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荷爾德林與詩的本質〉上篇

人們充滿勞績，然而詩意地

棲居在這片大地。

－荷爾德林

荷爾德林 Hölderlin 1770年3月20日-1843年3月7日

為了揭示詩的本質，我們為什麼要選擇荷爾德林的作品？為什麼不選荷馬或索福克勒斯，不選維吉爾或但丁，不選莎士比亞或歌德呢？按說，在這些詩人的作品中，同樣也體現出詩的本質，甚至比在荷爾德林過早地驀然中斷了的創作活動中更為豐富地體現出來了。

也許是這樣。但我們還是選擇了荷爾德林，而且只選荷爾德林。然而，在唯一一位詩人的作品那裡，我們竟能讀解出詩的普遍本質嗎？普遍意味著有廣泛的適合性。但我們只有在一種比較考察中才能獲得這種普遍。為此目的，就需要羅列出詩和詩的種類最大可能的豐富多樣性。而荷爾德林的詩無非是這許多詩和詩的種類中的一種而已。這樣的話，荷爾德林的詩絕對不足以單獨地扮演規定詩之本質的尺規。因此，我們的計劃一開始就出了差錯。的確如此，只要我們把「詩的本質」理解為糾集於某個普遍概念中的東西，然後認為這個普遍概念乃是千篇一律地適合於所有詩歌的，那麼，情形就會這樣。不過，這個普遍，這個如此這般毫無二致地適合於一切特殊的普遍，始終是那種無關緊要的東西，是那種「本質」，它決不可能成為本質性的因素。但我們正是在求索本質的這一本質性因素，它迫使我們去作出決斷；從今以後，我們是否和如何嚴肅地對待詩，我們是否和如何具有那些前提條件，從而得以置身於詩的權力範圍中。

我們之所以選擇了荷爾德林，並不是因為他的作品作為林林總總的詩歌作品中的一種，體現了詩的普遍本質，而僅僅是因為荷爾德林的詩蘊含著詩的規定性而特地詩化了詩的本質。在我們看來，荷爾德林在一種別具一格的意義上乃是詩人的詩人。所以，我們要把他置於決斷的關口。　

不過，作關於詩人的詩，這不是一種誤入歧途的自我吹噓的標誌嗎？這同時不是承認了世界之豐富性的匱乏嗎？作關於詩人的詩，這不是一種束手無策的虛張聲勢，某種末期的東西，一個死胡同嗎？　　

下面的內容將給出答案。無疑，我們藉以贏獲答案的道路乃是一條權宜之路。或許必須在一個統一的過程中來解釋荷爾德林的具體詩作；但我們在此不可能如此作為。我們僅來思考詩人關於詩的五個中心詩句。這五個中心詩句的確定次序及其內在連結將會把詩的本質性的本質端到我們眼前。

一

在1799年1月致母親的一封信中，荷爾德林提到，作詩是「最清白無邪的事業」。何以作詩是「最清白無邪的」呢？作詩顯現於遊戲的樸實形態之中。作詩自由地創造它的形象世界，並且沉湎於想像領域。這種遊戲因此逸離於決斷的嚴肅性；而在任何時候，決斷總是要犯這樣或那樣的過錯。所以作詩是完全無害的。同時，作詩也是無功的；因為它不過是一種道說和談話而已。作詩壓根兒不是那種徑直參與現實、改變現實的活動。詩宛若一個夢，而不是任何現實，是一種字詞遊戲，而不是什麼嚴肅行為。詩是無害的，無作用的。還有什麼比單純的語言更無危險的呢？誠然，透過把詩理解為“最清白無邪的事業”，我們還沒有把握到詩的本質。但或許我們藉此獲得了一個暗示，它指示我們必須到何處去求索詩的本質。詩是在語言領域中並且用語言「材料」來創造它的作品。荷爾德林關於語言說了些什麼呢？我們且來聽聽詩人的第二個詩句。

二

在與上面所引詩句同一時期（1800年）寫就一篇殘篇草稿中，荷爾德林如是說：「但人居於茅舍棚屋，自慚形穢，以粗布裹體，從此更真摯也更細心地，人保存精神，一如女巫保持天神的火焰；這就是人的理智。因此人便肆意專斷，類似於諸神，被賦予頤指氣使和完成大業的更高權能；因此人被賦予語言，那最危險的財富，人藉語言創造，毀滅，沉淪，並且向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親返回，人藉語言見證其本質－人已受惠於你，領教於你，最神性的東西，那守護一切的愛。」

語言是「最清白無邪的事業」，又是「最危險的財富」，這兩者如何合在一起呢？我們先壓下這個問題，而來沉思以下三個先行的問題：一、語言是誰的財富？二、何以語言是最危險的財富？三、在何種意義上語言竟是一種財富？　　

我們首先要注意這句關於語言的詩句的出處：是在一首詩的草稿中，這首詩要道說與自然界其他生靈相區別的人是誰；詩中指出的其他生靈有玫瑰，天鵝，林中小鹿。所以，在把植物與動物作了比較之後，上面這個殘篇就以「但人居於蓬屋茅舍」開始了。　　

人是誰呢？是必須見證他之所是的那個東西。 「見證」一方面意味著一種證明；但同時也意味著：為證明過程中的被證明者擔保。人之成為他之所是，恰恰在於他對本己此在的見證。在這裡，這種見證的意思並不是一種事後追加的無關痛癢的對人之存在的表達，它本就參與構成人之此在。但人要見證什麼呢？要見證人與大地的歸屬關係。這種歸屬關係也在於：人是萬物中的繼承者和學習者。但這兩者處於衝突之中。那個使衝突中的事物保持分離而同時又把它們結合起來的東西，荷爾德林稱之為「親密性」。由於創造一個世界和世界的升起，同樣由於毀滅一個世界和世界的衰落，對這種親密性的歸屬關係就得到了見證。人之存在的見證以及人之存在的本真實行，乃是由於決斷的自由。決斷抓獲了必然性，自身進入一個最高要求的約束性。對存在者整體的歸屬關係的見證存在作為歷史發生出來。而為使歷史成為可能，語言已經被賦予給人了。語言是人的一個財富。　　

然而，何以語言是「最危險的財富」呢？語言是一切危險的危險，因為語言首先創造了一種危險的可能性。危險乃是存在者對存在的威脅。而人唯憑藉語言才根本上遭受到一個可敞開之物，它作為存在者驅迫和激勵著在其此在中的人，作為非存在者迷惑著在其此在中的人，並使人感到失望。唯語言首先創造了存在之被威脅和存在之迷誤的可敞開的處所，從而首先創造了存在之遺失的可能性，這就是－危險。但語言不光是危險中的危險，語言在自身之中也必然為其本身隱藏著一個持續的危險。語言的使命是在作品中揭示和保存存在者之為存在者，在語言中，最純潔的東西和最晦蔽的東西，與混亂不堪的和粗俗平庸的東西同樣地達乎詞語。的確，為了便於得到理解而成為所有人的一個共同財富，甚至本質性的字詞也不得不成為平凡粗俗的。有鑑於此，荷爾德林在另一個殘篇中寫到：「你向神靈訴說，但你們全都忘了一點：初生果子往往不屬於終有一死的人，而是屬於諸神的。唯當果實變得更平凡粗俗，更習以為常，它才終歸有一死的人所有。」純潔的也罷粗俗的也罷，一概是被道說出來的事物。因此，詞語之為詞語，決不直接地為它是不是一個本質性的詞語抑或一個幻覺提供保證。相反，一個本質性的詞語所具有的質樸性看起來無異於一個非本質性的詞語。而且從令一方面來看，以其盛裝給出本質性假象的東西，無非是一種懸空闊談，人云亦云。這樣，語言必然不斷進入一種為它自身所見證的假像中，從而危及它最本真的東西，即真正的道說。　　

但是，這種最危險的財富在何種意義上是人的一種「財富」呢？語言乃是人的所有物。人支配語言，用以傳達各種經驗，決定和情緒。語言被用做理解的工具。作為適用於理解的工具，語言是一種「財富」。不過，語言之本質並不僅僅在於成為理解的工具。這項規定全然沒有觸著語言的真正本質，而只是指出了語言之本質的一個結果而已。語言不只是人所擁有的許多工具中的一種工具；相反，唯語言才提供出一種置身於存在者之敞開狀態中間的可能性。唯有語言處，才有世界。這話說的是：唯在有語言的地方，才有永遠變化的關於決斷和勞作，關於活動和責任的領域，也才有關於專斷和喧囂，沉淪和混亂的領域。唯在世界運作的地方，才有歷史。在一種更源始的意義上，語言是一種財富。語言足以擔保──也就是說，語言保證了──人作為歷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語言不是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種擁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為了真正理解詩的活動領域從而真正理解詩本身，我們必須先已經確信於這種語言的本質。那麼，語言是如何發生的呢？要為這個問題尋獲答案，我們就要來思考荷爾德林的第三句。

三

我們在一首未完成的詩歌的一個又長又亂的草稿中碰到了這個詩句，這首詩開頭是：「你永不相信的和解者…」：

人已體驗許多。

自我們是一種對話，

而且能彼此傾聽

眾多天神能得以命名。

我們先從這幾個詩行中挑出直接相關於我們上面討論的內容的一句詩：「自我們是一種對話…」我們—人—是一種對話。人之存在是基於語言；而語言根本唯發生於對話中。可是，對話不只是語言實行的一種方式，而毋寧說，只有作為對話，語言才是本質性的。我們通常所謂的「語言」，即詞彙和詞語結合規則的總體，無非是語言的一個表層而已。那麼，什麼叫「對話」呢？顯然是彼此談論某個事物。這時，談論或說話是彼此通達的中介。不過，荷爾德林卻說：「自我們是一種對話，而且能彼此傾聽」。 「能聽」不光是彼此談論的一個結果，相反地倒是彼此談論的前提。但連「能聽」本身就又已經以字詞的可能性為歸依了，並且需要這種可能性。 「能說」和「能聽」是同樣源始的。我們是一種對話，這同時始終意味著：我們是一種對話。而一種對話的統一性就在於：在本質性字詞中，單一和同一的東西總是可敞開的，我們對此獲得了一致，我們據此而成為統一的，因而真正是我們本身。對話及其統一性承荷著我們的此在。　　

但是，荷爾德林並沒有徑直說：我們是一種對話，而倒是說：「自我們是一種對話…」在人之語言能力出現和運作之處，還不是立即就有了語言的本質性事件—對話。自從何時起我們是一種對話？哪裡有一種對話，本質性的字詞就必定總是關聯於單一和同一的東西。倘沒有這種關聯，也不可能有爭執式對話。但是，單一和同一的東西唯在一個持存和持續者的光照中才能昭然若揭。而唯當持守和當前閃現之際，持續狀態和持存才達乎顯露。而這又發生於那個瞬間，也就是時間在其延展中開啟自身的那個瞬間。自從人進入某個持存者的當前之後，他就能遭受到可變之物，到來和消逝之物；因為唯有可持守者才是可變的。只有在「撕扯的時間」被撕裂為當前，過去和未來之後，才有統一於某個持存者的可能性。自從時間是它「所是的時間」以來，我們就是一種對話。自從時間出現並達乎持存，我們就歷史性地存在。兩者─ 一種對話存在和歷史性存在 ─是同樣古老的，是共屬一體的，是同一個東西。　　

「自我們是一種對話」—人已體驗許多，諸神中有許多受到了命名。自從語言真正作為對話發生，諸神便達乎詞語，一個世界便顯現出來。但又必須看到：諸神的出現和世界的顯現並不單單是語言之發生的一個結果，它們與語言之發生是同時的。而情形恰恰是，我們本身所是的本真對話就存在於諸神之命名和世界之詞生成中。　　

然而，唯當諸神本身與我們招呼並使我們置於它們的要求之下時，諸神才能達乎詞語。命名諸神的詞語，始終是對這種要求的回答。這種回答每每源出於一種天命的責任。由於諸神把我們的此在帶向語言，我們才挪置入決斷領域，去決斷我們是否應答著諸神，或者我們是否拒絕著諸神。　　

由此而來，我們才能充分度量「自我們是一種對話…」這個詩句的意思。自從眾神把我們帶入對話，自從時間成為它所是的時間，我們此在的基礎就是一種對話。據此，所謂語言是人類此在的最高事件這個命題就獲得了解釋和論證。　　

但很快就出現一個疑問：我們所是的對話是如何開始的呢？誰來實行那種對諸神的命名？誰從撕扯的時間中把捉到一個持存者並且使之在詞語中達乎呈現？荷爾德林以詩人可靠的單純性告訴我們這個問題的答案。讓我們來聽聽第四個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