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選擇與無從選擇：《我的2年妓女生涯》

　　電影《我的2年妓女生涯（La Maison）》改編自作家艾瑪・貝克根據親身經歷撰寫而成的小說，由身兼演員及紀錄片導演的阿妮莎・邦奈馮（Anissa Bonnefont）執導。觀影時慶幸性愛場面非以男性凝視取鏡令人不適，我的好奇心更接近女主角艾瑪（安娜‧吉哈杜Ana Girardot飾）「為了寫作」而去探索的動機：德國在2002年將賣淫合法化至今，成為２年的性工作者有沒有可能是一種「自覺」與「選擇」？可不可能獲得保護同時保有人的尊嚴？女性可不可能成為性主體？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類似主題的電影，今年看的《聖蛛》顯現的是在伊朗這個仍舊性別歧視、男尊女卑的國家，女性是雙重被害者：成為性工作者是墜落父權社會底層的別無選擇，因而成為無用退伍男性以宗教之名屠殺獲得榮譽感的最佳選擇──性工作者的處境只是開頭引導觀眾的鏡頭而非全片重心。在《我的2年妓女生涯》故事開始沒多久，我們就先看到艾瑪的生活狀況：雖然已經出版了兩本書，但第三本遲遲沒有著落；在柏林與妹妹同居的她，需要穩定的收入按時繳交房租；剛失戀，目前跟一個同是作家的有婦之夫史帝芬維持性關係，「一個人的時候很無聊，但是有了你以後，我又感覺很需要空間」，連同之後跟妹妹的對話亦可知有性愛親密與自我實現的需求，所以化名為「嘉斯汀」，選擇以提供性服務為工作。

　　乍看之下是設想清楚，從經濟到身心都有所需求的自主選擇。儘管對性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但艾瑪同時面對原本生活與性工作的環境，難免有過掙扎與矛盾，面對責難必須有所堅持甚至防禦。例如她面對妹妹和史帝芬時極力維護性工作者和一般工作者並無不同，強調「做這件事是為了自己」；但當她對其中一位嫖客產生好感，便打破不言及私事的原則，主動告訴他自己做這份工作是為了寫作，證明「我和其他性工作者不同」──這種意圖可以看到她認知「作家」的價值優於「性工作者」。當史帝芬說她「你還是相信真愛」的同時，也傳遞與預示了「性工作」與「真愛」在一般認知裡難以畫上等號與達成平衡。

　　誠然，性工作與其他服務業有相同之處：必須在滿足客人需求的同時維持自己的底線，最好能引導出客人的喜好，善用時間完成工作，達成心靈的滿足更佳，才可能成為熟客與吸引更多客人──亦即服務不能一味被動，掌握主導權才能推銷與保護自己。艾瑪不僅年輕貌美，會說法語，與試圖以作家為觀察主體的迥異態度確實是吸引嫖客的優勢，也使她在第一個工作場所被同事冷淡，勤寫筆記則被老闆指責不夠積極，直至被嫖客強迫吸食藥物才不得不離開。但總編不肯預付版稅，她不想再使經濟落入困窘，第二次便選了「甜心之家」並長期在此工作，乃因裡面的二老闆布莉姬達（蘿西‧德‧帕瑪Rossy de Palma飾）會保護她們，過濾有問題的客人，使同事在各自維持隱私的情況下有餘裕對彼此表達友好與關心，還會交流工作技巧──艾瑪就是在希兒蒂身上學到如何運用ＢＤＳＭ滿足嫖客。從被動的學習、服從，到主動挑逗成為主導者，我們都能看見艾瑪無論對性工作的流程與服務內容都愈加熟稔。

　　然而身體的接觸無法排除心靈的感受，加上性是高等級的溝通，身心都須投入的服務耗費太多能量終會竭盡。當艾瑪經由交友軟體認識伊恩（盧卡斯‧恩格蘭德飾）陷入戀情後，與工作畫出更為清楚的界線就愈加必要。儘管熟稔性愛的技巧、開放的態度和彼此欲求的渴望讓艾瑪與伊恩創造了相當契合歡愉的體驗，但難以隱瞞與維持界線的事實使她選擇了坦白，卻看見伊恩勉強接受下的抗拒──「性」畢竟必須裸裎，一旦男性嫖客無意遵守規矩或尊重意願，女性工作者就容易受到傷害，包括艾瑪之前被逼吸食藥物、無套性侵的同時被要求扮演未成年小女孩來滿足嫖客的性癖──當她被折磨回家，伊恩正好來訪試圖做出她家鄉的餐點與她建立感情，即使想先「洗澡」整理狀態並恢復自我，但受傷的身心無法掩藏，在伊恩察覺後實難接受的情況下更難傾訴，遑論維持關係。所幸分手過程並無傷害與侮辱，而是溫柔而殘酷的證實了這份工作使戀愛無法持續，艾瑪只能打開蓮蓬頭在水聲的掩護下痛哭。

　　艾瑪一直試圖用「從事性工作沒什麼不好，就像客人出錢幫我寫書」自我說服，至此也不能不承認妹妹的擔憂確然有據，這也是她從事這份工作以來第一次打電話向母親坦白。「我們與那些社畜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無法大聲說出我們在哪上班。」無論如何振振有辭，無法向母親、向外人坦承這份工作仍是事實，對男友更須時刻防禦，無法表露真心。「甜心之家」的同事都必須取個假名，提醒自己「不是真實人生」，她們來做這份工作亦各有因，最大的因素還是金錢，一如其中一位同事朵洛蒂（卡洛爾‧韋耶斯Carole Weyers飾）所言：她認真一週工作六天還不能抽空抱抱女兒，但做這份工作一週只需四天，自能陪伴女兒成長──亦即「性工作」作為一種經濟行為，可以換得時間與餘裕的高額報酬是選擇的主因，艾瑪亦不能例外；但與其他服務業的薪資水平不同，乃因出賣身體「不能輕易向外人道」的汙名仍在：當艾瑪在外偶然遇見同事得裝作不識，或朵洛蒂察覺她不斷寫筆記別有用心，警告她「不要暴露她的身份（同樣是「身心照護」，這份職業的曝光將會害她失去護理師的職業）」，都證明了性工作固然可以自主選擇，卻無法拒絕背負汙名。

　　艾瑪亦云「尋芳客們走進妓院感受到母性與邪惡的力量，並在性工作者的聖壇卸下負擔」，認知性工作具備類似護理師、心理諮商師等專業。確實，性交易對於雙方都增加了性探索的可能，藉由不同的體驗來開發自我理解，除了艾瑪習得更多引誘與主導的技巧之外，嫖客中有妻子生育後得了憂鬱症無意性愛，前來尋求滿足的丈夫；有要求兩名女性服侍的醫生，在艾瑪生病時不僅免費為她看診，更貼心地告訴她會忘掉住址，維持隱私的界線；有氣質極佳的熟女難得來到柏林，把握機會嘗試同性之間的性愛；還包括從未有過性經驗的年長男性在結交第一個交往對象後，想要先行學習好讓對方得到滿足，使得艾瑪必須從身體接觸的技巧和感受心靈的觸發一一傳授……無論性如何開放，終歸屬於隱私難以啟齒，選擇合法的性工作管道加以探索與體驗，不啻是較為安全的選擇。這讓我想到日本漫畫家永田カビ的自傳作品《我可以被擁抱嗎？因為太過寂寞而叫了蕾絲邊應召（さびしすぎてレズ風俗に行きましたレポ）》也是由女性作者自述找尋女性工作者來自我探索性傾向的經驗，這份經驗使她意識到過去對性的錯誤想像，也在回顧生命與創作的過程裡尋得肯定，進而找到死亡以外的出路，有了活下去的動力。

　　不同的是，性交易對有需求的嫖客而言固然是多了「卸下負擔」的選擇，但對性工作者來說卻未必提升安全，相反的，以上例子證明了性工作者承擔了其他女性的風險與負擔，卻未有約束男性性慾、改變性別權力的作用。在艾瑪與同事的閒聊裡，可知即使賣淫合法化，仍然有戀童案件發生；艾瑪遭到侵犯，仍得忍辱取悅嫖客的無力和卑微使她不斷下降「我只有╳歲」時，除了象徵性犯罪對任何年齡的女性皆可能發生，更證實了性犯罪者要的不是性的滿足，而是對女性（乃至幼兒）的控制欲，強化自身性主體的地位，「合法」的性工作者自是成為性犯罪嘗試與獲取滿足的首要對象，與《聖蛛》裡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關係實無二致。

　　顧客是男性，出資的老闆是男性，都不會為這些傷害負責，這樣一個隱藏起來的天羅地網，使得那些隨時可能發生的傷害、羞辱與歧視（包括性工作場合或生活周遭）更只能由女性工作者自行消化、迴避或彼此維護。艾瑪愈強調女性具有能動性、自願選擇成為性客體甚至相信自己是性主體，固然可以吸引嫖客興趣，讓自己有別於其他同事成為更昂貴、更值得獵逐的商品而短暫獲利，但同時也為嫖客的性慾與犯罪免責，男性甚至可以此為例子與理由，誤導大眾認為所有從事性工作的女性都不是受害者。

　　電影的最後，艾瑪想像自己作男性裝扮，走進店裡一一評選同事，進入房間，然後裸身穿過隔開性工作者與嫖客之間的簾子，穿回衣服，和同事融洽相處，即象徵了艾瑪做這份工作的心路歷程：一開始對妹妹述說創作動機時，是想以男性視角觀察，然而「只做一段時間」到變成數月，再變成２年，「寫了滿滿的筆記卻無從下筆」；原本她一直旁觀同事，也以自身涉入性的職場，始終體察個人的感受與變化，到逐漸融入同事、接近她們生命歷程，可知她一直極力維持初衷，卻仍不知不覺被這份工作的環境改變，使她明明生病看診，聽醫生（也是嫖客）說不用付錢時下意識掀起上衣露出乳房；在她經歷傷害和被伊恩提出分手的心碎之後，才能向母親、也向自己承認：這份工作若以大多男性立場來看，將是獵奇與獲取滿足的經驗蒐索，每個性工作者都是一種「選擇」；但對大多女性而言，卻仍是服務男性、難以自主、隨時可能被打破安全界線的、真實生活的延伸。只有承認同被挑選、背負汙名、承擔風險、為生活而付出的狀況實則大同小異，她才能承認自己的脆弱與受傷，以及對同事、對這份工作有真正的尊重。而艾瑪身為作家，如果堅持自認擁有自主以抗拒（實則）受辱或是成為嫖客的商品，並在作品裡強化這份認知，就會如妹妹所言，可能使其他尚不了解的女孩涉入危險。

　　總歸來說，《我的2年妓女生涯》的導演以「打造一個真實的世界」為目標，引領觀眾看見這件事：無論怎麼開放「性」，開放最多的還是男性的、嫖客的、有權者的性，包括探索同性經驗的年長女性，或像艾瑪這樣可以離開、可以用「作家身份」來作盾牌，擁有其他資本的「有權女性」，除此之外，性工作仍是底層女性惡劣生活的體現與無從選擇。艾瑪最後以這樣角度來呈現兩年經歷，應是與自己、也是與女性之間的和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