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從省籍問題說起
我工作的時候,常有老伯伯來辦公室喝茶聊天。有一天,其中一位老伯突然問我:「你家是本省還是外省的?」這個問題看似隨意,卻牽涉到一個極具政治敏感性的議題:省籍。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這不僅是一種身份標籤,更是一段複雜的集體記憶。
台灣的家庭結構經歷了多次族群融合,今天我們已難以以單一標籤來定義任何一個家族。然而,這種族群間的交融,並不代表歷史創傷完全癒合。特別是外省第一代遷台的故事,不僅牽涉個人的生命經歷,更是國族歷史的巨大拼圖之一。這些傷痕如何被記錄?如何被後代理解?又如何影響今日的台灣認同?這些問題正是楊孟軒的《逃離中國:現代台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所探討的核心。
書籍內容概述:從戰爭創傷到認同衝突
《逃離中國》以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攜帶百萬軍民撤退至台灣的歷史為起點,揭示這場「大遷徙」的深遠影響。書中詳細描述了這批外省族群如何從「過客心態」逐漸轉變為定居台灣的心路歷程。這段遷徙史充滿創傷,不僅牽涉個人的離散經驗,更是國族之間政治博弈的縮影。
楊孟軒的敘述尤為強調「創傷記憶」的長期效應。對於第一代外省人而言,離開家鄉的經驗充滿了矛盾:他們既視台灣為短暫的避風港,又無法完全接受它作為永久的家。這種「過客心態」不僅影響他們的文化選擇(如保留大陸式的生活習慣和語言),也深刻塑造了外省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文化認同。
省籍問題與台灣認同的辯證
省籍問題一直是台灣最為敏感的社會政治議題,侯孝賢導演的經典電影《悲情城市》。片中描繪的228事件,梁朝偉飾演的角色因是啞巴,在電影裡被到處追打著外省人的本省人問「哩係台灣郎?」時,大喊「哇係台灣郎!」這一幕直擊人心,突顯了當時外省人與本省人間的身份衝突與共同體認同的分裂。楊孟軒指出,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的矛盾,並非單純的「外來者」與「原住者」的對立,而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包括文化習慣、語言隔閡、政治壓迫與歷史記憶。
在白色恐怖時期,外省族群雖因其背景而在權力架構中占據優勢,但也常因國共內戰的歷史包袱而陷入心理焦慮。他們既被台灣的本省族群視為「特權階級」,又無法融入新的社會文化環境。
省籍問題的文化面向:統一與多元的對立
書中一大亮點,是對中國「一元化文化」與台灣「多元移民文化」的對比。中國的大一統歷史使其民族政策和社會治理常以「統合」為核心,而台灣作為移民社會,則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中發展出多元的價值觀。
楊孟軒認為,外省族群因受大中華思想的影響,更傾向於支持統一,並視台灣為「祖國的一部分」。相對地,本省族群則因海洋文化的特性,更容易接受開放、自由的價值體系。這些差異加劇了彼此在文化與政治上的疏離。楊孟軒從這個角度剖析族群文化的差異,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切入點,遠遠超越了僅以政治權力關係來解讀省籍問題的框架。
這也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台灣的多元文化特性,是否在後殖民時期成為一種對抗「中國性」的方式?在台灣主體意識逐漸抬頭的背景下,外省族群的身份認同該如何重構?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思。
跨世代的身份認同:未被解答的問題
儘管《逃離中國》提供了豐富的史料與分析,但對於外省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身份認同問題,書中涉及較少。以下幾個問題特別值得補充討論:
台灣的族群挑戰:面向未來的思考
從《逃離中國》的角度看,台灣的族群問題並非單靠時間便能自動解決。反而,歷史創傷在某些情境下可能被政黨或媒體放大,成為製造分裂的工具。唯有透過教育、對話與政策設計,才能促進真正的和解。
一些人認為,解決族群問題的最佳方式是淡化或翻頁,但這樣的觀點可能無法真正促進和解。正如楊孟軒所提醒的:「創傷會引起更多創傷,這是惡性循環。」唯有直面這些創傷,才能尋求真實的和解。
台灣需要超越以「藍綠」為界的政治思維,朝向以「左右路線」為主的價值辯論。同時,族群之間也應學會接受彼此的不完美,在共識中找到團結的可能性。
台灣需要的,是一種能夠包容文化差異的「整合性民族認同」。這種認同並不排斥多元性,而是以共同的民主價值為核心,鼓勵不同族群找到彼此的共通點。
此外,作為一個國際化的現代社會,台灣的族群政策應更多關注新住民的文化整合問題。今天的台灣,早已不再是本省與外省的二元對立,而是一個包容多種語言、宗教與文化的全球化共同體。
書末的一段話特別讓我感觸良多:「唯有國族、群體和個人能從自身的憤恨不平與自以為是破繭而出,才能終結這個惡性循環,並了解同理、和解與正義的真實意義。」
這句話不僅是對台灣族群問題的反思,也是對中國發展方向的期許。中國或許已經從百年恥辱中崛起,成為富有且強大的國家,但其政治與社會制度的改革,才是我們能真正尊重其崛起的關鍵。
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的民主社會,如何在文化差異中找到共生之道,是一個永遠值得探討的課題。而這,也正是《逃離中國》這本書為我們提供的最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