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開場白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讀來真是有趣和令人感慨。我按自己的閱讀記憶展開搜尋，這句話與森鷗外的兒子----森於菟，其〈鷗外的健康狀況與死亡〉這篇回憶文章中，頗為相似並涵蓋所有家庭的無奈。森於菟這樣寫道：
「昭和二十九年七月九日，適逢父親（森鷗外）三十三週年忌日，於東京市本鄉區駒込千駄木町二十一番地的宅邸舊址——此處自明治二十五年八月十日觀潮樓落成之日，直至大正十一年七月九日父終焉之日，皆為他的居所——由永井荷風先生揮毫題寫的「沙羅之木（沙羅雙樹）」詩碑就此揭幕。當日清晨，東京廣播與日本文化兩家電台相繼播出了我的談話。數日前，這兩家電台相繼邀約我談點父親的往事，我分別前往電台錄製了大約十分鐘的訪談。其中一段內容闡述我對父親終生健康狀況的觀察，訪談重點在於：「鷗外的死因並非如世人普遍所信，僅是萎縮性腎病所致。雖然腎臟確有病變，但未達直接致死的程度，真正主因在於肺結核——那自壯年時期便潛伏多年的結核病灶，直至晚年才再度活躍起來。」
如上所述，將此段內容摘錄置於篇首的寫法，雖是醫學論文等領域常見的手法，但這並非刻意隱瞞，而是直至此刻我才全然知曉。忠實記錄父親事蹟的幼弟森潤三郎，同樣未曾知曉真相，因此後續傳記中的謬誤，皆可說由此而起。向我道出此事的是父親臨終時的主治醫師額田晉博士。這位曾任東邦大學醫學院院長（現任校長）的額田晉博士，是我終戰（二戰）後自台灣返國任職時所服務的機構主管。他不僅是父親終生的摯友，更娶了託付遺書給賀古鶴所翁（已故）的愛侄女為妻。賀古先生在病危之際，說服了堅持不願就醫的父親，最終父親同意僅讓額田醫師診治。這位額田先生正是我自獨協中學的同窗，東大畢業未滿十年的年輕內科醫師，與賀古先生同為父親摯友青山胤通博士門下的傑出弟子。父親最終日記《委蛇錄》大正11年（1922年）壬戌六月條項記載：「二十九日。星期四。（在家）第十五日。額田晉來診。」此即指這件事。自翌日起由吉田增藏代筆記錄直至七月五日，父親於九日去世。
我成為東邦大學教授那年，記得是暑假前夕，額田先生開頭就以「我一直想找機會告訴你」說道：「鷗外先生從不讓任何醫師看他的身體或體液。唯獨允許我來檢查，結果尿液中明顯呈現嚴重萎縮腎的徵兆。但更令人震驚的是，他的痰液——經顯微鏡檢驗，其中滿佈結核菌，宛如純培養的菌株。當時鷗外先生對我說：『想必你已明白一切，唯獨此事請勿外傳，孩子們尚年幼。』 因此，在兩項病症中，我以腎臟問題為主撰寫診斷書，因此知曉真相者應僅有我、賀古翁，以及鷗外先生的妹婿小金井良精博士。不過，當我詢問夫人日常狀況時，她提及鷗外先生早已開始蒐集帶痰的紙張，親自到庭院角落焚燒，由此推測夫人或許早已察覺異狀。」（譯注：小說家梶井基次郎的短篇小說〈冬日〉就有對肺結核病患的描寫：入冬後，阿堯的肺開始隱隱作痛。在他的租屋處，庭院井邊灰泥牆上堆積著落葉，他發現洗臉時吐出的痰液，已從黃綠色轉為暗淡的血色，有時竟會迸現驚人的鮮紅。當他離開二樓四疊半的租屋時，女房東晨間的洗衣早已結束，灰泥牆也乾透了。因此，落在那裡的痰即使澆水也無法洗去。於是，他像撿拾金魚仔般地將它移往排水管口。對他來說，即便見到帶血的痰，他已不再感到任何刺激了。然而，不知為何，他總是凝視著那團在冷冽空氣中格外鮮明的色痰。）
這句「母親或許知道」的話，我也曾有過同樣的念頭。當年，我在柏林租屋處收到的電報，正是小金井姑丈發來的，用羅馬字寫著「林太郎腎臟病安詳離世，勿返家」。兩年後，我歸國詢問母親當時情況，並商討後續事宜時，向來直言不諱的母親竟說：「爸爸（指父親，幼弟妹等稱呼）是萎縮性腎病死去的，這話並非事實。其實是肺結核。是你親生母親傳染給他的。」不過，這番話因於當時我與繼母之間的悲哀關係，我難以坦然接受，反而心生不快地選擇沉默以對。此後小金井姑媽也未曾提及此事，而當時曾照護父親病榻的畠山小惠女士（即〈金毘羅〉中描繪的小惠女士）常來探訪，我便趁機詢問父親病況，她卻只說：「他從未呻吟過一句痛苦，只是偶爾雙手按著腰部皺起眉頭。」她如此回答，顯得渾然不知內情。因此，我只能相信主治醫師的說法，對於當年對母親真摯話語的反感，如今深感慚愧不已。」
（附記：這篇文章後續尚有6千字左右，將與前文一併收錄於預定明年出版的隨筆集《一千冊的隨想》）
延伸閱讀：
森 於莬《父親としての森鷗外（筑摩書房，1990年1月30日 初版第13刷）
三好行雄《鷗外と漱石：明治のエートス（力富書房，198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