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作品擅長描寫都會男女生活,《在車上》編導作者濱口竜介「轉型」挑戰東京近郊田園式半隱居生活情境,與面臨現世-消費世界介入,遭遇著環保與開發矛盾的政治性議題與道德難題。但電影開頭並非以議題導向破題,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音畫編排,配樂音樂家:石橋英子(Eiko Ishibashi)在海報上就特別強調,展現在電影對於配樂比重,非故事性的畫面營造氣氛,並利用長鏡頭重複且鉅細靡遺描寫原始生活的技術:山上低溫,必須砍樹劈材以便烹煮取暖,與裝填山泉水和運送過程。
除此之外,《邪惡根本不存在》在剪接上亦見巧思,令人想起濱口竜介舊作《睡著也好醒來也罷》二段式巧妙結構,因為寧靜村落臨時召開與開發商計畫建造豪華露營(Glamping)營地協調會事件,本來在劇情中像是居於反方的說明職員,會以為只是一時出現的小配角,後來變成將敘事線傳遞到他們身上,也像是藉此消解環保議題會帶有政治正確的「力」,並接續著濱口竜介過去擅長描寫世俗生活,往往是充滿商業價值、功利主義的大都市背景,電影從安靜內斂的鄉間瞬間變成喧囂的情境,幾段開會、談話片段處理的游刃有餘,並接續著導演擅長與偏愛拍攝車上對話,並於對話內容中乾脆直接承認,從事娛樂業的人渣與偽善這樣微崩壞論調,並以某種開玩笑,說著乾脆辭掉工作,或是自己跳下當露營區管理員。用對話像是體現都市工作忙碌疲累後的人生虛無感,與藉由公司專案觸及田園生活純樸,於是變的好像「沒有什麼好失去的」的情境。
除了都市的愛情生活,以往聚焦濱口竜介擅長在日常話語/演戲台詞之間展現劇本排演與電影表演的轉換。會比較忽略像是舊作《親密》或《睡著也好醒來也罷》裡帶有的反社會性提示,前者是反映在打工維生的劇作導演主角,後者則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幽靈」伴侶,是社會上穩定家庭的反面隱喻。而在《邪惡根本不存在》本來像是修行,日復一日從事同樣行為的主角,因為開發商的入侵,俗世生活介入,主角:巧,本來在小社區中沒有太多社會眼光的身分,卻在敘事線轉換之中,被貼上「萬能雜工」-閒閒沒事幹的人這類「功能性標籤」,電影並以剪接前後呼應兩造之間的相遇:本來是一開始主角獨自劈材,而後因為與開發商的職員見面,需要技術的劈材場景被布置成都市人「體驗」原始生活的「爽感」來源(註1)。
《邪惡根本不存在》明顯以在地共生聚落遭受財團入侵尋求商機,為的是給都市人一個暫時逃逸的去處。劇情上經由說明會盼能夠創造雙贏,但礙於預算與政府補助期限,一邊無法接受,一邊只能用偷雞摸狗方式使居民答應,而電影劇情上遭受的矛盾,並非以劇情解決。而是在「劇情道德」之外,電影創作者的道德視角指向何處?例如:《我的完美日常》呈現過於浪漫、單純的、無害的、小津式的清潔員大叔小確幸。相對《邪惡根本不存在》將隱居與世俗不同世界雙方交會,甚至相互干預,一邊是誘惑(本來的技術匠人被認定閒閒雜工),一邊是半開玩笑的、白目的、煞風景式的,用都市的虛假偽善跟純樸的村民相處顯得又些矯情,但其實是都市人的「真誠樣貌」(另一種的自然)。
回到電影開頭導演對於風格的試驗,在描寫自然森林的珍惜眼光(包含動物、植物與風景的溫柔感),同時與質疑著何謂原住民?何謂自然?而是必須有所犧牲取得平衡的條件下,再引入「都市人入侵」的當今常見現象的「另一種自然」,往往早以非是環保主義式的論調,而是必須有所犧牲的眼光,這樣帶有道家思想的格局,描述著天道循環(非台灣八點檔)。
對於本片開放式結局(註2),雖一時納悶,但問題不在於劇情,而是「非知」:並非理性與知識判斷,是視野拉高的「自然」觀點:在俗世與野生之間,在汙染與純淨之間必須有所犧牲;反映著當代觀眾可以包攬所有議題與類型:既可以關心公共議題,同時又收看綜藝娛樂節目,兩者之間並不違和的雜食性正確(不會有任何傷亡與犧牲)。所以結尾「疑似」以一命換一命(註3),其實是「迴向」(註4)給觀眾,女孩就是那俗世和野生之間交換的獻祭者,祭典儀式的對象並非純然的神祕原始,而是現世複雜的道德祭壇,真切且扎實地又回到我們所信仰的,與當下真正的選擇,如此才關乎著自我的道德性,故此邪惡根本不存在。
(註1)
若仔細去搜尋主角名字「巧」:Takumi,有匠人之意,在電影的入世情境中成為被機械化取代的技藝,展現在導演運用都市人無法理解閒閒沒事幹之人的「功用」。
(註2)
有一說法是,因為職員男(穿橘色羽絨衣)因為經驗不足不知道向前干預會使鹿攻擊女孩,男主角為阻止女兒受傷,用力勒住職員男,反而造成一死一傷,兩死,或兩傷。
(註3)
續(註2)主角在阻止職員男同時帶有某種反社會仇視心態的,並且知道開發案阻止不了,憤而十分用力,導致口吐百沫,站起來又倒地,疑似死亡。但不管如何,都是因為另一種「自然的平衡」必須造成的「犧牲」。
(註4)
挪用佛家的「迴向」:個體自身所修之功德於眾生或法界,本電影倒是有點相反地,以眾生發生的現象「迴向」給個體自身做出真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