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具有「中國特色」的東亞史──讀《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編輯嚴選
「東亞史」現今在臺灣已成火熱名詞，不僅108歷史課綱制定期間，支持傳統「中國史」分類的學者與強調更廣域視野的「東亞史」支持者之間爭論不斷，雙方各執一詞，民間出版業也出版不少各國學者出版的專著與歷史普及讀物。
這本由中國重量級經濟史學者李伯重師法當代史學潮流，撰寫15至17世紀、以中國為主角的東亞史普及讀物，也是熱潮下出版社引入的作品。然而，本書既有結合當代史學趨勢書寫的優點，卻也有中國學者帶有的嚴重問題。本文將引介此書內容，並提出自身的批判與反思。
當代脈絡
人們對歷史的提問與認識，必然根據當代進行改變與反思。作者在第一章進行了學術回顧，指出現今全球史的「新史潮」源自當代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興起的現象，因此，這本書就是根據「全球史」的概念進行重新書寫。
全球史顛覆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西方中心論」型世界史，也批判、摒棄過去民族主義與國家歷史的研究方式，強調進行跨越國別、大範圍與長時段的研究，認為觀察全球歷史的發展趨勢，要透過觀察與比較人口增長、技術進步與不同社會的互動交流等層面，並注重「全球性事件」的影響。
多數史家認為，肇端於1500年前後的經濟全球化，既是全球史的起點，也是世界史分期中「近／現代（modern）」史的起點。但與過往有所不同，全球史突破「西方中心論」，指出儘管西方的擴張與征服極具關鍵，但是「現代化」非西方特有，而是世界各地交流、匯聚才出現的產物。
而作者口中的「東亞世界」，就是中國與中國以外的國家與地區，是各個國家、民族與文化在不對等的支配與臣服關係下，進行交流活動的空間。因為中國既是其他國家無法迴避、具有特殊意義的巨大他者，也是個特殊性明顯遠勝他國的國家。
自1500年起，「東亞」地域即將迎接歐洲人開啟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以及其所帶來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全球化的兩大面向：帳簿與火槍
「帳簿」與「火槍」是本書兩大「全球化」敘事主線，前者是經濟全球化，後者即軍事革命。
作者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為：全球形成一個統一且唯一的市場，形塑經濟全球化則仰賴貿易以及些微暴力。他認為在15世紀前，儘管有海陸絲路等商貿路線、印度洋等區域貿易體系，蒙古甚至建立世界帝國，但在歐洲人發現新大陸和創造大航海時代之前，這些商業路線危險又無足輕重，各貿易體系也因缺乏共同的商業規則與商貿語言，貿易緊密程度有限，商業往來也不密切，消失於草原的蒙古影響則更微。直到歐洲人串聯各地，建立果阿、麻六甲等貿易大城，並引進規則和語言，將美洲白銀與日本白銀建立起貿易體系的白銀貨幣後，才解決過往問題，並建立往來密切的貿易網絡，構築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秩序與基礎。
進行貿易活動、串起世界經濟體系的是世界各地的商人，他們複合著海盜、政府特許商人、商幫、武裝商人等多重身分，彼此間既競爭又合作，既貿易又掠奪。又按照貿易地域的不同，角色重要性也不同，但以歐洲人與中國人為最重要。
隨著海上貿易發展，東亞區域出現了商貿往來緊密的國際貿易網絡。相較於此，作者認為陸路貿易因穆斯林不斷發動宗教戰爭，加上海上商業路線的影響，已逐步走向衰落。
至於「軍事技術的全球化」，不管是軍械技術進步的「火藥革命」，還是戰術、組織等全面性技術變革的「軍事革命」均因經濟全球化而生。作者指出，早期戰爭技術流動是基於戰場接觸，然而這種傳播具有極大侷限，導致技術流傳緩慢，例如源自「中學」的火器傳到歐洲就花了數世紀之久，直到早期經濟全球化後，速度就大為增加。
作者以「管形火器」：槍、砲的發展為主軸，指出自宋朝發明火器，經由蒙古帝國傳播，東南亞、內亞、中東乃至歐洲等地均開始使用並改進槍砲技術，並對冷兵器時代的戰場霸者「騎兵」產生威脅。
15世紀後，歐洲於槍砲等技術進步上領先世界，其中歐洲更出現全面的「軍事革命」，成為其稱霸世界的基礎。但穆斯林世界的火器部隊亦不遜歐洲，鄂圖曼帝國、波斯薩法維王朝和蒙兀兒帝國的興盛，使得其他穆斯林世界亦廣泛採用先進火器。而隨西力東漸，東南亞和東亞世界先後從歐洲商人處引入火器與技術，其中日中兩地學習、改進最為深入，已能與歐人匹敵。
隨著地區之間的聯繫強化，利益衝突因此增多，為了應對過去與未來的潛在對手，各國莫不引入歐洲先進的火器技術。這些知識也因為全球經貿網絡的誕生，縮小了時空限制，使得隨著商人四散各地的技術知識傳播更加便利。技術傳播的便利、競爭與合作的加劇，又反過來強化了技術的發展、改進與傳播，「軍事全球化」現象於焉確立。
15至17世紀的文化圈變遷
隨著早期經濟與軍事全球化的發展，明代以前構成亞洲世界的三大「文化圈」：東亞的「儒家文化圈」、東南亞與南亞的「婆羅門教文化圈」和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圈」，以及夾雜於三大文化圈之間的「佛教文化圈」和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圈」也隨之變遷。
作者指出，15至17世紀的最大變遷是伊斯蘭教第二次大擴張，範圍以中亞、南亞與東南亞為主，先前活躍的宗教不是範圍極度縮小，就是被穆斯林以殘暴方式連根拔除。鄂圖曼等帝國隨後更藉由軍援等方式，協助東南亞的伊斯蘭統治者擴大版圖，使伊斯蘭文化圈版圖不斷擴大。
不過，從北亞蒙古、新疆到東南亞緬甸、泰國等地，「佛教文化圈」也進行擴張與復興。而過往只有上層認同儒家的「儒家文化圈」地區，也深化其意識形態到民間。作者認為，幸好佛教文化圈構築了一道防禦伊斯蘭教的長城，才使中國等地倖免於難。
而在這段期間，基督教也藉由貿易和槍砲，逐步開始在世界各地擴大信眾，以菲律賓、安汶、澳門和日本取得較大成功，構成了網狀的文化圈。
除了儒家文化圈仰仗中國整合區域經濟而擴散，其他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圈的發展與商人的擴張密不可分，而文化圈的整合與擴散也對技術、知識等資源分享有所幫助，也為15–17世紀各項層面的全球化發展建立基礎。
烽火連天的東亞
在經濟全球化之前，各地即陸續出現、形成整合國內經濟、對外進行貿易的國家，這些「國家」對國土有優先的強制力與控制力，但並非當今有明確主權、邊界與民族認同的民族國家，仍屬於邊界模糊的王朝。而中國是這些國家之中，在中央集權、區域整合、官僚系統和軍事機器各方面發展得最好的國家，遂藉此在東亞成為「共主」，以「朝貢體系」處理區域問題。
不過，全球化使各地區、人群的連結緊密，也帶來更多摩擦，東亞因此較以往更多衝突。憑藉新技術與資源，蒙古、日本、安南、緬甸、暹羅、滿洲乃至歐洲等新興地區強權，不僅重組地區勢力，也嘗試改變中國的朝貢體制秩序。
本書後三章以「中國的明朝」為主角，分析晚明東亞世界變遷、明朝的應對與遺產。第五章詳述從北亞到東南亞的地緣政治重組，描繪從北到南親中勢力覆滅後，周遭新興強權對明朝形成地緣政治、世界秩序甚至是王朝存亡的威脅，作者也指出當時中國人意識到「祖國在危機中」，不僅譴責假扮倭寇的中國人毫無祖國認同，亦推動軍事改革，意圖挽救明朝。
在第六章，作者重彈中國自秦代以降「劃疆自守，不事遠圖」的傳統國策，與15世紀後作者認為奉行對外擴張國策的新興強權作為對比。他指出中國自秦「版圖確立」後，除卻「天朝無所不有」的富庶，四周險惡的地理環境也制約了中國擴張的意圖。而在近代以前，外圍地帶經濟價值低落，出於政治與經濟考量，成本收益極不划算，油水不足，加上自秦以降不斷確立的「固有版圖」較為富庶，特別是對華中華南這些「內部邊疆」進行拓殖的成本低、收益高，因此作者認為：「中國何需擴張？」中國只需要運用其強大的國力，建構由中國主宰、不對等卻承認各國主權的世界秩序即可。
而中國在地緣上是容易遭到進攻的國家，加上領土過大、軍隊過少，防守不易，因此中國發展出主動進攻、殲敵於外的積極防禦，以及禦敵於國門之下的消極防禦兩種戰略。在向外拓展勢力的積極防禦戰略失效或無力施展時，就會採取與敵人在邊界交戰的消極防禦，例如宋朝起初主動攻擊不願意接受他們賜予「封號」的西夏，但因大敗而簽署和平協議後，不僅承認西夏的地位，此後交戰也採取偏向防守的消極防禦。
明朝也運用過這兩種模式。然中晚明雖採消極防禦，並以強化抗敵裝備為發展方式，卻因領土過大，新式裝備耗費巨資，加上明初沿襲的軍事體制效率低落，傳統軍隊素質極差，無法應對晚明多場重大戰事，應對各大戰事仍得仰賴少數民族軍隊。這引起明朝士人的憂患共識，積極推動軍事改革。
晚明的軍事改革成果是一支師法歐洲軍械與操演方式、但數量極少的精銳軍隊，對抗倭寇、後金時卓有成效。但因為數量過少，加上落後的軍事體制、政治鬥爭乃至皇權的不信任，這支軍隊最終不僅未挽救明朝，更新式軍隊中許多更成為清朝漢軍八旗，諷刺地成為清朝稱霸東亞的利器。
「全球化下的東亞與中國」至此告一段落。作者在代結語中指出，貪婪「利益」的「必要之惡」促進了早期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日益緊密、紛爭日益增加，文化圈的擴散與移轉，不僅加速軍事和貿易全球化進程，也使得戰爭更為密集，使世界秩序走向叢林法則，進而催生了能夠帶來秩序與安全的新興國家出現與區域整合。
作者並從後人的角度，對明朝並未承擔起國家責任，不僅無力改善中國國家安全飽受威脅的現狀，也未趁著國際新形勢的機會，使中國走向西歐式「近代社會」而感到遺憾，更對清朝也未發展出近代體制，讓中國又多花兩個世紀才近代化這點感到唏噓，並奉勸中國絕不能重蹈覆轍。
本書的優點
讀畢本書，對於已在專業領域已達顛峰的作者不滿於現況、挑戰全新的研究與寫作這件事感到欽佩。他在這本書將全球化潮流、文化圈變動、新金屬與航路的發現、新式武器與新型戰爭、各地區新興國家與新政治秩序等重要特點，和豐富的歷史知識整合，並以自身國家中國作為理解這段歷史的出發點，讓讀者能夠以「一個中國人」而非歐美、日本等地的角度去理解這段歷史，以及自身國家在歷史中的重要性。
閱讀本書時，最令我驚豔的是第一章，內容不僅簡潔明白，更是因為過往未曾見過歷史普及讀物會做學術回顧。其次，本書主軸：「世變中的中國」不因龐大的歷史知識與架構而模糊，作者適時地提醒中國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令讀者能夠不偏離主軸。再者，作者以各大文化圈的演進配合全球化浪潮，指出當時整個世界的劇烈變化。而本書將亞洲各地競相發展軍事技術的動態競爭突顯在世人面前，推翻過往東方落伍停滯、西方前進的觀念。作為突破既有觀念的普及作品，本書貢獻良多。
但是本書也有不少嚴重缺陷，若忽略這些缺陷，對臺灣讀者將有不小影響。這些缺陷可分為兩類：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學」與「西方中心論」。看似矛盾的兩者，卻在作者筆下巧妙地揉雜入本書。
批判西方中心論
先論「西方中心論」。第二章介紹全球貿易的論點，建築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採用倒捲珠簾的寫作方式，藉由歷史與論述的排列組合，論證經濟全球化中歐洲人的重要性，讓史實來符合他的前提。作者的論述模式如下：「先有歐洲人做出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的前提→歐洲人的事情必須著重，並弱化其他人→寫作上以史實配合前提→論述出歐洲人創造了獨一無二的經濟全球化。」藉由此種寫作技巧，將「唯有西方帶來文明」的西方中心論點運用於本書，塑造歐洲人獨一無二的地位。
作者對非西方的描述則恰好與西方形成對比。印度洋、東南亞與東亞海域的經濟商貿，不僅毫無規則章法與共通商業語言，更是一個商貿極為薄弱的地方，唯有歐洲人到來，才將規則、語言帶入，創造出商業大城和全球商貿體系，產生正向「質變」。
日本學者羽田正在《東印度公司與亞洲的海洋》一書中指出，此地早有商貿規則與共通語言，並且貿易十分繁榮。但是歐洲人不僅以武力破壞當地規矩、創造自己的新規則，藉此來獲取財富，強迫自由的海洋成為奴役的海洋，更到處燒殺擄掠、佔領城市。作者稱讚的商貿大城科欽、麻六甲等早已是商業大城，何須歐洲人建立？事實上，葡萄牙人攻佔麻六甲後，麻六甲即一蹶不振，歐洲人真的帶來正向改變嗎？
而此地亦已是全球貿易體系的一環，海陸路「絲路」與大量的商貿隊伍串連起歐亞非。歐洲人加入後，雖帶動貿易量增加，但亦是以其軍事力量摧毀舊體系，方創造出本書的前提「經濟全球化」。然而作者省略負面敘述，僅在代結語強調這是必要之惡。至此引人好奇，為何侵略東南亞等地就是必要之惡，而中國人面對歐美日在中國的進出，卻不認為是必要之惡呢？這也是晚期至今全球化中重要的一環，不是嗎？
第二章也抹煞蒙古帝國和內亞商貿路線、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對於全球化的重要性。正如同米華健（James A. Mildward）和杉山正明等學者指出，內亞商貿路線乃至蒙古帝國的發展，促進了更早期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lica）」促進了世界的交流，而伊斯蘭帝國和穆斯林更是促進全球技術、商貿交流的要角，歐洲正因此而獲利、成長。
但在作者筆下，伊斯蘭卻成為只會破壞文明、血腥嗜殺的征服者，不僅對全球化毫無幫助，更導致陸路貿易衰落。若非佛教文化圈長城興起，使中國倖免於文明滅頂的災難，加上歐洲人突破穆斯林阻礙、發展先進科技，否則讓中西雙方的交流以及經濟全球化難以成為可能。
儘管作者是為了強調描述歐洲人的重要性，歐洲人與全球化卻時有所關聯，然而作者貶抑內亞與穆斯林的重要性、對東南亞歷史錯誤的描繪，明顯是接受西方中心論的成見。
掃除中國民族主義
另一個缺點，是帶有中國中心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史觀。首先，本書邏輯一貫地採取了「各朝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史學概念，這源自晚清至今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為了塑造國家認同感，遂透過歷史書寫將歷朝歷代和超地域「文化共同體」的華夏概念，塑造成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特殊國家與民族觀，「中國自秦代以來………」就是這種史觀的書寫方式。這種觀念在華裔群體中非常成功，也讓早年西方漢學家廣為採納，並成為本書反過來證明此觀念的證據。但是事實上，歷朝歷代是否為中國，仍難論斷。
作者雖融合了全球史與東亞世界的觀念寫作本書，卻仍無法擺脫「民族主義史學」和「中國中心論」，這種觀點在書中層出不窮。例如第二章敘述內亞商貿路線「絲路」的存在、興衰與重要性，均以「中國官方是否參與、開啟商貿」為標準，若中國官方撤出，絲路等同停擺，中國官方參與則絲路才有開啟，這條商業路線才是重要的，無視這條商業路線繁榮的貿易。一本談全球史的著作，卻僅用「中國是否參與」決定一條帶動全球化的貿易路線有無價值，這種以中國為審核標準的寫作方式，即有濃烈的中國中心色彩。
其次，第六章第一節充分顯現中國歷史學家善於隱蔽、美化乃至用以鞏固政權的史學寫作傳統。正如前述，作者認為中國自古就不愛擴張、只愛防守，是因為中國富裕，更有「內部邊疆」可以開發，「中國何需擴張？」
然而這是種美化的寫法。因為用「版圖確立」，就可以一筆帶過領土擴大實源自殘酷殺戮的「戰爭」，亦隱蔽這些領土本來不是中國「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曾經是眾多王國、部落的領土。中國龐大的版圖，實來自千百年殘酷血腥的戰爭。
作者也承認，除卻中國國力無法負擔遠征、軍力遠遜於各地政權而只能防守外，不向外擴張是因為四周領土實無油水可撈、過於貧瘠，導致成本高於收益之故。過往中國政府對於戰爭的反省，也僅是因成本過高感到不值。但若國力充足又有利可圖，中國將會採取「積極防禦」的擴張路線。
上述想法透過國家教育體制和廣泛流傳的歷史書寫，使人們接受「中國本來就有這些領土」，確保人們接受當代中國政府對於各領土的主權控制和統治正當性，穩固現有政權，塑造人們認同「ＯＯ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主張的偽歷史合法性。本書第一章的地圖顯示19世紀的中國已經失去外蒙古，然而第五章的地圖卻顯示14世紀明朝建立時，已經擁有台灣主權，這體現了中國歷史學界為政治服務的史學書寫，貼近當代中國的領土原則。
因此，接受此種論述的人們不會質疑為何中國領土為何如此大、哪些地方一定是中國領土、動武只是「消極防禦」等論點，並沉浸於「中國愛好和平」的高道德虛妄謊言，進而成為接納中國對外擴張的支持者。
質疑歐洲「質變」說
作者藉由強調早期的「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強調歐洲人帶來全球貿易與區域的質變，不過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這是因為這個區域的貿易規則整體仍維持在中華「朝貢貿易」、東南亞「曼陀羅」等秩序與貿易體系之下運作，歐洲人一方面帶來改變，但另一方面也融入當地的秩序，並從中受益。
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該地政治、經濟秩序才產生巨大質變。不僅是歐洲經過兩個世紀貿易，產生巨大的財富積累，配合歐洲本地情勢和工業革命，帶動現代資本主義的誕與歐洲經濟的崛起，加上各國的東印度公司從貿易公司轉型成領土國家，隨後歐洲又解散東印度公司直接進行殖民、轉型成帝國主義國家後，從本書著重的東亞世界乃至全球，整個世界的全球化秩序，才徹底轉型成以歐美為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經濟秩序。
因此我並不贊同本書的看法，認為本書強調的現象僅是世界貿易的「量變」，而經過長期的積累，到十九世紀才出現真正的質變。
結論：歷史書寫是可怖的
作為一本寫給「中國」人民閱讀的普及史書，本書藉由全球史的新敘事模式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運用較為親民的文字寫作，予讀者大量整合知識與視野，是十分不錯的作品。可惜的是作者雖試圖以全球史替代過往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但寫作中國部分時，仍無法避免一種為鞏固中國當權者統治、確立他們對外擴張正當性與合法性的民族主義史學模式。
對台灣讀者而言，則必須注意到本書是為中國人而寫，寫作點以中國出發，假設的讀者都是「中國人」。而對台灣人來說，過往威權統治70年與國民黨執政8年均致力於中國認同的建構，使得台灣人認同錯亂，在閱讀這種書時，可能會對本書的中國色彩有著親近感與親緣感。這種錯亂的認同以及因此而生的情感錯認，帶有消融「臺灣主體」的危險性。
因此閱讀本書時，必須時記我們必須以臺灣為出發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以免被中國觀點所誤導，對兩岸現實有所誤解。若未理解這些內涵而直接閱讀本書，恐怕將使這套論述潛入臺灣人的潛意識，讓台灣人腦海深處與潛意識成功地被中國統戰，增加對這套威脅台灣與世界的民族主義和帝國擴張論述的正當性與接受度，乃至接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錯誤認知。畢竟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曾言：「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當我們閱讀對臺灣有侵略意圖的外國研究時，應更謹慎。
然而，作者嘗試寫作東亞史普及讀物這件事，非常值得台灣史家效法。特別是主張課綱、歷史認識應該不再走「中國史」、而應該選擇「東亞史」的學者們，若能不再局限於自身專業領域，寫出如同羽田正該書的海洋史觀般具有「海洋臺灣」觀點的「東亞史」，讓台灣人不再仰賴外國作品去認識「東亞」，這就是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建立臺灣人看待世界史的史觀所必須踏出的一步。
註：本文亦以〈《火槍與帳簿》書評：全球史新敘事模式，卻仍無法擺脫「中國民族主義史觀」〉刊載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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