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行翁嘉銘

翁嘉銘，筆名瘦菊子，朋友喚他翁翁，認識他的人大抵一半是讀他的棒球評論，另一半讀他的中文流行樂評，箇中偶有重疊。二○一七年十一月初，他赴學校開會，突然心肌梗塞，學生飛車送他去醫院，他撐到醫院門口才倒下。臥床插管二十多天，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辭世，享年五十五歲。

許多朋友和他一起熬過夜喝過酒，而我沒有。許多朋友曾和他剖心深談，我也沒有。認識翁嘉銘二十幾年了，竟然從來沒有一起喝過酒，總覺得還不夠資格自稱「他的朋友」。不過每次遇見，他總是露出招牌的溫厚的微笑，跳過客套話場面話，逕自認認真真說起他最近在想的一個什麼事情，或者問問我對他打算寫的某個題目的看法。這樣子，我應該仍然可以算是他的朋友吧。

在他昏迷的這段時間，我曾偷偷想：萬一，他就這樣一直一直睡下去，只能靠儀器維持性命，會是他要的人生終局嗎？大概不是吧。我想，很多朋友聽到他辭世的消息，腦中大概都會浮現這麼一幅畫面：告別病苦的翁嘉銘，終於可以扔掉那副拐杖，在另一個世界做他一輩子都在嚮往的事，盡情在球場奔跑，盡情在演唱會現場跳舞了。

翁嘉銘是小兒痲痺患者，腿腳不方便。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去年年底的「簡單生活節」。中國搖滾歌手張楚初次來台表演，唱罷，我和翁嘉銘一塊兒摸黑踩過高高低低的草皮，鑽到後台找他聊天。翁嘉銘和張楚開心聊了一陣北京舊事──他曾在九十年代初和北京搖滾圈那些傳奇神級音樂人混過一段時間，見證了那個集體能量爆噴的黃金時代。離開的時候，仍是踩著高高低低的草皮，我和另外一位朋友一左一右陪著他，冷不防拐杖一滑，還是摔了一下。我們趕緊把他攙起來，他嘴裡說沒事，表情卻有幾分狼狽。我到現在還在後悔那天沒能扶好他。

翁嘉銘寫球評，寫樂評，文氣往往帶著三分天真，用情很深，卻有紮實的功底，不繞，不虛。他也寫詩，有幾首還被譜成了歌。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在《中時晚報》和《聯合文學》寫流行音樂專欄，那年頭唱片工業和傳統媒體景氣都很旺，台灣社會還在「後解嚴」的「大啟蒙、大冒險」狀態，翁嘉銘嘗試用文化人視野寫流行音樂，正好回應了那樣的社會需求，也讓許多做音樂的人初次感受到：原來自己做的事情是值得認真論述的，是有超乎娛樂事業的意義的。

後來我在大學時代初次嘗試從社會歷史角度評寫流行樂，發起《台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專書企劃，多少都得謝謝翁嘉銘鋪下的路。

他出過幾本書，可惜幾乎都絕版了。他一九九二年的《從羅大佑到崔健──當代流行音樂的軌跡》，是我初次讀到深入評析中文流行樂的專書，也讓我初次知道「樂評人」這個身分在中文世界竟然也能存在。書裡有當時三十歲的作者自我介紹：

「他的情緒多變化，像台灣的流行歌一樣，常處在半夢半醒之間，但通常讓人覺得他很快樂……他愛唱歌，所以寫流行歌曲專欄。他愛看棒球，所以用筆名『瘦菊子』寫棒球專欄。還愛打電動、愛看電影、愛喝酒、愛女人……，不知道以後自己要幹什麼，可能是愛得太多。」

你看，他浪漫得近乎濫情，並且心思單純如少年。終其一生，他都是這樣。或許正因如此，大家都願意疼他。

他在東岸有好多原住民朋友，有玩音樂的，也有打棒球的。「角頭唱片」不少原住民專輯的附文都是他寫的，那些長篇的帶著抒情口吻的紀實散文，字裡行間都是款款深情。他在部落總是放心喝醉，都是他的家人，都會接住他。可以想像他是怎樣一面被大家調侃著，一面被好好地疼惜，照顧。

翁嘉銘一直都窮，很長時間的收入全靠零星稿費演講費，他曾經透露自己月入往往不足萬元。朋友擔心他營養不良，輪流約他吃飯，也讓獨居的他有機會多多出門走動。他身體一直不好，前幾年生過一場幾乎送命的大病，醫囑嚴令禁酒，但他常常偷喝，每次講起來還一臉頑皮的笑。後來他摔跤跌斷了腿，更不方便出門了。朋友湊了錢替他修繕住處，多少讓他生活方便一些。他的這一生，愛情或許抱憾，但確實結交了許多仗義有愛的好友。

儘管身體不好，日子過得左支右絀，我從沒見他為難別人，從沒見他擺過臉色。他總是在微笑，溫溫地笑──連他斷腿住院，朋友在病房替他拍的照片，也仍然是瞇著眼笑。彷彿面臨再大的災厄，這樣淡淡一笑，事情都沒那麼嚴重了。

最近幾年，他在大學開了流行音樂相關的課程。兼任的鐘點費不會多，但他和年輕人在一起非常快樂──他是在他的學生面前倒下的。也就是說，他是以老師的身分堅持到最後一刻的。這樣的告別方式，我想他應該會覺得合宜吧。

再也見不到他拄著拐杖溫溫笑著打招呼的身影了。再也沒有機會邀他來上廣播節目聊原住民音樂，聊台灣歌史，聊北京搖滾了。然而此刻閉上眼睛，我仍能聽到他講話的聲音，那是一個很適合在廣播節目說故事的聲音。我也會記得他的笑容──那遭受了多少摧折，依然寬厚，慷慨，溫柔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