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在台灣出生的孩子,身為第一代移民,父母的生活其實並不好過,學歷不被認可、生活環境的改變加上父親將自己的父母留下後就離開台灣的狀況之下,母親的日子就更辛苦了。
母親最初是在迪化街附近的布行工作,整體薪資雖然不高,但是可以四點下班,那是當時媽媽唯一能夠來得及接我放學的選擇。
家裡環境很辛苦,但初時其實我完全沒有任何感覺,因為媽媽總是很努力的讓我感覺沒有任何缺乏,有一次媽媽接我放學,當時的頂好還是頂好,我們經過的時候,我跟媽媽提及班上同學都在討論某樣事物(我真的忘記是什麼了),媽媽說:「你需要什麼我們都去買,我雖然沒有錢,但是不能讓你在學校被瞧不起,媽媽希望同學有的,你都要有。」
所以如果我說我要買鞋子,她就會帶我去買兩雙,因為另外一雙是要備用替換的,當時我們小學非常流行扣環式的記事本,我請媽媽帶我去買內頁,媽媽不只買了內頁,甚至還另外多買了兩本給我,她說要換不同封面,這樣很漂亮。
最後這些東西都被我冰在書櫃裡面佔空間。
有一次,我們去 NET 逛街,我看上了一件 390 元的衣服,媽媽看了一下錢包之後發現沒有錢,帶我去旁邊的 ATM 用『George & Mary』現金卡,借了 5000 元,然後花了一千多元買了新衣服給我。
這是我的母親,總是很努力的富養我,讓我從未有任何缺乏,學校每一次發家庭的調查表,我都是自以為應該可以勾上『小康』,但事實上我們家應該只能落在貧困的區間。
母親的原生家庭相當富裕,她也是被富養長大的女兒,曾經我外公家有一整條街的商店,媽媽也是穿著套裝在銀行上班的女孩。
但在時代動盪之際,母親來到台灣,脱下套裝、戴上白手套在布行工作,然後,在她還沒有準備好要過窮日子的狀態下,過著用現金卡度日的生活。
然後日子就更辛苦了,因為當母親意識到現金卡的可怕時,很多事情就已經不可收拾,只能不斷的先償還最低還款金額,同時布行的老闆也因為母親經常的遲到早退感到不滿,辭退了她。
而媽媽的早退是因為爺爺為了打麻將而無法接我放學,遲到常常是為了奶奶要喝煲湯,她必須要早上出門前都準備好,
媽媽的下一份工作是肯德基的葡式蛋塔,勞動性更高的工作。
也是大約到這個時期,在我小六的時候,才真正意義上的理解「我家很窮」這個事實,對我來說,或許震撼點並不是家裡的狀況,更多的驚訝是母親對於理財的思考,完全不瞻前顧後的支出。
可是,當我理解了母親的生長環境後,一切又好像懂了。
那些用無謂的金錢支出堆砌出來的或許就只是一份自尊,一份不想被瞧不起的尊嚴。
母親曾經也是學校備受歡迎的校花,她總是得意的說:「當時學校有五朵花,我就是其中一朵。」她也常常也沾沾自己在工作場所獲得的肯定,那些都能讓他擁有笑容。
可惜到了台灣之後,他一切從零開始,在不習慣的生活環境必須照顧先生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孩子,同時她連工作都無法找到與能力相對應的內容,他的期待與尊嚴不斷地降低,於是那些華而不實的支出,似乎就成為了維持尊嚴的必需品。
我永遠記得,從我小學一年級開始,媽媽就常提醒我的一句話就是:「同學如果問你,你就說你是香港華僑,知道嗎?是香港華僑。」
有時候外出會有店員或是計程車司機問起媽媽的口音,媽媽也都是說我們是香港華僑,我也一直這樣對外解釋,小時候是因為不懂,長大之後是因為那好像也變成我的保護傘,儘管其實根本沒有人在意,但那對我來說像是催眠一般的習慣,脫口而出之後,也就無法再收回。
曾幾何時,媽媽連自己的出生地都讓她感到自卑,戀鄉又抗拒的情緒的累積之下,衝動購物似乎成了某種出口,在購買東西時,拒絕思考太多,更多的是:「我買得起。」這樣的思緒佔領了她腦中的更大一部分。
我們家就這樣的矛盾之中生活著,我總是要看著疲憊不堪工作的母親,偶而買著一些看似能用其實不需要的東西,最後在月底繳卡費時肩膀越來越垮的神情。
我們在一個岌岌可危的懸崖邊抓著一些可能隨時會斷掉的藤蔓生活著。
同時我也開始疑惑,那麼父親呢?
長大之後我常常在思考,「正常的家庭生活」到底是什麼呢?我的生命中前期只充滿了我的母親,腦海中的父親更多是被媽媽所轉述出來的畫面,像是照片一般好像確實存在,卻又很難得知其中的故事。
媽媽會不斷的告訴我:「爸爸很愛你。」
於是我就相信了,信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