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與重點整理—《德國與中華民國》之二

第二章：德國與中國關係的重新開始

第一部分 戰後的德國

1. 德國陸軍遭到縮編：
凡爾賽條約嚴格限制了德國軍隊的規模，這導致大量的專業軍官被解雇。這有兩個結果，其一是新德國陸軍汰弱留強，組織人力反而得到精實，其二是大量專業軍官失業，亟需找尋可以符合其專業的工作。
2. 德國工業界獲利被限制：凡爾賽條約還限制了德國大型企業的獲利，更應該說是限制其可以從戰爭獲利的成分。這導致德國工業保留的都是精華的頭腦，而將大量生產與加工的部分，轉到不受條約影響，或是願意合作的國家去。
3. 戰後的德國軍事機器依然受到肯定：德國的戰敗是政治因素，而非是軍事機器在戰場上失敗。這一點受到世界各國的肯定，而在蘇俄、南美洲、亞洲各地，失業的德國軍官擔任教官，以及組織這些國家軍事力量的關鍵角色。德國的工業界則外銷或走私大量的武器與工業設備到外國，專業技術員則在外國協助設立工廠。
4. 沒有特權的優勢：若說強大國力是帝國主義的後盾，那麼戰敗後的德國則喪失了一切特權。但失去特權卻象徵了德國將不會輸出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而仍然保有專業能力的軍官與工業界人士，則成為外國工業近代化、軍事現代化的搶手對象。沒有特權的德國人，受到了其他國家更為友善的待遇。
5. 在中國的準備：上述的問題，德國並沒有特別喜歡中國，而是任何有可能的市場，都成為德國的對象。退役的軍官以平民身分協助外國建造軍隊，規避了凡爾賽條約的限制，中國在袁世凱後陷入軍閥割據的年代，內戰頻仍的事實，使得中國成為軍火的大買家。德國在1920年以前，少數軍官與具有冒險心的產業人士，已經前進中國找尋機會，而且一樣受歡迎。這些軟實力的表現，將在中國權力逐漸集中到國民政府後，慢慢開花結果。

第二部分 ：孫文的影響

1. 身後比身前影響大：孫中山在身前的影響力不大，甚至是一個失敗的政治家。但在1927年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中國後，被尊為國父的孫中山的遺訓成為不可侵犯的教條。
2. 具有預見性的發展策略：孫中山提供的國家發展方向，也許是具有幻想性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其文膽與智囊幫忙提供資料的，但就結果來說，實業計畫中的中國發展大綱，是非常需要外國援助。理由就在於，實業計畫的工業發展，需要外國的資金與技術，而這些可以用中國廣大為開發的原物料來交換。另一方面，孫中山認為，戰爭結束後，歐美的戰爭工業將轉為民用，工業產品將會過剩，中國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可以消化過剩的歐美工業產品，其借貸消費的部分則可以用原物料來償還。至少，後見之明來看，他的猜想是對的。
3. 政治哲學的相似：孫中山在大英博物館的閱讀經驗，將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融入民生主義中。孫中山認為，德國的高度工業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的特徵，但俾斯麥提供救濟金、保險，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良面。他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原則上與民生主義提倡的相同。（註：沒念過民生主義的讀者，可以去找來翻翻就懂了。）
4. 孫中山親德的積極性：與其說孫中山聯俄容共，不如說是親德路線沒有具體成果的轉向，這肇因德國外交部，在一戰後要保持遠東穩定的想法，不希望招致日本的反感與違反凡爾賽和約。但已經成為平民的德國軍官則不見得這麼想，現實的經濟因素則促使德國軍官在牽線下前往中國受聘。由於1925年孫中山就逝世，所以我們無從得知，其聯俄路線是不是純係權宜之計，但至少直到他死前，追求與德國合作的努力從未間斷過。其留下的最大思想遺產就是，德國是可以協助中國進步的強國，且無須擔心德國會帶來帝國主義。這一點影響後來繼任的蔣介石，應無疑問。

第三部分 ：現實的限制與機會

1. 德外交部的保守：德國軍方與產業界，名義上被凡爾賽和約限制，但實際上只是表面，實際上的人員與技術都以平民身分，共和國制度無法阻止這些人的個別行動。但外交部則不一樣，由於中國與日本有衝突，且日本是凡爾賽和約的締約國，外交部深怕過度介入中國的內戰與軍事重建，會受到國際制裁。
2. 中國內戰的風險：如果說軍火可以交戰雙方都賣，那麼工廠投資可不行。德國軍工業可以把武器賣給中國交戰的軍閥雙方，但銀行與產業界的投資，則會因為戰爭而破壞，這是德國銀行業對於前進中國非常謹慎的原因，但沒有了銀行作為資金來源，任何的工業投資風險都太大。這些風險，要到國民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後，才能得到基本保障。
3. 限制下的機會：限制越多，就代表投資的回報越大，即便風險是高的，仍然可以吸引德國具有冒險精神的人參與。這些德國冒險家在工業上與軍事上積極參與，再加上德國馬克爆跌後，出口中國的競爭力大增，使得以私人身分在中國活動的人增加。這些人也許沒有具體實現一些計畫，但卻打下了之後國民黨統一後的合作基礎。

簡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