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國特色」的東亞史──讀《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東亞史」現今在臺灣已成火熱名詞，不僅108歷史課綱制定期間，支持傳統「中國史」分類的學者與強調更廣域視野的「東亞史」支持者之間爭論不斷，雙方各執一詞，民間出版業也出版不少各國學者出版的專著與歷史普及讀物。

這本由中國重量級經濟史學者李伯重師法當代史學潮流，撰寫15至17世紀、以中國為主角的東亞史普及讀物，也是熱潮下出版社引入的作品。然而，本書既有結合當代史學趨勢書寫的優點，卻也有中國學者帶有的嚴重問題。本文將引介此書內容，並提出自身的批判與反思。

人們對歷史的提問與認識，必然根據當代進行改變與反思。作者在第一章進行了學術回顧，指出現今全球史的「新史潮」源自當代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的現象，因此，這本書就是根據「全球史」的概念進行重新書寫。

而作者口中的「東亞世界」，就是中國與中國以外的國家與地區，是各個國家、民族與文化在不對等的支配與臣服關係下，進行交流活動的空間。因為中國既是其他國家無法迴避、具有特殊意義的巨大他者，也是個特殊性明顯遠勝他國的國家。

自1500年起，「東亞」地域即將迎接歐洲人開啟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其所帶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帳簿」與「火槍」是本書兩大「全球化」敘事主線，前者是經濟全球化，後者即軍事革命。

隨著海上貿易發展，東亞區域出現了商貿往來緊密的國際貿易網絡。相較於此，作者認為陸路貿易因穆斯林不斷發動宗教戰爭，加上海上商業路線的影響，已逐步走向衰落。

至於「軍事技術的全球化」，不管是軍械技術進步的「火藥革命」，還是戰術、組織等全面性技術變革的「軍事革命」均因經濟全球化而生。作者指出，早期戰爭技術流動是基於戰場接觸，然而這種傳播具有極大侷限，導致技術流傳緩慢，例如源自「中學」的火器傳到歐洲就花了數世紀之久，直到早期經濟全球化後，速度就大為增加。

作者以「管形火器」：槍、砲的發展為主軸，指出自宋朝發明火器，經由蒙古帝國傳播，東南亞、內亞、中東乃至歐洲等地均開始使用並改進槍砲技術，並對冷兵器時代的戰場霸者「騎兵」產生威脅。

15世紀後，歐洲於槍砲等技術進步上領先世界，其中歐洲更出現全面的「軍事革命」，成為其稱霸世界的基礎。但穆斯林世界的火器部隊亦不遜歐洲，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和蒙兀兒帝國的興盛，使得其他穆斯林世界亦廣泛採用先進火器。而隨西力東漸，東南亞和東亞世界先後從歐洲商人處引入火器與技術，其中日中兩地學習、改進最為深入，已能與歐人匹敵。

隨著地區之間的聯繫強化，利益衝突因此增多，為了應對過去與未來的潛在對手，各國莫不引入歐洲先進的火器技術。這些知識也因為全球經貿網絡的誕生，縮小了時空限制，使得隨著商人四散各地的技術知識傳播更加便利。技術傳播的便利、競爭與合作的加劇，又反過來強化了技術的發展、改進與傳播，「軍事全球化」現象於焉確立。

隨著早期經濟與軍事全球化的發展，明代以前構成亞洲世界的三大「文化圈」：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東南亞與南亞的「婆羅門教文化圈」和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圈」，以及夾雜於三大文化圈之間的「佛教文化圈」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也隨之變遷。

而在這段期間，基督教也藉由貿易和槍砲，逐步開始在世界各地擴大信眾，以菲律賓、安汶、澳門和日本取得較大成功，構成了網狀的文化圈。

除了儒家文化圈仰仗中國整合區域經濟而擴散，其他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圈的發展與商人的擴張密不可分，而文化圈的整合與擴散也對技術、知識等資源分享有所幫助，也為15–17世紀各項層面的全球化發展建立基礎。

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各地即陸續出現、形成整合國內經濟、對外進行貿易的國家，這些「國家」對國土有優先的強制力與控制力，但並非當今有明確主權、邊界與民族認同的民族國家，仍屬於邊界模糊的王朝。而中國是這些國家之中，在中央集權、區域整合、官僚系統和軍事機器各方面發展得最好的國家，遂藉此在東亞成為「共主」，以「朝貢體系」處理區域問題。

不過，全球化使各地區、人群的連結緊密，也帶來更多摩擦，東亞因此較以往更多衝突。憑藉新技術與資源，蒙古、日本、安南、緬甸、暹羅、滿洲乃至歐洲等新興地區強權，不僅重組地區勢力，也嘗試改變中國的朝貢體制秩序。

本書後三章以「中國的明朝」為主角，分析晚明東亞世界變遷、明朝的應對與遺產。第五章詳述從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緣政治重組，描繪從北到南親中勢力覆滅後，周遭新興強權對明朝形成地緣政治、世界秩序甚至是王朝存亡的威脅，作者也指出當時中國人意識到「祖國在危機中」，不僅譴責假扮倭寇的中國人毫無祖國認同，亦推動軍事改革，意圖挽救明朝。

明朝也運用過這兩種模式。然中晚明雖採消極防禦，並以強化抗敵裝備為發展方式，卻因領土過大，新式裝備耗費巨資，加上明初沿襲的軍事體制效率低落，傳統軍隊素質極差，無法應對晚明多場重大戰事，應對各大戰事仍得仰賴少數民族軍隊。這引起明朝士人的憂患共識，積極推動軍事改革。

「全球化下的東亞與中國」至此告一段落。作者在代結語中指出，貪婪「利益」的「必要之惡」促進了早期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日益緊密、紛爭日益增加，文化圈的擴散與移轉，不僅加速軍事和貿易全球化進程，也使得戰爭更為密集，使世界秩序走向叢林法則，進而催生了能夠帶來秩序與安全的新興國家出現與區域整合。

作者並從後人的角度，對明朝並未承擔起國家責任，不僅無力改善中國國家安全飽受威脅的現狀，也未趁著國際新形勢的機會，使中國走向西歐式「近代社會」而感到遺憾，更對清朝也未發展出近代體制，讓中國又多花兩個世紀才近代化這點感到唏噓，並奉勸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

讀畢本書，對於已在專業領域已達顛峰的作者不滿於現況、挑戰全新的研究與寫作這件事感到欽佩。他在這本書將全球化潮流、文化圈變動、新金屬與航路的發現、新式武器與新型戰爭、各地區新興國家與新政治秩序等重要特點，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整合，並以自身國家中國作為理解這段歷史的出發點，讓讀者能夠以「一個中國人」而非歐美、日本等地的角度去理解這段歷史，以及自身國家在歷史中的重要性。

但是本書也有不少嚴重缺陷，若忽略這些缺陷，對臺灣讀者將有不小影響。這些缺陷可分為兩類：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學」與「西方中心論」。看似矛盾的兩者，卻在作者筆下巧妙地揉雜入本書。

先論「西方中心論」。第二章介紹全球貿易的論點，建築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採用倒捲珠簾的寫作方式，藉由歷史與論述的排列組合，論證經濟全球化中歐洲人的重要性，讓史實來符合他的前提。作者的論述模式如下：「先有歐洲人做出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的前提→歐洲人的事情必須著重，並弱化其他人→寫作上以史實配合前提→論述出歐洲人創造了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藉由此種寫作技巧，將「唯有西方帶來文明」的西方中心論點運用於本書，塑造歐洲人獨一無二的地位。

作者對非西方的描述則恰好與西方形成對比。印度洋、東南亞與東亞海域的經濟商貿，不僅毫無規則章法與共通商業語言，更是一個商貿極為薄弱的地方，唯有歐洲人到來，才將規則、語言帶入，創造出商業大城和全球商貿體系，產生正向「質變」。

日本學者羽田正在《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一書中指出，此地早有商貿規則與共通語言，並且貿易十分繁榮。但是歐洲人不僅以武力破壞當地規矩、創造自己的新規則，藉此來獲取財富，強迫自由的海洋成為奴役的海洋，更到處燒殺擄掠、佔領城市。作者稱讚的商貿大城科欽、麻六甲等早已是商業大城，何須歐洲人建立？事實上，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後，麻六甲即一蹶不振，歐洲人真的帶來正向改變嗎？

第二章也抹煞蒙古帝國和內亞商貿路線、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對於全球化的重要性。正如同米華健（James A. Mildward）和杉山正明等學者指出，內亞商貿路線乃至蒙古帝國的發展，促進了更早期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lica）」促進了世界的交流，而伊斯蘭帝國和穆斯林更是促進全球技術、商貿交流的要角，歐洲正因此而獲利、成長。

但在作者筆下，伊斯蘭卻成為只會破壞文明、血腥嗜殺的征服者，不僅對全球化毫無幫助，更導致陸路貿易衰落。若非佛教文化圈長城興起，使中國倖免於文明滅頂的災難，加上歐洲人突破穆斯林阻礙、發展先進科技，否則讓中西雙方的交流以及經濟全球化難以成為可能。

儘管作者是為了強調描述歐洲人的重要性，歐洲人與全球化卻時有所關聯，然而作者貶抑內亞與穆斯林的重要性、對東南亞歷史錯誤的描繪，明顯是接受西方中心論的成見。

另一個缺點，是帶有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首先，本書邏輯一貫地採取了「各朝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史學概念，這源自晚清至今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為了塑造國家認同感，遂透過歷史書寫將歷朝歷代和超地域「文化共同體」的華夏概念，塑造成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特殊國家與民族觀，「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是這種史觀的書寫方式。這種觀念在華裔群體中非常成功，也讓早年西方漢學家廣為採納，並成為本書反過來證明此觀念的證據。但是事實上，歷朝歷代是否為中國，仍難論斷。

作者雖融合了全球史與東亞世界的觀念寫作本書，卻仍無法擺脫「民族主義史學」和「中國中心論」，這種觀點在書中層出不窮。例如第二章敘述內亞商貿路線「絲路」的存在、興衰與重要性，均以「中國官方是否參與、開啟商貿」為標準，若中國官方撤出，絲路等同停擺，中國官方參與則絲路才有開啟，這條商業路線才是重要的，無視這條商業路線繁榮的貿易。一本談全球史的著作，卻僅用「中國是否參與」決定一條帶動全球化的貿易路線有無價值，這種以中國為審核標準的寫作方式，即有濃烈的中國中心色彩。

作者藉由強調早期的「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強調歐洲人帶來全球貿易與區域的質變，不過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這是因為這個區域的貿易規則整體仍維持在中華「朝貢貿易」、東南亞「曼陀羅」等秩序與貿易體系之下運作，歐洲人一方面帶來改變，但另一方面也融入當地的秩序，並從中受益。

因此我並不贊同本書的看法，認為本書強調的現象僅是世界貿易的「量變」，而經過長期的積累，到十九世紀才出現真正的質變。

作為一本寫給「中國」人民閱讀的普及史書，本書藉由全球史的新敘事模式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運用較為親民的文字寫作，予讀者大量整合知識與視野，是十分不錯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雖試圖以全球史替代過往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但寫作中國部分時，仍無法避免一種為鞏固中國當權者統治、確立他們對外擴張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民族主義史學模式。

註：本文亦以〈《火槍與帳簿》書評：全球史新敘事模式，卻仍無法擺脫「中國民族主義史觀」〉刊載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