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文館轉譯團】路那：教科書與文言文——淺談蘭記書局《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

會去翻看《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是因為林獻堂。閱讀《灌園先生日記》時，看到了以下的這段紀錄：

九時在圖書室教瑞珠、惠娥、玉樓、阿甘、春眉、阿換、寶雲、玉秀、阿雪、月娥讀高級漢文讀本〈福爾摩斯〉一課。

林獻堂與福爾摩斯？這可太超乎我的想像了。而由日記看來，林獻堂顯然還蠻喜歡福爾摩斯的——這本《高級漢文讀本》到底是何方神聖？編者是誰？他吸了什麼才把福爾摩斯放了進去？

答案並不困難。林獻堂讀的，是1930年由蘭記圖書部發行、上海中正書局印刷的《中學程度高級漢文讀本》（以下簡稱《漢文讀本》）。一套八本，〈福爾摩斯〉一課正是收錄在第八冊中。據丁希如對蘭記書局的研究，《漢文讀本》的發行，背後是當時心向「祖國」的臺灣新知識分子受到五四思潮的衝擊，欲改變臺灣漢文教育在傳統書房顯得食古不化，在學校中又備受打壓的舉措。1927年，蘭記書局的黃茂盛欲引入商務印書館《最新國文教科書》，卻遭到總督府沒收。於是他只好想方設法地自編一本不那麼「民國範」的讀本——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真的一點「民國範」也都沒有，那黃茂盛似乎又偏離了編纂《漢文讀本》的初衷。

那麼，蘭記版的《漢文讀本》裡，到底收錄了什麼樣的文章呢？翻閱的結果，大抵可以將之區分為以下數項：西洋小說節選（如〈盜肉案〉、〈福爾摩斯〉）、現代化事物介紹（〈汽船〉、〈童子軍〉）、古典散文（如黎庶昌〈卜來敦記〉、左宗棠〈與陶少雲書〉）、與當代臺灣漢文人的作品（如張淑子的〈賭博弊害論〉、張篁川的〈寵妾弊害論〉）等，選編的方向相當廣闊，就算在今日讀起來，一點也都不無聊。

那麼，當時臺灣公學校的漢文教科書又長得什麼樣子呢？隨手翻開1919年出版的《公學校用漢文讀本》第五冊，會發現比起蘭記版，公學校版的漢文讀本更偏重實用性（如〈討賬啓〉和〈答討賬啓〉），也有更多日本相關的內容（如〈貝原益軒〉、〈二宮尊德〉）。其在地化的方向，則偏向介紹（如〈臺灣名產〉），但並不選錄本地臺灣文人作品。

兩相比較下，蘭記版確實生動活潑不少。那麼，黃茂盛是怎麼做到的呢？答案也很簡單——他參考了商務印書館編行的教科書。

從出版時間來看，可供黃茂盛參考的，光就商務出版社就有兩個版本，那便是由國學家繆天綬主編的《新撰國文教科書》，與國學大師顧頡剛與新文學家葉紹鈞（即葉聖陶）主編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具體來說，黃茂盛到底參閱了哪一本（或哪些本）仍需要更詳細的考察，但若翻閱《新撰國文教科書》第四冊，會發現裡面有不少文章也在蘭記版《漢文讀本》中出現，如〈童子軍〉、〈讀書之法〉、〈賣花女〉、〈盜肉案〉等。當然，儘管選文有重疊之處，但黃茂盛並非照單全收，其選排方式仍有其匠心獨具之處。

那麼，這些編者又是以什麼樣的編輯原則來編輯教科書呢？

儘管在《新撰國文教科書》中，繆天綬並未提出編纂原則，但參看同年同一出版社出版，形式與內容都頗為相近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或許也能得到一些線索。《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在序言中，指出其選文宗旨是：

本書選擇宗旨，已具有真見解、真感情及真藝術者，不違反現代精神者為限，不規規於前人成例。

也正是在這樣的選擇標準下，身為推理小說的〈福爾摩斯〉才有機會進入教科書之中吧。由此發現，無論編者是誰，其立意都在「創新」而不囿於「前人成例」。那麼，什麼是他們都想跳脫的「前人成例」呢？

商務印書館刊登的教科書廣告，或許可以給我們一絲線索——在《新撰國文教科書》上，刊登了《小學校用純文言之新撰教科書》的廣告。廣告指出：

自學制革新後，小學課本改用語叢，然各地學校為適應環境之要求，仍多採用文言教本者。本館有鑑於此，特請富有編輯及教授經驗者，根據新學制小學課程綱要，用文言文編輯『新撰教科書』全份，以備採用。

顯然，全部採用文言文，而毫無白話選文的教科書，正是當時中國新知識份子亟欲跳脫的對象。他們不僅想加入本國作家的白話文，更野心勃勃地想藉此納入「世界」——如瑞典「拉綺洛孚」（Selma Lagerlöf，今譯塞爾瑪．拉格洛夫）、俄國「斯諦普魯克」（Stepniak）的小說中譯的節錄。身具國學大師與新文學家身份的編者群認為這樣的編輯原則，方可洗去舊有的教育沉痾。

黃茂盛正是觀察到了此點，才絞盡腦汁，讓蘭記版《漢文讀本》巧妙地重合了商務出版的「現代化」、「經典化」的編輯原則，並且花心思「在地化」，從而使得蘭記版《漢文讀本》自發行以降便暢銷熱賣，至戰後不墜。

此外，從上述的廣告中，不難發現，當時的中國其實也存在著「一綱多本」的現象——負責統一編纂中小學教科書的「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要到1933年才告成立。說起來，大師們各顯身手編纂的各種教科書，比起後來的單一定本，難道不是有趣得多嗎？

看完當時中國百花齊放的國語教科書出版狀況後，你是否會好奇，當時日本的漢文教科書又長得什麼樣子呢？儘管在殖民地臺灣，漢文遭到不小的打壓，然而在殖民母國的日本，它卻一度是與「國語」（日語）同等地位的學科。到了明治末期，在言文一致運動的背景下，漢文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也開始有了存廢的論辯。儘管最終被併入「國文科」（日文科）之中，但漢文始終在戰前的日本教育裡佔有一席之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1937年東京開成館編的《皇國漢文讀本》。一套五卷的《皇國漢文讀本》中，前兩卷多為例句練習與日本漢文人作品，然而到了第四冊與第五冊，它所羅列出來的篇章簡直讓我聯想到臺灣的國編本教科書——韓愈的〈師說〉、蘇軾的〈前赤壁賦〉、〈後赤壁賦〉、諸葛亮〈出師表〉、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當然它還是存在著〈村上天皇減服御常膳竝恩赦詔〉、〈明治天皇酬有功敕語〉等「日本味」十足的文章。然而光就比例來看，比起蘭記版與商務版的教科書，《皇國漢文讀本》的選文，說不定才是與臺灣舊有國編本有最高的重合度。

至於《皇國漢文讀本》的編者為什麼要選這些中國文言文的作品？據《皇國漢文讀本編纂趣意書》中所載，編者認為漢文非但與日文息息相關，且日後與滿洲國和中華民國為「同文之國」，所選的文章則是最能體現「東洋精神」，同時給予讀者道德與文學素養的不二選擇。還有一個《趣意書》未曾提及的理由，則是因為當時一般百姓日常溝通使用的日文另有課本，《皇國漢文讀本》並不需要肩負讓受教者能順利溝通與寫作的要務。只要能夠欣賞，就可以了。

這代表了什麼？表示這些文章確實存在著跨越時空與國境的價值？然而日本翻譯這些作品，是為了達到「日華親善」的目標，是為了侵略而做的預備工作。那麼，是不是表示這些文章所蘊含的「精神」，實際上也能為了侵略者而服務？若暫且不討論選文的內容，而光就形式來看，則會發現，文言文比例與古人作家的數量多寡來看，無法成為「去中國化」的鐵證——否則以教科書而言，可能會得出「日本比中國更中國」的詭異結論。

如何看待「國文」在社會中的效用，或許是更重要的。

另一方面，從商務印書館版《新撰國文教科書》、《新學制國語教科書》與蘭記《漢文讀本》來看，白話文學的加入與在地文人的選錄，實是五四精神落實在國文教育層面的積極體現——那麼，選入臺灣在地漢文人與現當代作家的優秀文章，是去中國化，還是再中國化呢？這些問題，或許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地深入思索吧！

黃茂盛（1901-1978），字松軒，喜愛蘭花。曾就讀嘉義公學校，之後進入嘉義信用合作社工作。手不釋卷，藏書甚豐。後來聽從友人建議，成立迷你二手書舖，為蘭記書局的前身。蘭記書局除了進口中文書籍，亦有編寫中文書籍，為日治到戰後的重要文化傳播節點。

路那，臺大臺文所博士、臺灣推理作家協會成員。熱愛謎團但拙於推理，最大的幸福是躲在故事裡，希望終生不會失去閱讀的熱情。合著有《圖解台灣史》、《現代日本的形成》、《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