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體制」秩序與戰後臺灣命運：讀《意外的國度》與《重構二二八》

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年之際，有兩本更清晰地展開了戰後圖景的書籍問世：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和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讓我們對從戰後世界與東亞秩序變動、台灣島上的流血事件到「中華民國在臺灣」有一個完整的認識。

本文也藉由介紹這兩本書，描繪戰後臺灣在國際局勢影響下的政治變動及歷史軌跡：「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中華民國化」。亦即從「中華民國是國際上的正統中國代表」到「中華民國在臺灣」，再到「中華民國臺灣」，迄今仍未停歇的臺灣共同體形成過程。

戰後的東亞局勢實是「最強者美國—次強者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者台灣」三者的互動過程。這三者互動過程的結構，陳翠蓮將其概念化為「美中（協力）體制」，具有四項特徵：

此架構下的運轉與互動以美國利益為核心，雙方各取所需。如美國在戰後遠東秩序的構想，從羅斯福到杜魯門都是與「國民黨中國」合作，目標是與「強大、統一、民主的中國」合作，維持親美的遠東秩序，消解日本帝國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從政治、經濟、軍事各層面支持中國，在開羅宣言上，允許中國宣稱東北、台澎等地為中國領土，並協助其運送國軍部隊，安排日本人優先離開佔領地，將公私日產全部作為中國的補償，來使其加速工業化，取代日本成為東亞強國。然而，前往埃及開會前的蔣介石，才根據戰後中國的地緣戰略考量，將臺澎納入中國要收歸的領土，此前並未將台灣納入收復的領土考量範圍內。

然而在戰爭結束前，美國就攻打日本的戰略考量，對於「如何利用台灣」和「戰後台灣歸屬」等問題有著許多政策辯論，這些辯論議論及台灣主權歸屬問題，以及戰後應於佔領地設置「軍政府」的軍管計畫。日後臺灣設置「行政長官公署」，亦是中國政府因應此規畫而設置。但臺灣人並不知情，故認為中國統治是「總督府復辟」。

然而，「美國核心利益」在不同美國人眼中並非一致。自太平洋戰爭後期到戰後的美國東亞外交政策即為：「亂」。此因東亞與歐洲的局勢變動而生，而美國外交（大使館與領事館及其內部）、軍事（太平洋艦隊、第七艦隊、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情報（中央情報局）、內政（國務卿與白宮）與國會體系各自為政，使得各方體系時常失靈，甚至自己行動，不被該層隸屬的上層所控制。其後更有各種「志願者」（如退休軍人）以各種方式加入攪局，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更顯混亂，甚至錯估局勢。但美國外交政策也因此具有彈性，能多管齊下，因應瞬息萬變的東亞情勢。

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中國，由於得到日軍與美軍的軍火和經濟幫助，戰後已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強的獨立國家，又因美國扶持，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國際地位已今非昔比。但是中華民國其實處處仰美國鼻息，需要美國支援以重建國家，已具有足夠實力消滅共產黨。

因此，蔣介石處事均需要慎重考量美方觀感，美國提出的「關心」，則使蔣介石需要作出部分的妥協。但私底下蔣介石常常「自行其是」，甚至利用美國需要中國穩固東亞秩序的需求，偷渡各種顯然不符合國際規範的需求，戰後臺灣的處置問題就是這個框架互動下的產物。

陳翠蓮即指出，以美國為首的盟軍規劃，對佔領地實行軍政府的軍事佔領，軍事佔領並不能轉移該地的主權、改變人民國籍，與要求對佔領國效忠，而臺灣即屬此類。當駐台日軍依照盟軍第一號命令，向戰區總司令蔣介石投降後，中國本應進行上述軍事佔領，但實際上卻一邊進行軍事佔領，一邊宣傳「光復」、「回歸祖國」等等口號，製造錯誤的認知，欺騙臺灣人，並藉此大撈油水、安插親信。本來在日本統治下受到歧視的臺灣人，因為能回歸中國，「重做大國國民」而不疑有他。日後的二二八事件，即在此情勢下展開。

中國正式代管台灣前，國民黨內各派系與特務組織已先隨美軍情報人員赴臺，招兵買馬，台灣更早已成為國民黨內各大派系爭奪的「肥肉」。而因為「回歸」的熱情，以及日本五十年來的壓制，臺人「重做主人」的參政熱情溢於言表，積極學習「中國統治模式」政治文化，不少臺灣菁英踴躍加入或創立協助「祖國」統治的各個組織，協會、社團、報社等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渴望能夠實行臺人自治。

然而局勢並非臺人所設想般單純。在「美中體制」下，美國事前儘管在內部進行了大量的辯論與規劃，然而在穩固遠東秩序的利益需求下，美國最終決定將臺灣交與中國代管，從中謀畫其他利益。而藉由渲染開羅宣言的正當性，國民黨政府雖設置由「半山」和官員組成的「臺灣調查委員會」，規畫戰後如何佔領、統治與運用臺灣的資源，但蔣介石最終決定臺灣作為「特殊省」，設置軍政府般大權獨攬的長官公署。臺人治臺的夢想，一開始就與美中體制正面碰撞，而喪失可行性。

另外，美國雖有疑慮，但蔣介石仍任命陳儀出任行政長官。而隨著美國將目光投向歐洲與中國內戰的調停之中，也默認中國對臺的事實統治。但甫一納入中國統治下的臺灣，不僅捲進國共內戰的漩渦，島內資源被全面掠奪，加上盟軍與蔣介石均決定將日產作為「戰爭賠償」，因此日本在臺留下的偌大資產，以及戰後臺灣各方面的掌控權，更成為國府內部各派系爭奪的目標。因此，陳儀所屬的政學系、控制國民黨機器的CC系、掌握特務組織的軍統局、孔宋集團以及三青團，將中國的權力鬥爭與統治模式移入臺灣。而有些臺灣人與半山隨後也加入其中，意圖從中取得參政機會實踐夢想，卻沒有意料到自己的身分，成為這些派系用完即丟的卒子。

而為了解釋二二八事件，必須將陳翠蓮書中「中國統治模式」定義徵引說明：

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陳儀任人惟親、貪汙腐敗的治理與統制經濟政策，外省人動輒以「奴化」歧視辱罵，打壓臺人各種權益，更以漢奸看待臺灣菁英，加上文化摩擦，以及生活困苦，令臺人怨聲載道。而國民黨各派系、半山與外省人大量奪取日產，又佔有大量公職，使得臺灣人期望能夠參政、管理、取回被日人強佔財產的夢想，變成對中國政府失望。有些人寄望美國干預，託管論等主張開始發酵，而更多人寄望美國協助中國改善統治。他們並不知道，儘管美國駐臺副領事葛超智同情他們，但美國國務院為了維持與中國的關係，命令正領事對此置之不理。在中國的臺灣人也多次請願，但是陳儀深得蔣的信任，因此毫無效果。此時臺灣社會已危機四伏。

隨後爆發二二八事件，臺人怒火燎原，抗議與暴動全臺蜂起。本想鎮壓臺人的陳儀，卻發現兵力不足以壓制日治時期經過軍事訓練的臺人，轉而以假意安撫、承諾改革、也不向中央要求派兵等謊言欺瞞臺人，暗中請求國府派眾兵彈壓。同時，布建已久的特務系統與各大派系，一方面分化操控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又發動流氓製造衝突、暴動，塑造臺人叛變、意圖獨立等口實，藉此定性事件為「奸黨煽惑」，作為出兵鎮壓的理由；另一方面，各派系與陳儀也進行政治鬥爭，意圖讓自身派系出掌台灣。

對此渾然不知的臺灣人，一方面相信陳儀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說法，一方面向南京請願，希望蔣介石理解真相，寄望美國協助說明。然而，在緩兵之計奏效下，陳儀等人透過分化策略，誘騙各派系的臺灣人進入處委會運作鬥爭，使處委會提出激進的、近似使處委會取代行政長官公署的「三十二條大綱」等政治主張，又讓流氓提出組織「維持秩序」的隊伍，藉此製造衝突對立。

雖然臺灣的情況在處委會調停下日漸寧靜，但危機已經逼近。處委會內部抵抗與談判路線分裂且無法調和，美國駐臺領事館此時也致電美國駐華大使館，警告危險將至，應該撤僑或將臺灣改交聯合國託管，但大使館堅守國務院指令，決心置之不理。3月7日，就在美國不干預，臺灣處委會信任陳儀、內部陷入分化分裂情況下，國府軍隊到達了。

在蔣介石收到陳儀電報後，決心要盡速以武力平定臺灣的動亂，一來國共內戰，中國邊疆各地烽火四起，需要自臺榨取軍事資源，也要防止共產黨在臺滲透，再者擔心美國的干涉。蔣氏並認為臺灣動亂非「奸黨煽惑」，而是因為軍隊調離導致「軍力不足」，以及陳儀粉飾太平，更認為「臺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為求穩定，決心派兵至臺，「武力鎮壓」。

此處必須指出的是，關於蔣介石是否清楚臺灣內部狀況、是否收到臺灣人民的請願，陳書與林書之間有著衝突（參見下圖）。林書認為蔣介石並不清楚臺灣狀況，就採取武力鎮壓的局勢；陳書則指出這種說法是有誤的，也點出過往研究者指「蔣氏」受欺瞞說法亦有誤。事實上，三月七日蔣介石給陳儀的電報指出，他之前已經收到美國領事館轉發「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說明電報，但他「置之不理」。因此，蔣氏動武並非林書所指的不明情勢，而是因為他相信武力才是解決事情的唯一手段。[3]

隨著中國軍隊至臺，臺灣開啟了混亂與恐怖的時刻。中國軍隊登陸後，對臺人進行無差別屠殺，並採用對付土匪與共產黨的「綏靖」與「清鄉」，進行軍事掃蕩與政治鬥爭，加強地方控制。全臺各地的抵抗被瓦解，許多人無辜被殺、被害、被敲竹槓，中國政府藉此建立恐怖統治。而國防部長白崇禧進行「宣慰」，要求人們「自新」，由於偏見，白崇禧事實上支持在臺各機構的違法行為與軍事審判，「以資鎮懾」，來恢復社會秩序。

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美國終於主動關切臺灣。蔣介石雖然顧忌美國觀感，卻「裝傻以對」，請駐華大使給予書面詳細說明。這份說明由葛超智執筆，以中國統治臺灣的立場上給予解說與建議。這份說明最後成為蔣介石逃亡臺灣後，安撫美國的治臺方案，而蔣介石透過改組省政府應對美國壓力，化解各派系爭奪臺灣的意圖，由美方接受的孔宋集團成員魏道明擔任省主席，安撫並爭取美方支持。

美國政府也因為國務卿艾契遜（林書譯為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表示中國已是事實統治，且不欲動搖美中同盟，遂一方面表示接受，但私底下派遣魏德邁來臺考察。而美國軍方與情報單位對臺灣的態度，與國務院較為不同，駐臺領事館新聞處和與麥克阿瑟等人私底下開始與廖文毅、黃紀男等臺獨人士接觸。

中國內戰局勢自1947年開始逆轉，蔣介石節節敗退。為爭取美國支持蔣介石將臺灣作為與美國合作練兵的基地，由受到美國偏愛的孫立人出任司令。然而隨著內戰局勢日蹙，華府開始與中國國內事務保持距離，對未來局勢做出評估，重新思考法理地位尚未確立的臺灣「何去何從」，軍方與情報部門更意圖將臺灣納入西太平洋反共戰略的重要一環。

進入1948年，蔣介石因為不斷戰敗，統治權威逐漸衰微。各地軍閥遂蠢蠢欲動，日益不聽號令，但共產黨也尚未獲得決定性勝利，因此英美判斷中國將重回中央權威瓦解的「軍閥割據」時代，並隨即開始與各個實力派人物打交道。但對臺灣，美國唯有宣傳美國的優點而已，遲遲不能做出決定，使得台籍菁英感到失望。

而1948年下半，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同一時間，美國大選結束，蔣介石押寶的共和黨敗北，由民主黨杜魯門再任美國總統，華府決心逼迫蔣下野，讓國共兩黨回到談判桌，以免中共勝利後，中國成為蘇聯附庸。蔣介石雖在軍政權威上大潰，但辭職前他已任命親信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其子蔣經國接掌台灣省黨部，運送黃金等資產至臺。

美國此時認為，避免共產黨藉由和談之際滲透臺灣十分重要，然因歐洲局勢緊張，美國唯一之計乃是扶植一個非共黨、親美且具有一定能力與基礎的政權。為此美方開始秘密接觸臺灣菁英，探查建立基礎的可能。起初與陳誠接觸，但因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與孫立人親近、陳誠與蔣介石親密及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駐華分署的影響，美方捨棄陳誠而親近孫立人。此後，孫立人與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美國駐台領事館互動頻仍。同時，魏德邁建議以親美派吳國楨替換陳誠為省主席，蔣置之不理。

陳誠為了鞏固其省主席之位，不僅在臺推行各種改革，以求贏得美國青睞，同時不遵從桂系主政的中央政府號令，把資源留在臺灣。林孝庭指出，陳誠此舉讓臺灣不受中國內戰拖累，也為自己打造好形象。保有國民黨總裁身分蔣介石在引退後，因為遭美方拋棄，勢力衰頹，連陳誠也違逆其指令，將其冷落於澎湖。美國更圖謀運用臺灣法理地位未定來為己所用，遂積極聯繫孫立人，並考慮暗殺蔣介石。

1949年，蔣介石與李宗仁雖再度攜手力挽狂瀾，然未起作用，蔣力圖與菲律賓、韓國等組成反共聯盟來獲得美援的計畫也被美方漠視。此後國府軍隊不斷潰敗，僅存西南與華南地盤，若無美國全力支援將潰滅。但美國此時僅願給予地區性反共政權部分軍援，握有地盤者才是美國青睞的對象。而此時唯一無地盤者，只有蔣介石。

為了取得美援，蔣介石與桂系將腦筋動到雲南上。雲南省主席盧漢雖由蔣介石親手提拔，然今非昔比，盧漢在蔣、桂系、中共之間搖擺不定，也與美方聯繫，意圖獨立，但美國並不領情，因此盧漢投向中共。同時，蔣介石也明白美國人想要扶持吳國楨與孫立人掌控臺灣，又鑒於美國政府8月5日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對蔣介石的強硬指責，對是否撤往臺灣，仍感到遲疑。

直到國府在中國幾無地盤後，美國又重新與蔣介石開始打交道，條件就是以吳國楨替換陳誠，意圖讓吳國楨與孫立人掌握臺灣政軍事務。受到美國冷落許久的蔣介石，雖然了解美方意圖，但為保難得機會，不僅擺低姿態允諾改革，立即撤換陳誠，並前往臺灣，並對孫、吳猜忌日深。而當中華民國代總統李宗仁逃往美國後，蔣介石遂宣布「復行視事」，冀圖在臺重建獨裁的「黨國體制」。

此時，冷戰局勢升溫，加上中國情勢變動劇烈，美國對華政策也混亂不堪。美國軍方與情報部門力挺臺灣，指出臺灣在反共島鏈上的重要性，但國務院指出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會在臺灣重覆，主張任其自生自滅，而國安部門提出的「白宮安全會議第四十八號文件」正式定調美國無意介入臺灣事務，等中共解放臺灣後，承認臺灣屬於中國一部分，同時對外正式宣布這一消息，打壓援蔣輿論。白宮的意圖是，期待毛澤東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一樣背離蘇聯，走與蘇聯區隔的「狄托主義」。

美國在發表宣言以後，又扶植各地反共、台獨人馬，如廖文毅的「臺灣再解放聯盟」，盟總公開庇護其在日本的活動，甚至意圖撮合吳國楨、孫立人與臺獨人士合作，取代蔣介石。而一些眾議員敦促華府對駐守海南島的粵系表示支持。逃亡到緬甸的李彌部隊、流亡到越南的黃杰部隊，都前後映入美國各人的眼簾。可以說華府即使定調主要政策，卻也因為每個人定義的「利益」不同，各行其是。

此時，美援無望、諸將不聽號令、殘兵游勇不斷湧入、財政困窘等問題困擾著蔣介石，同時美國宣布「靜待塵埃落定」，卻又暗中行動，甚至考慮運用臺灣地位未定論和扶植親美派取而代之，加上將領內鬥嚴重，第一次黨務改造失敗，蔣氏此刻的命運已如風中殘燭。

基於反共立場，美國軍方與麥克阿瑟固然不斷強調臺灣的重要性，美國國內也有親蔣的議員支持，但美國政府決心不涉入國共內戰。因此，美國各方的非官方、私人協助模式逐步成形，如美國退役海軍上將柯克（Charles M. Cooke）在盟總瞞著美國官方與領事館的安排下，以私人身分來臺助蔣。而未來影響美國政界數十年的重要遊說團體「中國遊說團」，此時已見雛型。

對於蔣介石而言，柯克無異救命稻草，蔣予以完全信任。柯克也給予切實的回報，透過「特種技術合作案」的推行，替蔣和盟總之間打造了一條溝通渠道，並取得盟總對蔣介石領導臺灣的堅定支持；建立「中國國際商業公司」，協助購買大量軍備；改造國軍為現代化部隊；讓蔣介石下定決心放棄海南島、舟山群島等地，以鞏固臺灣防禦；為蔣與美國駐臺領事館等國務院外交系統打對臺；柯克更安排麥克阿瑟來臺與蔣碰面，使蔣介石地位漸次穩固。而美國其他部門明白，沒有盟總支持，他們不可能推翻蔣介石。

國務院考慮到軍方私下舉動和美國「國家利益」有所衝突，遂將此種作法正式化為「美軍顧問團」。柯克滿心以為自己會被任命為正式團長，遂加緊採購軍火，但此舉引起國府駐美、負責採購的毛邦初將軍等人的不滿與嫉妒，更無法撈油水，遂向聯邦調查局等告發柯克的缺失，藉此砲打蔣介石。加上麥克阿瑟遭杜魯門解職，失去靠山的情況下，柯克最終將業務移轉給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少將，黯然離臺。

1950年2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令主張犧牲中華民國和臺灣，換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關係的官員們，改以保衛臺灣來維護美國利益。而《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的問世，彰顯美國決心對抗蘇聯。國務院遂尋找介入臺灣的機會，想藉機「倒蔣」，但因麥克阿瑟公開對蔣介石的支持，使國務院計畫難以施行。但是麥克阿瑟接受國務院「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同意臺灣地位等太平洋地區安定、對日簽署合約以後再做定奪。

對於地位不穩固的蔣介石而言，渴望東亞爆發一場大戰，藉此增加自身價值來鞏固其領導地位，更希望重返中國。韓戰的爆發讓他感到機會來臨，他立刻表明能派兵協助麥克阿瑟。杜魯門的態度是使臺海中立化，不要讓已經被拋棄的蔣介石、中國內戰與韓戰牽扯在一起，因此派出第七艦隊巡防臺灣，並且拒絕蔣的提議，以免多生事端。麥克阿瑟對此感到興趣，因此接受柯克建議來臺與蔣會面，並隨後再次發表臺灣是反共「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言論。這都再再激怒了杜魯門以及英法等已與中共建交的歐洲盟邦。

隨著毛澤東「抗美援朝」，臺灣所處戰略地位大幅提升。1951年，為了讓國民黨政府發揮更多作用，美國決心結束與日本的戰爭狀態，締結和約，並簽訂安保協定。杜勒斯作全權大使，施壓盟國接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均不出席舊金山和約」的說法，解決了「誰代表中國」的問題，並由重獲主權的日本政府「決定」跟誰簽約。蔣介石對此感到極度悲憤，曾以短暫絕食表達抗議，《中日和約》更延至1952年才簽訂。然而，簽署《中日和約》替一個以台澎島嶼領土為基礎的「海島」中華民國之永久定型，踏出極為關鍵的一步。

這段期間，美國保護了臺澎的安全，消弭了中共解放臺灣的可能性，使蔣介石終於可以徹底整頓黨、政、軍各方面，鞏固以其為一元領導中心的權力結構，打造有效率的政府，運用美援穩固、發展台灣的經濟基礎。「中國國民黨改造方案」的成功，史黨國體制在臺灣鞏固成形。相對於基礎鞏固的蔣介石，美方接觸的「第三勢力」行動皆慘敗，而海外臺獨運動也因韓戰而被冷淡對待，使得蔣介石的基礎穩固，挑戰者也逐一消失。

這並不代表美國放鬆對蔣介石的控制。進駐臺灣的美軍顧問團開始改造國府及軍隊，監督國府運用資源，如果國府不接受，馬上停止物資支援。蔣介石雖感屈辱，但為保自身，得到美國支持和承認，遂無不遵從。因此，到1954年，國民黨政府在臺統治基礎全面強化、鞏固。

美國強化國府是為了將國軍改造成牽制中共的勁旅。蔣介石也明白沒有反攻的可能性，他在日記裡坦承：「今後復國事業，肇事時論，幾乎不復可能。今後一切設計當為繼我後來者成功之謀，而不必為我親手成功之計也。」因此，向世人表示願意參戰的同時，蔣介石實際上卻在盡力避免任何一場戰爭，連美國後來希望蔣介石派兵參戰，蔣介石也加以拒絕。更何況，在對其不友善的杜魯門執政期間，任何行為都可能使自身權位動搖，他就更不願意參與作戰。

但是為了確保「自由中國」招牌，宣示對中國仍有統治正當性，因此蔣介石發動一些小規模的突擊、騷擾行動，藉此求得更多軍援。他也運用外交手段，使被捨棄在越南的桂系部隊成為向美國討取軍援的籌碼，而中緬邊境的李彌部隊更兼具牽制中共與協助韓戰的一時之選，隨著韓戰結束，這支部隊開始造成外交緊張，其撤離與否卻也成為蔣介石討取資源的籌碼。而隨著部隊的撤離，國民黨在亞洲大陸的能見度進一步削弱，如同向世人宣告，蔣介石再也無法不在外人的協助下回到中國。與此對比的，卻是中華民國與黨國體制在臺灣島上的深化與結合，蔣家世襲王朝的建立。

而隨著韓戰的結束，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下降，而臺灣海峽可能隨第七艦隊離開而「去中立化」。為了改善這個局勢，蔣介石強化其「反攻大陸」口號的力道，想將美國捲入兩岸爭端之中，希望能夠與美國簽署安全互助協定，以及給予更多軍事援助，以確保安全。但美方對簽訂協定一事表達冷淡。

而蔣介石在韓戰爆發前，也與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合作，建立日本軍官團「白團」，培訓國軍將領，藉此平衡美國和孫立人的影響力，並在美方全面介入臺灣事務後，更加重視白團，並命其規劃反攻中國的「光榮計畫」。

故簽訂協定一事受挫後，「光榮計畫」深受蔣介石重視，蔣寄望這個計劃能讓美國正視其重要性，並向美國討價還價。而美國確實開始重新評估蔣介石與臺灣在遠東新秩序中的角色。而「反攻大陸」不僅成為蔣介石維繫島內統治神話的基礎，也成為蔣介石維繫國民黨政府在全球冷戰架構下價值與地位的工具，以此達到其外交與政治上的目的。

美國雖然重新看待蔣介石治下的臺灣，但仍未給予正面回應和挹注資源，蔣介石遂解除一直令他不安的孫立人陸軍總司令職位，因為孫立人已無法讓他得到更多美國的幫助，也一直是潛在的威脅。蔣介石同時也爭取建立中美同盟，然因金馬是否應該納入防禦範圍一事，美方受到盟邦反對，遂遭到擱置。

直到1954年爆發第一次台海危機，促使華府提出交由聯合國裁決，停止沿海島嶼戰鬥，卻可能製造「兩個中國」、引發中國代表權的爭議的「神諭計畫」。由於可能會再度被視為出賣中華民國，因此國務院決心給予能「圈養」蔣介石的補償，也就是他夢寐以求的防禦條約。

美國相信，透過現有以臺澎為防禦範圍基礎制定的「防禦」條約，既能滿足蔣的要求，華府也可以「駕馭」蔣介石往後所有軍事行動，避免臺海再生事端，推進「有助於」臺灣的方案，美軍亦因此能利用臺灣的資源，在臺灣軍事基地部署美軍。

蔣介石雖對神諭計畫憤怒不已，但一聽到美國願意簽署協防條約後，隨即笑顏逐開。最後，美方僅願明確表達守衛臺澎，外島需經談判再考慮；條約僅有防衛性質，國府不得進攻中國，並以換文方式予以保密，不載於條約正文；華府軍事資源僅給予守衛臺澎的軍隊，外島軍隊數量不得過多，且不給予充分支援。

蔣氏欣然於1954年12月2日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此條約化解了中華民國沒有安保協定的處境，也向國際證明美國決心支持中華民國，消除了蔣介石等人被美國拋棄的擔憂，以及美方與中共承認建交的疑懼，更徹底消除了「臺灣託管」地位未定論的可能性。加上吳國楨事件在美國遭到冷淡對待，蔣介石至此終於高枕無憂。

而第二次臺海危機中，美國強迫國府發表此後放棄武力，改用「政治」手段達成光復目標的公報，減少外島駐軍，藉此控制蔣介石鎮日妄動的行為。與其為了民族主義與美國衝突，蔣介石明白與美國妥協，保住自己僅存的權力地位最為緊要，遂同意發布公報，並說出權位得保的心聲：「此事結果亦將於我有益也。」

在此一重新鞏固的「美中扈從架構」下，臺灣最終被迫與中華民國合而為一，走向「中華民國化」，捲入「誰代表中國」、迄今仍未擺脫的「一中」紛爭，「中華民國」成為日後臺灣重返世界的障礙。

戰後美國在世界擁有巨大影響力，然而世局變化使美國注定無法全心關注東亞，所以美國選擇與國民黨合作，使得臺灣被捲入「美中體制」。但沒有料到的是，中國共產黨卻意外地改變了美國預想的遠東秩序，隨後的國共內戰和冷戰局勢，最終使得臺灣被迫與中華民國「合體」。事實上，這和我們所處的時空局勢分不開。

美國人的一舉一動與戰略規劃牽動了整個局勢，然而美國外交政策的混亂和外交人員各行其是，使得中國人與臺灣人難以捉摸，導致了許多悲劇與誤解，更令自身規劃的「美中體制」秩序覆滅，付出更大代價以重新構築冷戰下的新秩序：「美日同盟。

「美日同盟」正是用來取代「美中體制」的架構，由美國主導，日本協力。在美國的允許下，日本在東亞、東南亞發展其次帝國勢力，而在這個架構下，中華民國的從屬性更高，能動性更低。美國在東亞的國家扈從體制遂建立完成。

其次，戰後臺灣人最初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心與能動性，卻因為不諳中國政治局勢和政治文化、國際局勢的變動，以及政治認識的困乏，使他們無力決定自身命運，更遭人歧視、辱罵、利用乃至於被當成畜生般屠戮。二二八事件與日後的白色恐怖，令臺灣人生活在恐怖統治之下，人們從此噤聲，任人宰割。而這場事件對臺灣人造成極大的創傷與斷裂，也消滅了臺灣人在參與事務上的自願心與能動性，產生無法彌補的裂痕和各方面巨大的損失。

戰後臺灣人失去自己的聲音，不僅是被迫的，也是自我管制的，成為任憑美國與中華民國宰割的魚肉。直到解嚴前後，二二八事件才ㄎ又開始為人所知，臺灣迄今仍然受困於中華民國帶來的後續衝擊。唯有透過重新理解歷史，理解現今存在著過往所無的機會與國內外政治空間，並把握機會，實踐過往人們所欲、但沒有機會實現的政治主張與理念。

同時，中華民國的能動性也隨著自身的覆滅、潰逃至台灣而縮小，中華民國內部的各種派系傾軋，也使得她沒有機會得到美國的協助。美中架構一度已經消失。若非因為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使得美國重新注意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控制臺灣的中華民國能否得以生存，未可預料。

而華府對臺灣地位的問題的看法，也正因局勢變動，以自身利益考量後，從戰後的默認、辯論，到最後接受蔣介石統治臺灣，臺灣地位未定論自此從美國政治辯論中消失。我們除了驚嘆歷史的複雜與變動之快以外，也需記住自身未來不應全然寄託於他人，而是必須不斷地自我努力。我們也應明白，「國際政治」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思考，因此葛超智等美國官員均是以美國利益思考臺灣的未來，對當下的臺灣人來說，外國外交官的看法均應審慎以對，以「臺灣」自身利益思考權衡。

而本文後半段要角僅剩美國、中華民國、蔣介石與國民黨，這是因為二二八之後，臺灣人民被國府給輾碎，在往後的歷史，再也不敢出聲，導致「失語」，更沒有空間、權力與膽量，為自己尋求出路。這正表明了中華民國與蔣介石的統治穩固，建立在與美國的利益交換、獨裁統治、犧牲人民的權益之上、政權的謊言以及無辜者的屍骨血淚之上。在兩本書勾勒出的整個大局勢中，在「美中體制」秩序下，往後百姓因此度過了一段悲慘、受欺的歲月，這場變動的影響仍餘音繞樑而未絕。

而林孝庭對蔣介石心境變化的勾勒也十分精彩。國共內戰的潰敗、各地人們的冷落與叛變，加上美國一直對其不利的想法行為，蔣已如驚弓之鳥，更寄望能改變美國的想法，並緊抱這位盟友的大腿，最終得以成功，鞏固其在台權勢。他也明白再無機會回到中國，亦已不願意再離開穩穩掌控的臺灣，但為保權位，仍運用各種反攻行為和口號作為展演儀式，以鞏固其政權合法性。

美國也利用蔣介石這些需求，對台灣的軍事、外交、財政進行掌控，大事均得經過美軍顧問團的同意。因為不敢得罪美國人，害怕被殺、失去權力而再度風雨飄零，民族主義需求讓位於蔣個人的內心安全感與權力慾望。對人民，他只有利用與欺騙。

而隨著在台地位的穩固、戰略夥伴地位的建立，使得蔣在退出聯合國前後，能以強硬語氣恣意妄為，抗拒美國政府「改名留席」的建議，儘管楊西崑、黃少谷等身旁重臣多次勸諫，但蔣介石父子仍然為一己之私而頑拒，即使置人民於國際孤立亦不在意，造成迄今中華民國（臺灣）的國際困境。[4]此即反應獨裁政權下，人民失語、獨裁者任性妄為的困境。

故有論者認為蔣氏父子為「意外的國父」，筆者並不苟同，因為「中華民國」離開聯合國是國際局勢決定性的結果，但過往仍有數次機會改名「臺灣」或「福爾摩莎」並留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卻遭到獨裁者因一己意識形態失去機會，導致本來被迫與中華民國合體的臺灣人民，至今仍因「中華民國」與一己之私而受苦，「國父」一詞更是尊崇之詞，對於因此受苦的人民而言，蔣氏父子又怎能稱為「國父」？

過往臺灣的命運不曾被臺灣人民自己所掌握，但隨著台灣走向民主化，擺脫了獨裁者再憑自身意志宰制臺灣的可能，以及現今國際秩序劇烈變動之下，我們獲取了更多的機會。因此，我們更應定義自身的「國家」和「國家利益」為何？在「中華民國」和「一中憲法」的架構下，終究仍然是爭奪「誰是真正的中國」，儘管現在已經從「代表唯一正統中國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到「中華民國臺灣」，逐步產生了演變，但這遠非終點，我們最終還要做出抉擇：是要當「臺灣」，還是要堅守我們仍是真正的「中國」，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誰才是統治中國的「合法政府」？這樣才能界定出這個國家的核心利益，藉此做出行動。

在此基礎上，我認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真正的中國，並藉由改國號、改憲法，立足於「臺灣」這個國家的基礎事實，直接告訴國際我們明確與「中國」做出區隔，才能進一步行動，廓清他國的利益為何，明白應該站在哪一方，應對外交局勢的瞬息萬變，藉此進一步思考即使是國民也能做些什麼，以確保在一個極權主義鄰居虎視眈眈下，「臺灣」這個國家和「臺灣人」的存在、安全與未來道路。

[1]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新北：衛城出版，2017），頁21。

[2] 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26。

[3] 林孝庭《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2017），頁77-78；陳翠蓮，《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頁362。

[4] 陳佳宏，《台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頁145-159。最近美國檔案解密，更加證實了這個說法，參見〈美國「台北5869」檔案解密／「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秘辛！〉，網址：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4-06/84118。

註：本文曾以〈「美中體制」秩序與無聲的人民：讀《重構二二八》與《意外的國度》〉無償發表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本文經大幅修正後重刊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