起源的老問題相撞、翻車了。

回到本文章最一開始提到 Threads 引起的人類起源與人種討論，就跟當年林媽利醫師的實驗一樣，觸碰到敏感的族群認同議題，而在族群歷史複雜的臺灣尤其是個政治問題。

根據該篇文章整理的亞洲各地人口基因組成，以粒線體 DNA 為例，顯然臺灣人的基因組成與中國南方人「沒那麼地相像」，看似推翻了過去對來自唐山的想像，甚至引起網友猜測過度取樣原住民族的基因（這可真是不必要的誤會）。

或許有的人會吶喊：別搞那麼複雜，政治歸政治，科學歸科學。

然而，別忘了前述種族主義下進行的科學實驗，全部都有國家政治的力量在背後干預。若不是受到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影響，古川竹二又何必發展血型性格學說？日本又何必提出「日鮮同祖論」，來合理化併吞朝鮮的說法呢？

除此之外，中國在走進現代性的歷程之後，歷史學者傅斯年熱衷於考古研究，設法在中國土地找到人類起源從東方傳到西方的證據，藉此證明文明的起始地是東方（3）。

話說這麼多，雖然生物科技的進展，使得人類起源問題看似能輕易解答，好比多了一把利劍。不過，生物科學能解答的問題終究有限，一部分是技術限制。如該篇文章提醒，像是我們怎麼能準確知道，這些遺傳訊息真的能代表幾萬年前的人群遷移資訊？會不會其實是更近代的人口遷移資訊造成的結果？

再者，我們之所以如此關心人類起源乃至人種問題，其實是攸關我們的族群認同。然而，族群認同與其靠生物科技來解答，更仰賴的是社會文化習慣的養成，形塑出如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描述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雖說基因揭露的人類起源秘密，似乎反效果多於正面效果，但我個人覺得這些圖譜提醒了我們：族群的想像不該也不可能是單一種類的，而是像遺傳物質顯示的圖譜，多元又紛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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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歷史小說作家，便當（Ben & Don，aka. 班與唐），著有日治小說《食肉的土丘》 、《安雅之地》，專寫文學、歷史、旅遊、vlog、閱讀、創作相關主題的文章與 YouTube 影片，分享在頻道熬夜的便當（Ben & Don）：https://www.youtube.com/@benand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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