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滿清士人尼瑪查七十一記述回疆伊斯蘭教時，他既沒有把它稱為伊斯蘭，也沒有意識到穆罕默德的存在，相反地，尼瑪查七十一將其誤認成佛教的一支。
從尼瑪查七十一的描述來看，尼瑪查七十一其實清楚知道，伊斯蘭在眾多細節上，與中國佛教有非常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依然很堅持地將伊斯蘭寫成「佛教之糟粕」，言下之意，非常厭憎中亞的伊斯蘭。尼瑪查七十一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誤解，除了錯誤地把中亞流行佛教的歷史記憶，與十八世紀伊斯蘭主流的現實連結在一起外，從其著作中看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目標其實與中亞伊斯蘭無關，而是在回應清士人佛釋道三教合一的問題。
先前曾經在講利瑪竇時談過，雖然明清士人間，將佛、道、儒三者兼容的想法非常流行，但始終存在一群焦慮儒學正統的士人，對佛老口誅筆伐，想要確保儒學的純淨性。尼瑪查七十一看來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明明中亞文化與道教或道家幾乎無關，尼瑪查七十一還要藉機在著作中抨擊道，他親眼所見，（他認為）中亞無聖人卻紛亂不止，證明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都是胡話。
而釋迦摩尼雖然慈悲為懷，中亞除了伊斯蘭這個他眼中奇怪的變體外，無人信服其說，而清士大夫信奉佛教者，卻所在多有，尼瑪查七十一覺得這難道不是反常現象嗎？
這些完全脫離十八世紀中亞脈絡的指陳，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尼瑪查七十一的描述帶有相當沉重的有色眼鏡，與其說是在寫中亞，不如說是在寫某些漢文世界中他抱有不滿的現象。
這種「借彼諷己」的做法，也非古漢文世界獨有。
若我們把時間倒轉一千多年，來到西方的羅馬帝國，一個叫塔西陀的大文學家，以日耳曼人為主題，寫了名為《日耳曼尼亞志》的著作。
這部書一方面作為「第一本描寫古日耳曼人的專著」，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老早史學家就已經發現，塔西陀也是「有所為而為」，《日耳曼尼亞志》的目的相比起寫日耳曼人，更像是把日耳曼人理想化成某一種典型，用來諷喻當時的羅馬社會。
《日耳曼尼亞志》也就成為「高貴的野蠻人」文類的原始型態之一。簡單來說，就是把著者眼中的非文明社會理想化，用以形成（腐敗的）文明社會之對比。
所以，在解讀史料的時候，需要留意的是，史料都是或多或少反映出作者自己的樣子。有的時候像尼瑪查七十一、或是塔西陀那樣，作者對自身社會的關心遠超過筆下的描寫對象，那也是所在多有。作品都是作者本人的鏡子。
同樣地，當我們在面對當代社會的各類議題時，其實也可以想一下，某人的意見（乃至於自己的意見），究竟是真的對這些議題關心，還是其實是不由自主地把問題投射到某個與該議題不相干、卻更牽涉到自己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