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隆電子（2458）對奕力科技（6962）的專利侵權案（114年度民專訴字第34號），因為義隆電子近日的一篇新聞稿，凸顯台灣專利訴訟制度的落後。原告竟能在未經被告同意下，單方面撤回以I425402為基礎的訴訟，並迅速轉而主張I380207侵權，這種操作不僅打亂被告防禦節奏，更暴露制度允許原告濫用訴訟作為騷擾工具的漏洞。以我們對此兩件專利以及牽涉技術的理解，其實更像是義隆在起訴後才發現用錯了專利，對方的產品不會對I425402構成侵權，所以抽換了另外一篇專利進來。在我國民事訴訟法框架下，此類撤回看似程序正當，實則可能成為大廠壓制中小競爭者的利器，亟需檢討改革。
台灣民事訴訟法第262條明定，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也就是說在言詞辯論之前，法院僅需確認程序要件即准許。此規定源於傳統民事訴訟的「處分權」原則，旨在保障當事人訴訟自主，但應用於專利侵權案時，卻忽略技術糾紛的複雜性。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處理專利案時，原告可憑新發現「證據」如被告提供的晶片資料，隨時調整策略，撤回舊案再起新訴，正如義隆於2025年12月17日公告所示。 被告雖可抗辯專利無效，但須同時應對行政舉發與民事程序的二元審查，耗時耗力。
這種單方撤回權力過大，導致被告陷入被動。譬如，奕力科技原為I425402案準備防禦，卻突遭撤回，還須另外啟動對I380207的應對，律師費、技術分析成本已然沉沒。實務上，查不到法院會有意介入審查撤回動機，看起來僅是形式核准，這就形同縱容原告「試探性訴訟」：先以一專利發動攻勢，觀察被告反應，再換專利續戰。此非單一事件，過去專利糾紛中，也有原告以此程序拖延競爭對手產品上市時程的案例。
客觀上，允許原告任意撤訴無異於制度性弱點，這與原告本身是否善意的主觀無關，可被惡意利用為商業騷擾手段。大廠如義隆，憑藉20年觸控IC經驗與專利壁壘，可發動多波訴訟，迫使奕力承受高額訴訟成本，甚至影響融資與市場信心。 被告雖得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主張專利無效，但法院僅能「自為判斷」而不撤銷權利，真正無效需另走行政舉發，程序就會很冗長，再短也要2-3年。 若原告反覆撤回另行主張，則被告永無喘息，淪為「訴訟疲勞戰」犧牲品。
另外，智慧財產法院多起判決結果顯示，確認法院無權阻卻原告撤回，即使被告已提無效抗辯，法院仍然准許原告撤回專利主張。我認為訴訟法此設計在專利訴訟案中是亟需修正的，這個設計忽略了專利案的公共利益：專利應促進創新，非供私人武器。
看看其他的國家，比如美國，若被告已提交答辯（answer），那麼原告就無法單方面撤回整個訴訟，必須取得被告同意簽署「撤回協議書」（stipulation of dismissal）或向法院動議自願撤回（motion for voluntary dismissal），法院會裁量是否准許，通常考量被告已花費成本與訴訟進度，且原告須證明「善意撤回」，並可能課予原告應補償被告費用；歐盟亦有反SLAPP（策略性訴訟對抗公共參與）機制，針對跨境民事商業案件中明顯無根據的SLAPP訴訟，提供程序保障，防範專利權人濫訴。 台灣卻無類似保障，中小被告易被大廠「訴到破產」。
更重要的是，此制度落後不僅損害被告的客觀權益，更可能對產業與創新產生負面衝擊，扭曲台灣新創技術產業生態，並且損害智慧財產法領域的發展。比如本案，觸控晶片市場競爭激烈，義隆與奕力同屬電容式技術領域，原告撤訴再訴，等同延緩被告產品上市，間接壟斷市場份額。長期來看，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就是一種無形的詛咒，隨時可能會被大廠拿出來貼，阻礙市場發展。
而且在這種狀況下，被告回擊途徑是非常有限的，雖可提不正競爭或惡意訴訟，但被告要舉證原告「無誠意」極難，法院傾向支持權利行使。 奕力至今尚未公開回應，可觀察後續他們會提出什麼主張。
如果我們可以修法引進「撤回門檻」：比如在專利侵權案中，原告撤回須經法院審查動機，並強制支付被告合理費用，如律師費與專家證人報酬。又或者是「反濫訴禁制令」的設置，比如若原告一年內對相同被告提告三案以上，須預繳若干擔保金等等設置。類似這樣的制度改進，就能調和原告與被告之間的訴訟攻防權利。
正好讀到義隆案相關新聞，見此冰山一角，觸發了這些年的一些工作心得，希望我們的制度可以逐漸進步，尤其是電子科技在台灣乃至於世界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有好的智慧財產權法與法律圈環境搭配，才能走得更長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