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格論宇宙:論台灣政治、社會與教育亂象的根源
──一個政治本體論的考察
前言:世人?是人?
「我說你呀,別再到處拈花惹草。再玩下去,世人可不會原諒你。」
「世人」到底是什麼呢?是「人」這個字彙的複數形嗎?哪裡看得到世人的實際樣貌呢?我從小一直當它是一種強大、嚴苛,並且可怕的東西,現在被堀木這麼一說,幾乎忍不住要破口大罵:
「說什麼世人呢,不就是你嗎?」
但話到嘴邊,又擔心惹惱堀木,只得吞了回去。
(世人可不會原諒你。)
(不是世人,而是你不原諒吧?)
(要真那麼做,世人會嚴厲懲罰你。)
(不是世人,而是你吧?)
(世人很快就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不是世人,讓我死無葬身之地的是你吧?)
(你給我看清楚了,看看你自己有多麼可怕、古怪、兇狠、狡猾、妖邪!)
無數的自問自答在我腦海裡衝來飛去,我卻只是拿手帕抹一抹汗濕的臉龐,笑著連聲答道:
「汗顏、汗顏!」
然而,從那次之後,我開始有了一種想法,或許也可以稱之為思想──世人,不就是一個人嗎?
──太宰治,《人間失格》
人間失格 (四版)
圖片轉自:https://www.kobo.com/tw/zh/ebook/_RkhvDfhzjuHCk5BbiHOag
世人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群人。世人,是深藏於每個人心中的一片深不見底的黑暗。正是因為有「世人」存在,人這種社會性的動物才變得深邃。
「世人」是多種社會性情緒混雜的產物:
無法清晰描述的價值尺度、
幾段無法抹滅的羞恥回憶或受辱經驗、
某種想給建議的權能感爆炸、
難以言喻的犬儒與厭世情結、
幾筆道貌岸然與輕視的微笑、
畏於強力或無奈命運的自卑心情、
沒有停損點的自嘲與貶損、
對事態的無法接受與竟可看透此炎涼事態的驕傲與現實眼光、
每天都過不下去卻又得過下去的淒涼感受、
承受了多少苦也沒有人知道的孤寂與可笑的英雄主義、
一種「又哪輪得到你」的報復之心……。
「世人」是資格論宇宙中的客觀精神、是資格論規章的運行之不怠的執行者、是每個社會性存有者自我審查與評判同類的原動力。「資格論宇宙」是我們素樸日常的生活世界,我們居住其中,無法自拔。
一、資格論宇宙三重天
1.「表面/形象/門第型資格論」
一個阿嬤和自己政治立場不同的孫子吵架時,飆出了一句令人難以理解其意涵的話。
資格論的第一型態,就是「表面/形象/門第型資格論」。作為資格論宇宙的最高天庭,它給人施以的最高懲罰就是「存在否定」(existential denial)。存在否定在影劇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中,有最接近完型的呈現──Tyrion是個侏儒,就算他假裝自己不是,全世界都仍舊時時來提醒他,包括他父親Tywin。
Tywin教導Tyrion一個自己處世的最高政治原則:「將家族利益擺在第一優先的家族,將總是戰勝那些將兒女的妄想與欲望擺在第一優先的家族。一個好人將用盡一切權力嘉惠自己家族的政治地位。」Tyrion則冷笑地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說:「你何時做過只為了家族的利益,而非同時迎合一己之私的決定?」Tywin竟然回答:「就在你出生的那一天!」Tyrion出生時,母親難產而死,並且他生下來就是個畸形的侏儒。Tywin說他原想將Tyrion帶至海邊並讓他隨著浪潮被沖走。但Tywin最終選擇讓他活下來,並將他當作自己兒子一般養大,因為,他仍舊算是Lannister家族的人。
Tywin & Tyrion in Game of Thrones
圖片轉自:https://pokemonwe.com/game-of-thrones-5-ways-tywin-was-the-worst-lannister-5-it-was-cersei/
第3季第10集的這一幕之所以震撼,是因為其實Tywin這麼說,同時給了兒子Tyrion存在肯定與存在否定。他否定自己生了一個侏儒兒子,但還是肯定這個侏儒是個Lannister。
然而,Tywin事實上並沒有真正待Tyrion如自己的親身兒子一般,而只有在為難的時候求助於他(戰爭時期指派他到皇宮當首相);他不允許Tyrion繼承家族城堡Casterly Rock、他多次陷他於不義,甚至搶過他的女人。在很多方面,Tyrion都是比年輕狂妄的Jamie更好的繼承人選與政治運營者,但Tywin卻活在「表面/形象/門第型資格論」的宇宙中,盲目地將希望押在深愛自己姐姐、只願做個國王護衛的Jamie身上。
「表面/形象/門第型資格論」是講求天生資質與家世背景的。台灣許多民眾對於政治人物的揀選標準即是如此──一個人能當領袖,難道不就是看外貌與談吐,或許還包含背景有多硬嗎?「表面/形象/門第型資格論」隱含的是無法運用努力彌補的門戶之見,這種資格論是不論政黨與派別的,管你是左派右派、管你的政見與能力,一個人會成功,是因為他有成功人士的樣子,這個在人出生之前就已經決定了。
2. 「競爭/模式/汰選型資格論」
第一重天的資格論擁護無可替代與改變的門戶之見或表象,第二重天的資格論則信奉優勝劣敗的現實主義叢林法則──你可以沒有郎才美貌、優雅身姿或家世背景,但要在這殘酷的世界中活下來,你至少還要有「聰明」。
於是第二型資格論指向的是公平競爭與汰選的菁英主義。菁英的意思是「規則」或「場面」達人,一個人缺乏相貌、缺乏背景還能出眾,則至少要「識相」。識相的意思就是社會化,如果政治是一場權力遊戲,那你就應該明瞭遊戲規則與自己掌握的籌碼。政治遊戲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出來:考試有考試的規則、面談有面談的規則、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規則、升遷有升遷的規則……。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這才是資源被合理分配及運用的方式。Tyrion進入王都後開始的首相治理生活,即是這種才幹型的權力遊戲(當然,他還有Lannister家族的硬實力在背後撐腰)。
「競爭/模式/汰選型資格論」不像第一重天,它沒有連根拔起的「存在否定」這種神力,它具備的是「規則否定」(ruling denial)──如果你因為不識相而觸碰了特定領域的禁忌,而遭懲罰,即屬此類。舉例來說,Nietzsche曾被認為是古典語言學的天才,在還沒有博士學位的情況下得到老師Hermann Usener的幫助,而直接受聘成為Basel大學古典語言和文學教授。但他在枉顧學界的研究傳統下寫出《悲劇的誕生》後,即遭所有人痛斥。老師Usener甚至公開評論《悲劇的誕生》說:
「這本書明顯是一派胡言,人們完全不用理會那些胡言亂語,此書的作者在學術上只有死路一條。」(Janz 1981, 1:474)。
資格論社會對於Nietzsche這種異類以及作為是絲毫不會予以同情與理解的。在現代社會中,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指導原則(rule of law)、等級次序,以及必要的行政程序與倫理。不夠聰明,至少識相、乖乖聽話。長輩不會害你的。已經可以在平等的起跑線上公平競爭了,你還奢求什麼呢?沒有按照固有法則性或潛規則去玩遊戲,下場就是人生失敗與規則否定。
Friedrich Nietzsche
圖片轉自:https://ethics.org.au/big-thinker-friedrich-nietzsche/
3. 「努力/痛苦/代價型資格論」
最後一重天是──除卻堂堂相貌、聰明識相,僅剩的就是後天努力了。
勞心勞力的程度,也是社會人施捨尊重或至少憐憫的一項因素。沒有天份的話(姑且不論「天份或資質」一詞是多麼偷懶又貪婪地想要概括一切可見卻不想去理解的箇中差異),那你好歹也努力吧。和天份或資質一樣偷懶又貪婪,「努力」也被便宜行事的我們用以俗濫地對不明了的經驗現象進行化約性的解釋──人家會成功,是因為人家有努力啊?你有努力嗎?
努力的過程與點滴,不容易被外人看到的話,評判努力程度的指標,也容易以「經歷的痛苦」或「所付出的代價」來進行衡量,甚至是「對於先天性缺陷的克服」(許多障礙人士抱怨主流社會對之進行的此種努力形象建構與道德勸世之消費行為)。
被認為努力不足、或所付出之代價不夠,因而不配得某種職位、待遇、尊榮或享受,這就稱為「代價否定」(pricing denial)。人社會化的歷程中,在形塑根底的記憶與價值尺度時,資格論社會為了打造馴順的臣民,必將一個基本觀念執於人的意識深處:「物物皆有其價格,一切皆可被償付。」代價否定的根本精髓即是這條公式,用白話文說就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切都是有條件的,包括我們對於一個人格的肯定。
即便努力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出的,然而,「努力/痛苦/代價型資格論」在這個意義上,體現的仍舊是「生命本身的政治化」。社會告訴我們,我們必須活下去,活下去是每個人的義務。但我們不能無條件的苟活,如果你沒有門面、沒有機警,你至少還有努力。你必須努力地活下去。唯有這件事情,在社會的主權中,對人才構成一個無條件的命令。你不許去死、不許苟活,「你只有汗流滿面才得以糊口,直到你重歸做成你的泥土。因為你本是泥土,你也要歸於泥土(聖經創世紀第三章)。」如果這不是上帝的神聖命令,你想想這會是哪來的律法呢?
The Fall and Expulsion from Garden of Eden
圖片轉自:https://www.wga.hu/html_m/m/michelan/3sistina/1genesis/4sin/04_3ce4.html
二、資格論那扎在地底的根系
那麼,資格論宇宙究竟從何而來,為何能夠主宰人類的社會呢?或者,我們怎麼甘於生活其中?
分析起來,有三個主要的核心因素,盡皆指向人性的基本需求。首先,是對於安穩秩序的欲求;其次,是對政治風險的規避;最後,是人類的妒忌之心需要某種慰藉聊以自處。
1. 對於安穩秩序的欲求
對某些謹小慎微的人來說,光是破壞心理上的安全區域本身,就足以對之而言構成一種侵害了。混亂派、鬥爭主義者對他們的加害,不只是既得利益與地位危及上的動搖,而是在破壞他們的世界。Nietzsche乾脆地將之稱作「宇宙之心的形而上學創傷」。假若政治乃至人生是一場遊戲,那麼這些混亂派的主戰份子對他們的影響,便有兩個相互關聯的重大層面:(1) 破壞遊戲規則,害他們無所適從;(2) 破壞遊戲體驗,讓他們先前努力付出的勞力與代價都化為烏有。
在台灣社會,許多長輩對於青年社會運動的觀感和態度,與其說是對其主張、路線或政見的不認同,不如說是一種「現在的草莓世代只會抱怨與抗議」或者「你算老幾哪輪得到你說話」的情緒反應。這種憤怒怨懟或感傷式的哀嘆,不單是看不懂政治局勢的時不我與,也不只是利害關係上的衝突,更多的是對其生活世界的否定──中老年世代是營造了多少表象與門面、動用了多少識相與機警,並付出了多大的努力與代價才有今天,你們的行動就像是在證明他們對社會理解性的框架、他們在線性人生軌道上的汲汲營營、他們對人性幽暗而妒恨的預感,全部都只是笑話一場、荒謬至極,所有的不甘忍受與無奈都是白費的。這誰可以接受呢?這絕對不只是政治性的鬥爭,而是形上學的對撞與撕扯。破壞了遊戲規則與體驗,人要怎麼玩遊戲,如何在接下來的人生中以自處?
2. 對於政治風險的規避
對於政治風險的規避,則是指向人們的害怕失敗與無窮無盡的負面想像力。在權力遊戲中,Arya問Tywin是否曾經打輸過任何一場戰爭?Tywin回答她:「你認為如果我輸過一場仗,我有辦法爬到今天的位置嗎?」答案是否定的。活在資格論宇宙中的人,對於安全或秩序的執著,甚至更甚快樂與利益。他們對威脅或災難有極其敏感的意識,卻不一定是一種務實的認知,而可能單純是心理上的感受,或者也做不出具體而確切的描述。他們總是可以得到的就不多了,而不能失去的更是絕對必須緊抓不放。成敗就是一切,他們絕對不願意在重視的一切事情上冒險,而所有可能會動搖的不穩定因素都需要排除,包括給後進嘗試的機會也一樣,最謹慎的方式就是事必躬親,享受權力感與分配欲,好似這些就是人生在世唯一值得追求的東西一般。
3. 人類的忌妒之心
最後,人類的忌妒之心,要求了整個世界必須有一套如Thomas Kuhn所論及的「典範」(paradigm)。對謹小慎微者而言,唯有在常態科學時期中這世界才是通透而可理解的。正如David Graeber所言:「科學家探究自然界的物理法則,以了解宰制宇宙的力量。警察是以科學方式運用具體武力的專家,而其運用乃是為了執行治理社會的法律(《規則的烏托邦》)。」謹小慎微者就是社會秩序常態科學的擁護者,因此,當挑戰典範的異例出現時,他們總是特別敏感,希望盡速以擴大典範或者增加額外假設的方式來將異例消除或甚至暴力抹煞。
社會依據典範運行,謹小慎微者也不一定買單,因為其中有妒恨政治在作用著。能夠讓他們甘願忍受差別待遇與特權存在的方式,只有主權秩序之無法撼動,以及這種秩序能提供所有等級位階一種合理而統一的解釋。其他的,乖乖排隊吧,總會輪到你的。
三、資格論鑄造的七宗罪
我們日常活於其中的資格論宇宙,或者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作用著的資格論規範,又或者是我們用以審視自我的資格論式提問,是否造成了哪些社會後果?那扎在社會地層中的根系究竟都結成了一些怎樣的果實呢?以下羅列資格論鑄造的七宗罪。
1. 模糊問題的本質、失焦
資格論式提問,總有模糊問題本質之虞。一個藝術學徒的創作之不被大眾接受或欣賞,竟是出於其貌不揚或對答不如流嗎?抑或是藝術表達的方式太曲高和寡、作品沒有對到市場味口或缺乏合適的商業模式呢?還是欠缺1萬小時以上的專注,或沒有從專業機構學成結業呢?
藝術創作之被不被接受的問題,或新世代政治新秀是否打贏選戰的問題,都不必然與表象、規則或所付出之人生代價相關,甚至從純形式邏輯的角度來說,它們根本全然無涉。資格論式提問或回答,很容易是化約論式的,以求萬事萬物都可以在既有的典範中進行理解,這導致了:對經驗現實的片面化理解與承受、庸俗而鄉愿式的建言充斥世間、對歷史源流與社會結構的盲然無視,以及從未設身處地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與脈絡中同理與思考。
2. 沒有積極意義的人性苛求與無可救藥的自卑
模糊了問題本質,在這種失焦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沒有積極意義的人性苛求──台灣的父母很喜歡打擊小孩的信心、綽綽年輕人的銳氣,其所使用的方式就是透過毫無共同基準點的案例進行去脈絡化的比較與評比,然後覺得自己家的就是比較爛,國外的月亮就是比較圓。這種苛求與自卑情結,已經不是個人、家戶為單位,甚至是台灣的集體潛意識了──所有的問題,別人沒有,我卻有,顯然是我自己的問題;所有的錯誤及愚蠢,國外沒有,台灣卻有,顯然是台灣本身的問題。通通怪給教育、全部一股腦地塞給上一代或國際上的邊陲位置就了事,我們的議題討論與社會解決之道也就是如此膚淺,難怪對人生與未來了無希望,好似今生今世生在鬼島,便已經找不到任何值得投身其中的有意義之事。
3. 壓抑
總是遭受做不到的苛求責備,並被無法擺脫的自卑纏身,人格就會變得壓抑,對於生命與事業的熱情也消失了。這是教育與工業發展所得到的最壞後果:人首先學會了不要表達自己真實的意見,接著學會不要有真實的意見,最後接納自己只是個工人,並且社會充滿謊言不然無法運行,以及人生在世最好不要有什麼積極的追求或目標,有了期待只會受到傷害的無奈心情。
壓抑意味著人的徹底市場化或社會化。壓抑消滅人的個性與精神,到最後能守護的只有錢與尚未脫離掌控的小孩了。
4. 順從
壓抑之後是順從,人生到某一階段之後將只剩下揣測上意的詮釋勞動(interpretive labor)以及無止盡的空虛、無聊與寂寞。壓抑與順從之人,既想要獲得他人的了解與認可,又將他人的了解與認可推開,因為他就不了解與認可自己,那他怎麼會想要或能夠被了解與認可呢?
壓抑與順從的上一代對子女就有這種了解與認可之弔詭,一方面他們對自己的人生與人格總有不滿意與不如意,但另一方面倚仗經驗與吃過的米,又認為自己至少還有幾分人生智慧或處世權威。一個越是自卑的人就越渴望他人的認可與了解,同時根本不敢去要這種渴望與了解,他什麼都不是、什麼也沒有。正如La Rochefoucauld所說:
「莊重嚴肅是世人發明出來掩飾思想缺陷的神祕姿態(《人性箴言》)。」
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
圖片轉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3%A7ois_de_La_Rochefoucauld_%28writer%29
5. 愚蠢
無條件順從資格論規範或官僚制,得到的結果就是愚蠢,而且是如David Graeber所說的,是一種結構性的愚蠢,而且這種愚蠢還會再構成一種科層暴力。
官僚制很巧妙地打造了一個巨大的鴻溝,一邊是真正在做事情的、第一線的實力派勞工層級,另一邊是簡直像是努力讓自己搞不清楚現實狀況、無所事事卻大權在握的主管層級。主管若自顧自地活在資格論宇宙,則權力將使人怠惰:「對於絕大多數有權有勢的人們而言,[按:像勞工階層一樣去進行的]這種想像勞動實在是種可怕的責任,因為你既然有權有勢,那就表示你無須操勞這一切,無須知曉相關的事情,而且根本無須這麼做(《規則的烏托邦》)。」
愚蠢的決策一再重覆、不符合台灣脈絡的政策被一意孤行地推動、第一線真實的聲音無法傳到主管層級的耳中、主管層級其實也無心搞好政治事務而只是享受大權在握的快感以及繼續坐擁既得利益,那麼台灣就會成為又蠢又暴力的國度,在其中,我們還得乖乖地論輩份、講道理、聽氾濫而根本無用也無憑無據的人生經驗談。
6. 助長自私
你乖乖排隊忍受了一輩子的氣與妒忌,該是你的該是你的了吧?
連夜排隊的東西,死也不肯放手。誰管年輕人的生存權、誰理會環境被破壞,以及其他物種的滅亡呢?人各有命,我只有自己的這一份。
7. 背叛
正如La Rochefoucauld與Nietzsche清楚地看到的:
「狡猾與背信忘義,兩者皆源於無能(《人性箴言》)。」
懦弱者才會背叛,因為他沒有主權原則與人生信條,所以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卻也什麼都不可以再失去了。資格論鑄造的最嚴重罪過,不是人之背棄他人而謀求一己之私,而更在於人之背棄自己的生命價值與精神事業。人一旦背棄自己的生命價值與精神事業,他將遭受自己賦予自己的一切酷刑與社會無情地訕笑:他將永遠只能過著背叛他人與背叛自己的生活,他只能擁有一個片面化的世界,又厭倦於這個世界;他只能擁有一個極其狹窄的經驗自我,並且對之悔恨入骨,並更加悲慘地依附於生命、成癮的享樂與極盡一切的逃避。
一個無能、無責任也沒有個性的人老後,將諷刺地被將之剝削利用透徹的資格論社會給當作廢棄物一般報銷。
四、與資格論宇宙的永恆戰爭
與資格論宇宙的戰爭將是永恆的,因為人之「政治」就必將牽涉「資格」。Max Weber在其著名的演講稿《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提出了一個擲地有聲的問題:「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Weber認為,這乃是一個倫理的問題,需要深入探討政治人物需要何種人格條件。但在一個處處都是政治,從而也處處都牽涉資格的人類世界之中,這種問題又何嘗不是一種政治的本體論問題呢?
David Graeber在《規則的烏托邦》一書中,詳加探討了秩序至上的右翼思考本質。他解析了「務實」、「無可置疑」與「現實主義」三個詞彙的基本意涵與核心精神──當我們說「務實」時,我們指的到底是什麼?為什麼主流社會強要告訴我們一些「無可置疑」的真理?在國際關係學門中的「現實主義」取徑是什麼意思?
《規則的烏托邦》原版書封
圖片轉自:https://www.mhpbooks.com/books/the-utopia-of-rules/
Graeber指出,從右派政治本體論出發,當有人要求我們要「務實」時:「他通常並不是要我們認知自然、具形的事實,也不是要我們承認人性的險惡。『務實』通常指的是,認真地考量系統暴力威脅的效應。」同樣地,當有人說他在理解國際局勢時採納的是現實主義觀點,那麼就表示:「他假設國家會盡其所能地運用手中的資源去追求國家利益,不惜動武。」於是,在Graeber看來,右翼思考的本質就是:
一種政治本體論,透過細緻的手段,讓暴力成為界定社會存在與常識的參數。
那我們如何理解資格論宇宙中的「無可置疑」之真理或規範運作呢?Graeber說道:
當主人鞭打奴隸時,他是在進行某種有意義的溝通行動,要求奴隸無可置疑的遵從,並試著營造出某種關於絕對、專斷權力的駭人且神祕的形象。當然,上述這些確實屬實是一回事;然而,認定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或是這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一切,則是另一回事了。畢竟,若我們沒有進一步探究「無可置疑」指的到底是什麼,那麼,我們所做的其實跟鞭打奴隸沒什麼兩樣,就算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其實並不多。因為「無可置疑」所意味的,不僅表示主人可以完全無視奴隸對其處境的理解,也表示奴隸毫無發言權,就算他明白主人的思考充滿瑕疵,而這種瑕疵思考導致了各種盲目與愚蠢,使得奴隸得要花上更多的心神去理解並預期主人那種混亂的知覺。不去探討何謂「無可置疑」,等於是不讓暴力受害者擁有發言權,並成為迫使他們閉嘴的一份子(《規則的烏托邦》)。
然而,無論Graeber的論述有多犀利或精準,我都還是對於他只將面對資格論宇宙或科層機器的解方與希望,放在左派對之批判的潛力,與某種「創造性的政治本體論」(運用想像力奪權,1968年口號)上而感到不滿。現實自然需要我們去鬥爭與努力,我只提點幾個目前自己一路實踐過來的基本原則。
首先,是最基礎的,即「擁抱未知」(Graeber也有看到這一點,這體現在他對於「人其時害怕玩樂」的分析上)。追求心靈平靜與生活穩定,或許是人性的某種根本欲求,但這不一定是最強力的欲求,而且這種追求,也不一定就和對未知的擁抱相衝突。重點是,你想擁抱的,究竟是現狀還是其他可欲的未來藍圖?如果你尚有人生願景,謹記,除了你自己,八成不會有人會去替你實現的,即便是你的孩子也不行,你的孩子有自己的人生啊。有人生願景是幸福的,至少你在社會性的維度上還卓有活力!
其次,有活力是不足的,需要對現實有適切的認識。因此,我們應該學著拋開資格論的思考方式,而直面問題的本質。但這並不表示資格論式的提問都沒有價值,正好相反,因為我們都活在資格論宇宙中,我們往往無可避免地都從資格論式提問開始入手理解經驗現實──別國的文化保存為什麼可以做得這麼好?台灣的古蹟為何會自焚?在台灣做文化行政或管理的相關工作,是不是只有在做保存,而沒有其他活力?這樣還值得我們去理解與投入嗎…?這些資格論式提問都關照到了現實的某個片段,我們的見解當然可能就停留於此,但它也可以是個好的橋樑或階梯,帶我們通向更本質性或更深刻的生命探求中──文化保存工作有哪些要素?古蹟自焚的歷史脈或或社會條件是什麼?文化除卻保存工作,還有什麼值得積極投入的發展項目…?資格論式提問可以有內在的價值,作為架接個人煩惱與公眾論題的社會學想像力樞紐。另外,資格論式提問也如同Alfred Adler分析的,它可以不是作為人生藉口的自卑情結自我詰問,而可以是追求卓越的自卑感之豐富源頭。它鼓舞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並起找到合適於自身的人生任務與社會角色。
再次,既然資格論式提問也可以有內在意義或價值,那麼,挑定資格論當對手也將是理論與實踐上都可行的積極目標。去沿著資格論宇宙的邊緣做出自己的論述,勇敢地當個敢於在邊緣位置思索資格論中心問題、並碰撞社會主權典範的異例吧!革命與藝術都需要對手才會變得深邃。
接著,支撐我們對抗體制的勇氣,來源於左派的務實認知:「要求不可能之事(1968年口號)。」還有就是,在具備歷史意識與結構分析能力的情況下,理解到:其實這個社會不會有無條件的權威。右翼政權上台後進行的一貫社會控制方式,依據情境主義者的分析,不外乎都是:消滅自己奪權的歷史,並把自己塑造得無懈可擊。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們都不是上帝,這大概是政治本體論中最重要的事實之一,也是政治哲學的第一堂課。Max Weber就將「權力」(Power)描述為一種「機會」(chance),有了權力即代表有機會去開啟一個政治遊戲的空間。
Max Weber
圖片轉自:https://www.dw.com/en/weber-one-of-germanys-major-intellectual-exports/a-17580494
最後,有了擁抱未知的心態、有了直面問題本質的洞見與自己獨特的批判性論述,還有對抗總是有條件的社會權威之勇氣,我們尚需要尋找或建立反叛者社群的支持系統。社會是不公平的,並且,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個得以茁壯健康,能夠毅力於政治世界並且盡其所能消化與整合經驗現實之人,除了需要論述上與行動上的敵人或標的,他還需要友人與夥伴支持。這種力量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往往,自我價值感與人生方向,除了受到資格論宇宙目光的審核之外,應該還要有一種內生的與串連的良性健全人際社群(簡稱同溫層)在背後力挺,以進行有意義的衝撞與對話。很難有人心性堅毅與強大到可以獨自面對資格論宇宙三重天的各項綿延不絕的考驗。
最後的最後,從生命哲學的立場出發,我想提醒兩件事:首先,不要違抗來自生命深處、根源性的欲求。人的精神之偉大,成就於沒有背叛與怯懦。但另一方面,人也沒有偉大到可以純用精神力戰勝自然物質、歷史與社會實在。理智、情感與意志,無法繞到生命背後去改變生命,就如同我們無法繞到世界的背後去更改基本物理法則。人自然可以出賣或壓抑自己的理智、情感與意志到某一個程度,但也就是到某一個程度。Weber也精準看到踏上政治的道路其實很可能是一個「非人化」的過程(他將之喻為「和魔鬼打交道」),我們要理解的事情是:人是有限的,搞清楚就算政變成功了,但我們也都不再是人類了的意義與價值在哪裡,否則我們都將容易被政治的魔神(或所謂固有法則性)玩弄。
其次,從現象學出發,生活世界是先於個人的存在的,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各自的生活世界之中,我們既然生於斯、長於斯,那任何人都沒有任何必然的理由要去背棄他的生活世界,包括蘊含其中的既得利益、社會地位以及政治本體論。了解人性,就知道我們是不可能短時間就強要他人改變政治立場或社會評價系統的,認知到此事後該如何做才是關鍵。即便是左派,Paulo Freire也明晰地意識到,我們還是很容易掉入資格論的陷阱,動用各種門戶之見與刻板印象等生活世界施加給我們的知性範疇來理解或框定別人。這自然無法完全避免,但應盡力為之。並且如果我們心中還有任何一點古典哲學的正義理念的話,我們就應該聆聽Socrates在《理想國》當中的教導:正義不是傷害敵人、幫助朋友。正義是幫助不義的靈魂變得良善。
Socrates
圖片轉自:https://www.history.com/topics/ancient-greece/socrates
資格論宇宙最大的人性陷阱在於分化敵我與等級位階,利用人性中的妒忌與自愛來推展一種暗黑無邊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我們的命運是,我們終將和許多和我們不一樣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們沒有可以更改遊戲規則的社會主權及暴力、我們沒有變換他人生活世界的洗腦技術,我們也沒有堅若磐石的記憶能力與政治信念。價值尺度有自己的用處,也有其無法觸及的終點。人性比我們所知的都要偉大,也比我們所以為的還要來得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