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知曉的時區

轉機

只是坐在那一大片玻璃窗前的長椅就足夠讓我冒汗。陽光毫不留情照到等待飛機的人們身上，宣示我的異類，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自以為那些黑暗中特別亮的眼睛正在對我品頭論足。這是我整個飛行過程中最煎熬的最後一段，我已經經歷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卻都沒有像此刻一樣焦躁。在候機室全都是要回自己國家的黑人，一個亞洲女生坐在這裡，感覺世界的疑問全部向我拋來。

我要去賴索托教中文，雇主是一個台灣法師創辦的佛教機構。我盯著窗外緩緩滑行的飛機們試圖回答，在乾爽的晴天裡我是一個黃皮膚異類，還是一個可疑的異教徒，也許我該略過佛教的部分，稱自己為泛靈信仰者或無神論者，那樣可以減緩一些格格不入的感覺嗎？

登機廣播響起，眾人攜家帶眷排隊上飛機。我坐上座位只有三排的小飛機，搖搖晃晃在空中繼續糾結。

賴索托是南非的國中國，不靠海。無論從飛機上看，還是從地面上看都是黃綠色荒野一片，一覽無遺。

大院與佛寺

院區面積很大，有食堂、教學大樓、大佛堂、學生宿舍、教師宿舍、高處的佛像區以及正在興建的新佛殿。孩子從幼兒園到十八歲都有，早上四點多起床做早課、練功夫、吃早餐，然後去學校上課，每個年級利用白天空檔學華語，晚餐後繼續課後輔導最後晚課，九點多回到宿舍。教師的行程沒那麼緊湊，可以六點起床，走十幾分鐘的路程到食堂，七點參加每天例行的晨會會議，吃早餐後才去教室上課。

院區的周圍有一道柵欄，把院區和外面的荒野區隔開來。我們都不被允許走出去。只有負責採購、保管鑰匙、辦網卡的孫老師必須孤身一人長途跋涉到大馬路，搭公車去鎮中心處理各種事務。

天與地

孩子們被院方取了中文名字，女生以「地」開頭，男生是「天」。我教小班、中班、大班，分別是五到七歲，十三到十五歲，十五到十七歲。他們看我很習慣，我看他們很新鮮。教室有黑板，桌子是大片木桌，沒有椅子而用墊子代替，孩子就盤坐在墊子上寫字，時常腳麻動來動去。他們的中文聽說能力非常好，初步判斷有B2-C1程度，讀寫較弱，但會靠注音輔助。

我是華語教學系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對華語教學自以為有一定程度的專業，但是要帶一個班、管秩序、班級經營完全不是我的強項和興趣所在，只能且戰且走，但還是第一堂課就被小班的混亂暴動弄得精疲力竭，中班則是莫名所以的鬧脾氣鬧彆扭製造爭端，而大孩子永遠知道老師想要什麼，但你可以從他們的眼神看到不屑和挑釁。我第一天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天真，未成年的課程重點從來不在專業的教學，管理班級才是一名老師必備的技能，到哪都一樣，就算人遠在南半球的非洲也一樣。

而我可能會死在這名為教室的戰場裡。我只要一攜帶文具或教具進教室，馬上就會被孩子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偷走，鉛筆、立可帶、彩色筆、橡皮擦、海報、字卡⋯⋯任何東西，我說偷東西是不對的事情，他們說沒有人偷東西；我說說謊是不對的事情，他們睜著無辜的眼睛看著我說沒有人說謊。

院區外面的世界燒殺擄掠充滿謊言，為了生存不擇手段，他們就是因為無法在那裡生存而被送來育幼院的，而只有微乎其微的學生有到中國或台灣讀書、工作的機會，我開始不確定品德教育的意義，我不確定那些我所認知的是非對錯是否對他們的人生有所幫助。老實說，我也不是很確定為什麼不能偷東西，除了避免懲罰我說不出個能夠說服他人的道理來。有部韓劇女主角曾經說過：「善良？那是有錢人家的特權，我可沒有那種餘裕去當個善良的人。」

如果我意識到自己和他人的連結，他人的不幸是和我有關聯的，他人的痛苦不安也會讓我受苦，那麼我自然而然就不會做傷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將他人之物佔為己有的愉悅似乎也不會大於罪惡和心疼。當今天我自小目睹部落的族人被槍殺，械鬥四起，遇到滿嘴仁義道德的人，我不知道是否有相信的可能或必要。

我一個台灣中產階級家庭長大的小孩，五歲以前在保姆家偷過兩個Hello Kitty的小玩偶，我很快樂。直到有人教我們不能偷東西，不能侵佔別人的物品，我才開始產生罪惡感。長大後在出版社打工時，我也偷過兩本書，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為什麼那樣做，可能是一種對百無聊賴的生活的心理補償，那讓我感覺我還活著，還未被生活剝奪太多自我，罪惡感並未成功大過那種得以喘息的感受。

聽說孩子們會把偷的東西藏在宿舍天花板，像是收藏郵票那樣愈累積愈多。

我學會不要帶太多東西進教室，只帶被帶走了也無所謂的東西。

唯一慶幸的是我擁有迅速將人的臉孔和名字對應起來的天賦。他們為了預防頭蝨，每個人都是光頭，一整個教室同個髮型，但我第一次點名之後迅速指認他們。這樣至少我馬上知道誰讓我累積比較多挫折，誰讓我上課比較順利一些，誰真的相信這套佛教的品格教育，誰的眼神裡沒有一點光。

主任巡班很快發現我的無能為力。她遞來一根竹棍子，像是家傳珍寶那樣慎重告訴我務必使用，「不打不成器，」她說，這裡的孩子不打是管不動的。

我抱持懷疑收下竹棍。以前在台灣補習班打工時，大部分已為人母的老師們炫耀似的分享自己如何打自己的小孩，小孩因此變乖，沒想到這樣的文化已經遠颺非洲。

竹棍果不其然在我講課時被偷拿走，好險那麼大的標的物我一下就能拿回來。

我不喜歡打孩子，我覺得打孩子很奇怪。就像是在宣示自己的權力來自於我有更大的武力，我有能力可以傷害你，所以你必須聽我的。有一天孩子的武力比我強大，那就換我聽他們的了，判斷是非對錯的方法是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勝者為王。我比較喜歡想像我的權力來自於我可以讓你更好的運用華語，但這樣的理想也許只適用於成人教學。孩子們其實沒有選擇，不知道學了有什麼用，所以我得不厭其煩的製造樂趣製造遊戲，讓他們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讓他們多一點動力。

我懷疑一切，說服自己只是一個教華語的老師，只把語言當成一種溝通工具來教學，其他事情我都試圖保持距離。主任和院長要我說佛教故事，我就照本宣科，教孩子多學寫幾個字詞；要我用打孩子來管教，我就把棍子打在桌子上製造聲響；主任要我教學要認真，絕對不准放影片，我就把教室窗戶貼起來全班一起在暗中看。

從台灣出發之前，朋友對我說：「妳要去非洲？妳想當三毛是不是？」

孤陋寡聞如我不知道三毛是誰，朋友傳了《撒哈拉沙漠》的書封給我，我瀏覽了那本書的內容，武俠言情一樣的愛恨生死快活，最後作者還真的死了，一切帶有傳奇色彩，我好嚮往那樣的快活浪漫自由自在。

我看著教室裡的黑人孩子，三分之一患有愛滋病，看著在佛堂的一尊尊佛像前，孩子們念佛經時握著十字架的項鍊禱告。清晨四點，孩子們半夢半醒走上高處的佛像處用鉛筆和美工刀刮挖佛的外皮，他們以為金箔是真金可以賣錢，他們小心把金箔收好，互許發財的夢想。

我看到的是我對一切的懷疑。

室友

我的室友珍和我差不多時期抵達，是個四十歲左右的姊姊。基本上她是一個佛教徒，她會藏語，常常捧著一本藏經日夜地唸。但其實她說話完全不正經，常常像個瘋女人大笑大鬧，要不是她真的拿著那本經典唸一些我從沒聽過的發音，我一輩子也不信她信佛。我們一拍即合，一個急驚風一個慢郎中互相鬥嘴。她的夢想是去拉薩，笑嘻嘻的臉上滿是嚮往。在她身上我知道人長大是不會變成熟的，狂人只會變老然後變得更狂。

「妳覺得這裡生活怎麼樣？」

「會變無聊。」

「什麼意思？」

「那些人每天上演宮鬥劇，一開始有趣，應該馬上就無聊。」她說早晨的例行會議就是看院長和主任兩人以各種迂迴的方式無謂的鬥爭。

「妳呢？」她問。

「我討厭那些大人，也討厭小孩子。」

我們哈哈大笑。

認識第三天的假日我們就像試圖越獄的人一樣偷偷離開院區。沿著教師宿舍旁邊的小徑，跟正在興建佛寺的工人若無其事打招呼，接著彎上一個近乎四十五度的坡，乾燥的黃土上面滿佈大小不一的石頭，我們半走半爬，互相鼓勵，拚死向上。無邊際大荒野在身後全部敞開，髒髒的太陽照暖一切。

我們出去了。站在比院區還高的路上，沿著路走上小山丘的至高點，看見院區的另一側是一個小村落，房子是用磚砌成的小屋，一個個散佈在荒野中。有幾家冒起炊煙，我跟珍就那麼站著看煙發呆。

這裡是馬飛騰的郊區，牧羊人每天經過院區柵欄外的荒野，上課途中有時我會聽見他的鈴鐺聲輕輕在那裡響，我人生中從沒聽過那樣的聲音，牛羊無聲，反而只有他的鈴聲會越過柵欄，讓裡面的人聽到。小山丘上，一位衣著襤褸的青少女牽著一頭牛走上來，我轉身看他們，剛好看進牛的眼睛。我怕得不敢動彈，我沒有見過一頭離我那麼近那麼大隻的生物，和牠那麼大而深邃的眼睛。他們默默從我們身邊走過，像是沒看到我們一樣。

珍笑我那麼害怕的樣子，「就很怕啊！」我大聲抗議。

我們散步走到另一側的柵欄外，那片每天牧羊人會經過的那片大荒原。幾個孩子看見我們馬上飛奔而來，他們不是院裡的學生，是當地的小孩。他們見到我們就伸出手，一直用中文說：「謝謝！」我沒想過當地的孩子也會來這一招，好險我身無分文無需猶豫，我跟珍兩手一攤，一臉無能為力。他們馬上露出嫌惡的表情飛奔走了，羚羊一樣在凹凸不平的荒地蹦跳。

驢子與天空

教師宿舍位於院區的邊界地帶，從宿舍走到教室或食堂會經過一處大空地，孩子們時常在那裡踢足球。而那個空地有一頭驢子，不知道是誰飼養的，每天早上牠都單獨在那空地閒晃。牠有個名字，叫天寶，一頭公驢。如果是馬的話我有親眼看過，在台灣一些觀光地區會有馬場提供騎馬體驗。驢子對我來說一方面有點西方喜劇電影色彩，一方面又有點東方的淒涼落魄。但無論在文化上有什麼含義，看到天寶就在那裡站著，到處閒晃，天地一自由自在的驢子，我一方面有趣想笑，一方面莫名害怕。經過那塊空地時，天寶都會立刻跟上來。平常上班有珍在我旁邊平安無事，但一個人走過的時候，常常跟牠對峙好久。我前進牠也前進，我稍微加快腳步，牠一邊發出低沉的噴氣聲幾乎就要提步奔來。我只好又放慢腳步小步伐前進，牠才後知後覺地落在我身後。我從來不知道怎麼跟牠相安無事，全院區似乎只有我有這個困擾。

「妳個性太軟了不適合這裡！」有好幾次，我被在那裡工作的華人這麼說。其實我很不服，我不覺得我目前所遭遇的情況中，有什麼需要來硬的會讓事情變得比較順利或好的，如果變成柔軟一種弱勢的性格，那要檢討的難道不是整個體制嗎？何況我是舒舒服服的生活，還沒有像院長開車被當地人拿著槍指著太陽穴要錢，也沒有像主任隻身騎腳踏車騎過整個北非，途中被揍個半死送到警局。

她們又是另一種極端，非洲的生活是她的一切，院區就是她們全部的心血。

一次我去院區圖書館查資料備課的時候，主任一直坐在圖書館充當櫃檯，順便批改作業。我詢問她圖書館的無線網路如何連上，她立刻警告我絕對不能用圖書館的wifi，為什麼？因為她要用。流量是有限的，而她身為主任理所當然有比我更重要更多的事務必須處理。

我立刻告退。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我第一天從機場到院區時是主任來接機的，她除了大講特講她騎腳踏車被揍的壯遊經驗，也非常熱心的跟我介紹院區的牆面彩繪、教室佈置⋯⋯「都是我做的。」她驕傲的說，強勢的語氣令我有些驚惶。那之後，她常常以指導名義介入我的教學，態度不甚友善。我想像她像八爪章魚一樣覆蓋在整個賴索托院區之上，多個月之後我回到台灣，每天都收到珍的訊息，講述他們每個人如何和主任鬧翻，因為她言行舉止不懂尊重其他老師，情緒極度不穩定常翻臉亂發怒，連嚴格律己的黃老師都受不了她。

我不是很擅長每天的晨會，主任和院長爭辯著怎樣是為了孩子好，老師們不滿她們處理事情的態度、方式，爭執、摩擦不斷上演，漸漸地，我的身體開始不舒服。

一天傍晚，大我沒幾歲的孫老師邀請我進她的房間吃下午茶。她是台藝大戲劇畢業的女孩子，整個人散發一種正向穩定的能量，在這已經兩年了。平常必須到市區採購和教課，業務繁忙，但她總能不慍不火的把事情做好，也擅長和當地人交流，很難找到這樣全能的員工，她可以看心情不去晨會，院長不會說什麼話。

「妳能回台灣就回去吧，這裡不是什麼好地方。」她用二十幾歲的人獨有，帶著嘲諷口吻的苦口婆心，把她在院區看到的各種黑暗面全部告訴了我。我只是聽著，吃她親手做的司康和每天都要喝一杯的熱呼呼的南非國寶茶。

隔天清晨，我費力走上那好長的白色階梯，去看金色十八羅漢和佛陀。他們的四肢、背上都有被孩子刮傷的痕跡。學生宿舍在低處一覽無遺，紅磚砌成的兩層樓建築。他們的衣服整齊的晾在外面陽台，鮮豔的色彩隨風飄蕩。

五月，南半球即將入冬，天氣晴朗，天空是非常淺的藍色。

我知道當天色暗去，銀色河流會流淌整個晚上，星星佔據天空，不再能分辨標誌性的那些顯眼星座。

第一次看見銀河的時候我在沒有路燈的院區跟孩子們一起吃完飯回宿舍，我驚豔不已，在夜路上大呼小叫。

「好多星星啊！好多！是銀河欸！」許多原本在暗中跑跳玩鬧的孩子沒有跟著看向天空，而是回頭傻傻看我，他們面面相覷。

「老師，妳沒看過天空喔？」

有人哈哈大笑，又怕太囂張會得罪我而迅速散開，就那樣一路跑回和我反方向的宿舍了。

壞掉的時鐘

教室的時鐘停在下午六點三十六分。跑不動了，並且整個癱倒在地板上。

即使下課後我都會檢查窗戶、門鎖鎖緊，但是就是有人神出鬼沒進出教室破壞公物或把東西變不見。我有時候會幻想帶著這些學生組成神偷大隊，偷遍整個非洲，也許可以在非洲拍個帶有武俠精神的紀錄片，鏡頭從大荒野開始看到遠方正在行走的一群人，慢慢拉近特寫落魄不堪又意氣風發的神偷大隊——人人身懷絕技，他們是受過中國師傅的功夫訓練的賴索托少男少女，從幼兒時期日日晨練武功，日日靜坐誦經背誦弟子規，離開院區後漫遊非洲試圖征服世界。

隔壁的隔壁班的老師，我的室友珍則是幻想在他們班組成偶像團體，他們班大多是年輕力壯的青少年，個頭普遍很高，珍一嘴一口稱他們為小鮮肉。珍不像我只懂得做白日夢，她是行動派，不知從哪天開始在他們班偷偷放偶像明星的唱跳影片，開始教他們唱跳，常常自己跳得下課累個半死。我們兩個常在下課時間狼狽相會，一個物品沒了，一個體力沒了。

時鐘落地的隔天上課，天讚跑來問我時鐘的下落。

他是小班課堂的天使，我心靈的綠洲，有人搗蛋時他會幫忙勸阻，他自帶一種正氣，還有一種樂觀的天賦，再怎麼和人講不通也並不以為苦。全班為了寫自己中文名字而掙扎的時候，他一下寫好方正的「天讚」坐在座位上一臉平靜一臉關切。我請他當我的小幫手免得他沒事做。有時候同學之間用塞索托語（Sesotho）彼此爭執，他略過那些難聽的字詞，一一翻譯給我聽，其實我好想學那些髒話，然後掛在嘴邊罵。

我想我七歲時沒有像他對自己的早熟那麼自在。小時候我和他人步伐不一時總鎮日鬱鬱寡歡，不懂為什麼我每天都需要等待。

如果班上有會關心我的小天使，那麼負責作亂的小惡魔也會存在。我心中的小惡魔天懺也七歲，非常早熟，他不像班上其他小孩調皮得非常傻氣可愛。他個頭比較高，言行舉止充滿對世界的不信任、不屑，幾乎就像一個青少年，每天的樂趣就是取笑我或其他同學所做的一切。從我進教室那刻起我們就勢不兩立，第一堂課他拿鉛筆刺其他孩子的額頭，我對他發了一次這輩子最大的火，告訴他這是不對而且不被允許的。

這不像偷東西或其他我可以游移不定或退後審視的情況，肉體上的直接傷害在眼前發生似乎導致我心中那個嚴厲的、鬥到至死方休的惡鬼也被放出來。這是小惡魔真正的恐怖之處，他可以一再的誘惑你，讓你以為必須擊倒他。用竹棍大打講桌破口大罵後，我好不容易抵擋住誘惑冷靜下來。

「你想傷害他嗎？」

「⋯⋯沒有。」

「那為什麼？」

不回答。

「你知道他受傷了嗎？」

不回答。

「因為你刺他，他受傷了，額頭很痛，心裡很害怕，沒辦法再跟你說話，沒辦法坐你旁邊了。這是你要的嗎？」

不回答。

「你要所有人害怕你？你要他們都不敢靠近你？」

我第一次的訊問在沉默中不了了之。倒是問傻了自己。

我發現自己非常想傷害他。

他那麼小，那麼瘦，他是非洲人，他被家人放在這裡，他在那份愛滋病的秘密名單裡。

我終於發現我的權力當然不只來自我會教中文。

最終在我的脅迫下天懺不甘不願的和同學道歉。之後沒有在課堂上做出傷害他人的行為，引人注目的方式變得稍微沒那麼張狂。

我花了很多力氣改變小班孩子寫作業簿會寫一張撕一張的習慣，不知為什麼對他們來說寫完的紙就必須離開簿子，一開始整個教室都會紙張滿天飛。我只好改由一次只發一張紙，再慢慢增加紙張的數量，直到他們終於允許整本簿子完整的存在。

天懺仍然看似漫不經心的把簿子一一解剖開，比起打人或刺人，這已然是個善舉。但我仍然必須晃到他的身邊和他話家常：「簿子做錯事惹你不開心了？」

「說真的，你有什麼開心的事情？」

「什麼？」

「什麼時候你開心？」

「下課。」

我笑了出來，這是所有孩子最愛的詞，「我也是！那你寫在簿子裡吧！」

我在他剩餘的簿子上寫下「下課」的注音，寫在他歪扭並且理所當然佔據整頁的「天懺」旁邊。我才發現「懺」字對一個七歲的小孩來說實在太難寫了。

可能聽慣了佛教故事，孩子們有時候會使用「投胎」、「轉世」、「輪迴」等等詞語，笑鬧彼此上輩子可能是牛羊。

我大班的班級是女生班，上課時她們不會發出太多吵鬧聲，只是上課的時候常常說小話。眼神裡充滿著對世界的不信任，和我一樣懷疑一切。她們叛逆的壞名聲在老師之間流傳，我暗暗欣慰的聽其他老師一臉罪過的訴說她們偷藏保險套，不穿內衣勾引男同學做愛等等「淫亂」行徑。

她們大概是三班裡面我唯一能夠真正對話的對象，而且她們懂得聆聽。

有次上課我莫名提到詩。她們一臉困惑，用全身的表達力在問那是什麼，幾乎在墊子上坐成一個問號。

「詩就是⋯⋯像是你們會背的弟子規、心經那樣？但又比較美？」

「老師妳聽起來很不確定。」她們一臉錯愕。

「詩啊！英文是Poetry！Poetry你們知道吧？」我暗暗下定決心下堂課要不顧一切給她們讀詩。才剛想到一半，班上最難管教、反應最快的地朗馬上把話題帶到別處，開始討論學會英文想去哪個國家。

出乎我意料的，孩子們都說要去美國，他們跟著法師去美國巡演過，非常喜歡那裡，我忍不住問「那台灣呢？」，她們一陣沉默，地朗像是安慰我一樣回答：「台灣還好，要說中文，我討厭。」

「但是說中文不只能到台灣，還可以到很多地方⋯⋯」

「我比較喜歡美國，我要投胎成美國人。」地朗斬釘截鐵的打斷我。

那之後我心不在焉，她下定決心的聲音留在我的腦袋裡。我追問之後，她不斷說當賴索托人如何無聊如何不快樂，而當美國人又該如何快樂幸福。我只記得最後我叫她們在學校要認真學英文。

那天下午，我跟天讚解釋時鐘沒有壞掉，只是電池不見了，要等院長和主任同意之後拿給我。

「所以他還會復活嗎？」

我說會的，別擔心。他似乎鬆了一口氣。

隔了一個星期，我和他一起把電池放入時鐘，讓時間恢復，分針秒針開始出聲滴答，他站在我們好不容易挪動的桌子上慎重又快樂的把時鐘掛回去。

我們都好滿意的一直看時間，好像我們聯手重建了我們比其他人更需要的某種秩序。

忠孝東路走九遍

院長和主任不在院區，珍也和她們去出差了。孫老師非常興奮的提議要唱歌，成員是四個二十幾歲的女孩子，都是中文老師和志工老師。

她帶我們到教師宿舍一樓一間看起來久未使用的房間。她熟門熟路走入深處的小房間，裡頭像是小型的錄音室，許多設備擠在一起，鋪上防塵的黑布，還有個老式的電視螢幕。她一一把黑布拿開，我們幫忙擦拭音響設備。她迅速開啟音響、電視，把纏繞在一起的線接起來，拿出抽屜裡的歌本，熟悉的音樂響起。

我們關上門歡呼狂跳。彷彿在一個遙遠的內陸國中國又新建了一個幾坪大小的台灣，熱騰騰的九零年到兩千年代的懷舊金曲證明了我們自身和集體的歷史有所連結，證明了我們曾經是誰。

孫燕姿、飛兒樂團、周杰倫、王心凌、張棟樑、李聖傑、楊丞琳、蔡依林、林俊傑、張惠妹、徐佳瑩、張韶涵、梁靜茹⋯⋯看到這些人的名字連同他們的回響重新現身，有種不切實際又不可思議的感受。我們才在大佛堂過浴佛節，才跟孩子們說完阿彌陀佛，今日就沉浸靡靡之音，甚至深知這才是我們的本色。

Kim突然跳出來，「但我只會唱粵語歌！」

金屬般清晰的發聲響徹房間。她孤身一人召喚她屬於她的迴響，我們為她鼓掌。她的召喚久久不歇。我擅自替她點了一首〈海闊天空〉，她無奈說好啦可以為我唱，「這是我爸的歌才對。」前奏響起時，她忍不住多說一句。

幾個女孩子隨意尖叫助興，我突然感受到三毛筆下的撒哈拉風情，電力不足的的昏黃燈泡下有種快活浪漫正在發生。

我又趁亂偷偷點了伍佰和動力火車。

大學時我在台北街頭鎮日遊蕩，在捷運忠孝復興和忠孝敦化之間來回走動，自以為應景的聽著〈忠孝東路走九遍〉。其實我沒有和誰的回憶，我的初戀閃電開始閃電結束，我們甚至沒有一起搭捷運到東區過。當我在這幾坪大小的賴索托的房間裡唱著這首歌的時候，我卻把包含一小段失戀的整個台北召喚回來了。

一間又一間的服飾店、酒吧、永無止盡的社交活動，每個失眠的晚上看不完的電影和一個人走不完的河濱公園⋯⋯不只是忠孝東路，還有寬闊的和平東路和羅斯福路，以及窄小擁擠的師大路。我在路與路的交叉口等待紅綠燈，總會在長長的斑馬線上遇上個什麼人，我被他們的故事帶走然後夜晚又一個人走回家，每天不斷往復。

我受夠人群，受夠我必須費心穿梭自尋出路的每一天，千里迢迢跑來賴索托呼吸，我卻還在唱走來走去永遠走不完的忠孝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