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幹向著天際線生長,以為生命沒有盡頭,卻有什麼轟地出現,硬生生地將祢折枝。在文明誕生以前,世界是屬於萬靈的,年輪記憶了歷史的悠遠和淪亡,而古老生命的終結與另一場暴力的新生皆肇因於人類。
從灰階的老樹揭開序幕,沿著樹脈攀上,接著轉為枯黃的棕褐色,隨著文明的出現,電影逐漸迎來了屬於人類世界的繽紛。作為一部動畫,《妖怪森林》試圖探討自然力量與文明發展的必然衝突,並試圖以從中找到「平衡」作為呼籲。但矛盾的是,在落入善惡的窠臼、與依舊二元的劃分下,自然的消亡終究成了無可避免的褪色,而與進步的抗衡,也從未達致真正的平衡。
電影開頭以父母的一生職志與遠行破題,點出作品主軸的「平衡」將是以森林保育、人類濫伐的外核所包裝的,屬於孩子的成長之途和生命意義的探尋。然在招致一片混沌後,那種溫情的、退讓的、不威亦不怒的愛,顯得太濫情、鄉愿、徒勞,甚至可以說這也是一種暴力的、極權的存在。
導演選擇了符合主旋律的敘事方式,讓無垢的靈魂在招致成長之苦難後,完成只屬於主角一人的英雄旅程。在主角「得道」之餘,還得套弄配角的翻轉設定,忠誠的夥伴其實暗藏禍心、不對盤的角色終將站上同一陣線──這些配角曾經擁有的各異的生命經驗,一旦遇上了主角,都不再有意義。最終,他們都會被主角的勇敢、善良與愛給感召,遂願意為其全然犧牲。
在得到幾乎是免死金牌的配角助攻後,結局必定會由主角來給予極惡角色致命的一擊,故事圓滿了,邪惡終將敗亡,主角終究領悟了愛是一切真諦的尋常道理──被吸取的靈魂將會復活,已然消逝的草木將會復甦,一切將歸於安平。
可作品中的生命之樹的死亡,根本上是一場無法阻止的失敗。森林被人類破壞殆盡之後,萬靈只得離開家園,而這時橫空出世的「煞」便是森林向死之時,迫害其他「善良」人類的「邪惡」魔物。最終,森林再次被立志向善的人類、由人類變成的魔神仔所救──這究竟是人類遲來的悔悟與彌補,還是說到底、只是再次以人類本位的思考,自我頌揚的救世主思想?電影中如此分明的善惡,是太過浪漫、去脈絡化的敘事,如此悖離真實的作品,反而容易招致觀眾散場後只剩下茫然的「愛」作為共鳴,而遺忘了一切苦難從不輕盈,甚至忽略了作品本想幽微傳遞的控訴:人類破壞萬靈自然,人類使致萬靈衰敗,人類得和萬靈共存。
生而為人的命運之途,或甚文明與自然之間的選擇,只有如此絕對的二元對立嗎?我們看似溫柔、實則暴力地擇善棄惡──假裝世界永遠是公平的,假裝灰色並不存在,相信天秤兩端永恆的矛盾終能化解,相信愛是真的能戰勝一切。
為了達到普世的共鳴,作品裡反覆藉由景框的錯置,回溯各式童年記憶的閃回,搭配濫情到有些疲軟的台詞如父親對孩子傾訴的「我不能永遠陪在你身邊,你要自己照顧自己」、精怪對魔神仔呼告的「你就是我們的家人」⋯⋯都是為了喚起多數觀者本就氾濫的同理心。
若再將「人類」更聚焦在台灣人身上,為勾起台灣人的集體記憶,片中偶會出現日常的台語對白,主角騎乘的高科技懸浮摩托車造型則改自金旺九〇,而前文所述的包藏禍心的配角實為欲抓交替的魔神仔,甚至魔神仔與主角相遇的情節設定是主角在森林裡被鬼遮眼,不斷路過同一座土地祠,最後觸犯了「魔神仔叫名字不可回頭或應聲」的禁忌,才使兩「人」產生連結。其他配角與作為過場的角色也都出自台灣傳統民間信仰:遭吊死的黑貓、遭路殺的黑狗、綁上紅布條的大樹公神⋯⋯,甚至連台詞裡也提及了其他的神鬼靈──那個穿紅衣服的小女孩。
此作聰明地挪用了獨屬台灣文化裡特殊的符號,複製了屬於台灣人的生命經驗後,製造了一場鬼遮眼似的、忽視過去以達集體共鳴的溫情。而在這場情感的氾濫背後,變得模糊而且無法被看見的,便是真正使致這座曾經明亮的遷徙之島充滿傷痕的真相,和在結構的保護底下正暗自竊喜的資本家,以及觀影後反思個人而非刺探問題核心的每一個觀影者。
「平衡」的概念如爸爸教孩子騎腳踏車、魔神仔教孩子攀上枝藤⋯⋯等具象的例證不斷地出現在電影中,暗示著父母之於志業/孩子、人類之於文明/自然之間欲達平衡的選擇。「只要把腳踏出去,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平衡。」──以為只要往前走,「平衡」終將臨來,但一切選擇後所欲承擔的責任,絕非是如此不費氣力的一句話所能囊括的,而作品當中的每一個選擇所招致的後果,竟可以輕易被承接。
平衡似乎不存在於作品當中,更不曾出現在人類的思考裡。
作品中的時空設定為二〇五〇年,在那個已經可以預見的未來裡,人類文明之於宇宙的年歲仍舊是短暫的,但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恐懼」仍是被用來統治他者、剷除異音的手段,無論臣服或降伏,恐懼成為一個人活著的基礎,而在電影中所塑造的「恐懼使人強大」的恐懼其意實為「角色害怕失去親人的『恐懼』將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從私人轉化為普及於世人的恐懼,使角色被賦予了能動性,進而選擇了政治正確的選擇。可相對矛盾的是,在電影中被形塑成惡意的「煞」,是言明了自己將與森林共存亡,於是祂要讓人類看見自己的貪婪與內心的恐懼,同樣將意念面向大眾的煞卻在最後被消滅。那麼──人類究竟是看見了什麼樣的恐懼,才選擇力保森林,同時卻也能終獲圓滿?
人類真的看見了嗎?當其他非我族類的生命在人類的面前顫顫巍巍時,我們在文明裡習得的慈悲、寬容與大愛,使得我們將利刃藏在身後,伸出了另一隻關懷的手,以為此舉正是真正地與他者達到平等和尊重,可是那些曾經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傷者,仍被化作無聲的存在,只得在那個無言以對的剎那,向我們投以生命最後的瞪視。
究竟極權的存在,是屬於電影中的煞,還是急欲拯救自己以彰顯大愛的人類?杜斯妥也夫斯基於《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1861)所述的那一種階級的差異與生命的瞪視,經過了百餘年仍為今日所用。亦即,極權主義從來都不是「曾經」,打自人類降生於浩大天地之時,極權主義便由此起源,因此小說中的角色的悲劇、反叛與對社會制度的抗辯,是否才是真正能與現實接軌,能探問真相並且擁有改變的力量的存在?
回到電影中,關於環境的刺問就這樣在「愛」裡被沖散,而妖怪的存在、森林的消失都在人類完滿了以後,似乎就不再重要。可砍伐與槍響該由誰來負責?在蒙愛感召以後,憤怒不起來的觀眾所經驗的,到底還是如角色在森林裡所經驗的鬼打牆一樣,只在燈亮以後徒留一顆盲目的愛。與此同時,這一座欲留給孩子的島嶼、這一部欲留給孩子的情書,背後所應該承擔的屬於土地的怒吼,究竟去哪了?
思至此,或許真正屬於觀眾的提問與選擇是在電影散場後應當被思考的──在作品需要面向大眾而得訴諸溫情的同時,如此理想化的結局是否實為一種取代了獨立思辨能力的宣傳和灌輸,使致我們真的認為迫害並不存在,而繼續活在假象的和平裡?文末,引用一段漢納・鄂蘭於《極權主義的起源》(1951)中的節錄來為此文作結:極權統治的理想臣民並不是心悅誠服的納粹份子或共產黨人,而是這樣的人:在他們眼中,事實與虛構、正確與謬誤的差異,都已不復存在。
劇照提供:妖怪森林粉絲專頁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