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車轟轟的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
-張愛玲《餘燼錄》
2019年6月起,香港爆發多次大型的警民衝突事件及佔領行動,並演變成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沒有暴動,只有暴政」、「解散警隊,刻不容緩」、「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為口號的一系列政治抗爭運動。2019年11月11日黎明行動,是2019年11月11日香港市民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自發的集會及佔領街道運動。當中包括「三罷」 (罷工、罷課、罷市)。(維基百科)
對我而言,這是很有意義的一次進場與佈展,這是一個時代的巨輪,而我們就在當下見證了歷史。
主視覺運用具香港特色的招牌書法字、稿紙、霓虹招牌設計和能反映時代感的老照片進行視覺設計,體現具香港風格的視覺語彙。將稿紙格線和香港公屋重新進行組構,描繪出由現實與文學所構築的城市景色。選用置身於高樓大廈之中,遙望天際的視角,表現香港特殊的場域空間感,亦企圖傳達過往文學家在此地的所寫所累也是另一道鮮活迷人、值得細細品味的文化景像。
「追憶我城:香港文學年華」展覽,在2020年1月17日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正式開幕,當時以香港文學為敘事架構,延伸議題為早期香港文學、嚴肅文學、通俗文學、近代文學以及香港文化、書店特色等。也因此展覽大略區分為「顛沛流離,現韶光」、「左右爭言,造現代」、「消閒潮流,見情俠」、「不安迷城,尋認同」及「臺灣香港,島連島」。
在入口意象作出香港前導,包含獨特的霓虹燈與老式招牌書寫體,先引領走進香港意象,仿造港式茶餐廳的櫃台是不是讓人一秒到香港的感覺呢 ? 還有考究餐廳內用的桌椅,以及在維多利亞港口邊大排檔的桌椅,在一進場的天花板吊掛著文學字句,開始導引觀者走進香港文學的世界。
當你進入第一區的時候顏色上運用比較嚴肅但又不是灰暗的綠色帶入了一種冷戰時期下的文學發展氛圍,轉到第二區同時聽到羅大佑的皇后大道歌曲響起,在古典建築窗框獨特格狀貼入香港過往懷舊街景,彷彿穿越時光走進皇后大道,接著在通俗文學運動對比色彩(鮮豔綠橘等豐富視覺的感光),帶你走入文學最鼎盛也最發達的時期。在第四區轉而到對於未來的迷茫與焦慮。這時候的香港,自我意識開始萌芽,對於身分的認同與探索開始有了與以往文學不同的著作出現。
事實上,在當下的環境,盡量可能把議題帶到文學上而不是紛擾的現局討論,接著才是講述了臺灣與香港至始至終都還是有共感,也特別讓人對於香港過往更加珍惜與感概。
感想:從參與佈展到觀看別人參觀展覽後的文章分享,覺得這場展覽是有意義的存在,對於策劃館方與團隊展覽的慎密思考,展覽規劃,投入熱情等都是滋養成長的因子,尤其是聽聞為了幫助我們收集香港文學封面,讓展覽視覺得以成型的香港大學生,熱情支持台灣這次展覽四處奔走圖書館與各大可以拍攝的館所,不畏懼當局當時打壓下的壓力,懷著感動,感謝的心情,至今依舊深深影響著我。 以下是展覽文字(一直到今日還是想要把文字保留下來,對於展覽更有興趣的人,可以收藏圖錄在最下方有網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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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沛流離,現韶光
清朝末年起,中國大陸上一波接一波的戰亂,使香港這座島嶼不停承載著逃亡與驚心動魄,也不斷接納南來的文化滋養與衝擊。
南來作家以自己的姿態凝視香江,有的選擇留下,有的再度離開,然而島嶼作為見證者,未曾抹滅那些留下的足跡,化為培育文學發展的養分,與島上的作家們共寫華麗且蒼涼的一頁。
島上曙光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
──張愛玲〈燼餘錄〉(1944)
香港開埠初期,部分文人離開家鄉、來到香江,或吟詠風物,或如王韜辦報立言,成為島上的一絲文藝韶光。
辛亥革命後,中國內戰頻仍,加上新文化席捲中國,晚清遺老多隱居香港,唯獨海角一隅仍尊儒祭孔。1920年代中期,香港新文學萌芽,香港新文藝與西方文化、中國古典文學並存,形成混雜且獨特的華文文化空間。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大批文化人自中國逃難香島,提倡抗戰文藝。1941年香港淪陷,文化人自港撤退,部分留港作家或被監禁或忍辱持續寫作,篇篇墨跡成為異族統治下的血淚見證。
戰後英國重新接管殖民地,左翼文化人因中國內戰,再次暫居香港,一邊宣揚左翼思想,一邊觀望政治局勢發展。這時的香港文壇一方面充滿鮮明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卻也出現一批精彩的寫實主義小說,為戰後香港社會和底層小人物留下珍貴的時代記錄。
左右爭言,造現代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改轍,臺灣和中共隔著海峽對峙,香港成為相對開放的空間,容納各種意識形態競逐,香港文學也因此博雜豐富。
然而,冷戰架構下的香港為「自由世界」前哨,與「共產世界」隔岸相對,文學難免受政治左右,社會也因而留下傷痕。香港開放的空間卻也成為她的優勢,現代文藝思潮的引入、生成與交流,影響力遍及臺灣乃至東南亞各地,展示香港文藝軟實力。
冷戰下的熱門
這是陰差陽錯的年代;這是將錯就錯的年代。
──陳慧〈日光之下〉(2016)
1949年中國大陸易幟之際,大量自由思想文人南來香江。雖大多以過客心態寓居於此,但久而久之,他鄉變故鄉,開始對這座城市有所寄託。另一方面,香港出生的本地作家筆耕不輟地抒寫家園,充滿對地方的眷戀。本地與外來共同在此經營文學生命。
相較於臺灣和中國政治上的壁壘分明,1950年代的香港因特殊的殖民地身分,得以維持相對開放的文藝空間,成為各種意識形態競逐之地。各種政治力量在背後資助文化事業,各類刊物如雨後春筍,儘管左、右立場不同,但為香港提供了豐富的文藝發表園地,造就熱鬧紛雜的文學景象。1967年「六七暴動」以後,殖民地政府調整管治政策,加強大眾對城市的認同,港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分,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外,另覓本土文化生成的可能性,進一步催生香港本土意識的萌芽。
本土、左翼、反共、難民等書寫共處一室,共構成獨特的香港文化生態。作家徐訏的詩句「冷戰下的熱門」,恰能巧妙道出1950至60年代冷戰背景下香港文壇卻能繁花盛開之景。
現代主義風景
我死就是死了。那班人還在談論與研究甚麼呢?在談論研究我的空虛的快樂嗎?──崑南《地的門》(1961)
1956年馬朗創辦現代主義刊物《文藝新潮》,成為香港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先行者。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現代主義浪潮席捲香港,出現許多現代主義詩作、詩論及小說創作,轉向內心世界的探索。
在《文藝新潮》、《香港時報》副刊「淺水灣」和《好望角》等現代主義刊物蔚然成風的同時,臺灣幾本重要的現代主義刊物如《現代詩》和《創世紀》等也遙相呼應。這些刊物不僅分別是臺、港現代主義作家的重要園地,彼此亦有頻繁的相互交流,對當時臺、港兩地的現代主義發展影響甚深。
儘管臺、港現代主義發展與興盛的成因不盡相同,但兩地文人的互動、作品的交流,確實使現代主義風潮成為兩地當時一道至為壯觀且具代表性的文學風景。
消閒潮流,見情俠
1950至1960年代的香港,除了嚴肅文學興盛之外,也可說是通俗文學發展最蓬勃的時期。三毫子形式、三及第文體、言情與武俠等文類,各種書籍與報刊百花齊放,令人目不暇給。
然而,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絕非截然二分,報刊連載常可見二者交雜,亦有作家兩者兼顧,雅俗非壁壘分明,往往更相輔相成。通俗文學的廣受歡迎,加上影劇的改編,讓文學以另一種形式深入大眾生活,甚至影響整個中華文化的發展,影響力不容小覷。
過客嘆世界
世事大多如此,利之所在,不顧一切,話人起尾注者,自己有時亦起人尾注。
──經紀拉《經紀日記》(1947)
1950年代大量移民湧入香港,對娛樂消閒的需求大增,也將通俗文學的興盛推向高峰。此時香港通俗文學的特色為「三及第文體」和「三毫子小說」盛行。前者指創作的行文間參雜了白話、文言和粵語,形成貼近本地生活的文體,大受讀者歡迎;後者則指雜誌報社出版各種通俗題材的單行本中篇小說,三毫錢一本,短小輕薄之外,配以時髦的封面,將文藝與摩登結合,不僅成功抓住大眾口味造成流行,也造就不少名噪一時的作家。
從早期的南音和木魚歌等,由文人雅士寫給青樓伎者誦唱,到後來出現的連載小說潮,各種愛情、偵探題材加入。通俗文學內容的千姿百態,多反映香港浮華嫵媚、言情纏綿的一面,其中不少作品更改編為電影、戲劇或廣播,引領都市文化風潮,過客藉此嘆世界,也開啟我們閱讀香港的另一扇窗。
武俠夢天地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會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金庸《笑傲江湖》(1967)
1954年1月因一場白鶴與太極兩派的擂台比武,引發梁羽生撰寫〈龍虎鬥京華〉;1955年金庸開始連載〈書劍恩仇錄〉,新派武俠小說從此大受歡迎。武俠小說融合豐富的中國文化素材,亦將儒、道、佛思想結合高深莫測的武功招式,小說中的各路俠客過招,幻化成一個讀者理想中的俠義天地。
無論是以古喻今的寓意,或是俠義兼具的英雄典型,其中蘊藏的文化意涵與想像力,是武俠小說廣受喜愛的重要原因。武俠精神不僅深深影響全球華人,更直接影響香港戲劇、電影的發展,作品一再改拍,人氣迄今不墜。武俠小說可說是香港通俗文學重要的代表類型之一。
不安迷城,尋認同
1970年代起,香港本土意識逐漸萌芽。進入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浮上檯面,各種立場與論調競逐,歷史、文化、身分成為熱門關鍵詞,卻拂不去「我城」前方的霧色。
縱使「回歸」已成過去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仍再次畫下一道死線,被時間追趕、壓縮似乎成為香港人的常態。世界的一切在急速變化,文學亦然,對壘與保護主義盛行,何嘗不是一種新冷戰的成形,城市與作家如何自我安放,成為當前重要課題。
「我城」及其他
你把身分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
──西西《我城》(1975)
1970年代以後,戰後土生土長的一代逐漸成為香港社會的新興力量,「以此地為家」的香港意識開始萌芽,本土作家開始思索自身的處境並關懷城市社會的現實。
1984年中英結束香港前途談判、發表「聯合聲明」,香港正式進入主權移交的過渡期,各界爭相就香港的歷史、文化、身分發言,香港作家分別以「浮城」、「失城」、「狂城」或「傷城」命名「我城」,顯示對前途的焦慮不安,以及對未來的諸多想像。
九七之前的香港瀰漫各種論調,香港作家也不斷書寫小故事以對抗國家的大論述,提醒我們單一的歷史敘述不可盡信,也不存在單純、唯一的閱讀方式,香港故事的多重版本,反而讓我們更清楚看見這個城市的紋理。
未來往哪去?
那時,我們才發現,原來一直把人們束縛起來的,並不是注視或言論,而是某種早已被視為尋常的習慣。
──韓麗珠《縫身》(2010)
九七過後,香港前途暫時塵埃落定,作家陳冠中以「什麼都沒有發生」反襯社會的種種激情和紛擾,但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並非真的「什麼都沒有發生」。面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隨著時間不斷向前邁步,香港人仍持續反覆思考城市的各種問題。
在時間和空間急速消逝、變化的城市,作家筆下的都市空間充滿異化的距離感,反映我城經濟掛帥、過度開發,海洋波滔不斷退縮成陸,唐樓舊屋不停讓位給玻璃帷幕,引起發展和保育的拉扯、新與舊的辯證;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孰重孰輕,或是如何在光譜的兩端之間尋覓一個位置安放自我、安頓幾代香港人。香港作家持續以書寫叩問香港的前途。
2047,五十年的期限,香港的未來往哪去?
臺灣香港,島連島
臺港兩地相距不遠,可惜對大多數臺灣民眾而言,香港文學仍是較為陌生的領域。
事實上,歷來無論是文人的穿梭來往,或是文藝期刊的引介,臺灣的視野中一直有香港文學的一席之地。除了了解香港文學在臺灣的足跡,透過親自閱讀,我們也將發現屬於自己的一冊香江。
香港文學在臺灣
這兩竿晾曬的衣服,鮮活、俗豔,還有點旁若無人,像是廣東話的勁道。我喜歡這種光天化日下的大剌剌,反映出理直氣壯的小市民生活。
──平路〈蘭桂坊一隅〉(2007)
從1950年代起,臺灣的文藝刊物便多次以專題引介香港文學,如《現代詩》、《現代文學》、《創世紀》、《文訊》、《聯合文學》、《幼獅文藝》等。還有一些從香港到臺灣讀書的學生後來成為作家,或是從中國大陸先到香港、再到臺灣定居的作家,又或者是臺灣作家曾到香港工作或定居者。文藝雜誌和文人作家的來往穿梭、文字筆耕成為臺港文學交流、相互影響的印記,留下香港文學在臺灣的足跡,也牽連起臺灣與香港兩座島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