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們走在路上，小孩突然想到一件事，他說：「ㄟ，我跟你說。」
「什麼？」
「我家的錢很奇怪？」「怎樣奇怪？很多喔？那分我一些啊。」
「不是啦，我家的錢我要買糖果的時候就會不見。」
我立刻就知道他要說什麼，於是接話：「對對對！但是你爸媽要買東西的時候就會出現吧！」
他立刻吃吃吃笑了出來。
我們時常發現別人是不一致的人，有些人前面講的話跟後面講的話完全對不起來，他說「你們小孩在這裡騎車的鍊條聲太吵了」，當你反問他「那些放音樂跳舞的年輕人怎麼說？」他卻說：「先不管那個了，你知道這裡是我管的嗎？」
另一方面，我們也時常以為我們是一個前後一致的人，或者至少希望自己是一個前後一致的人；比方說，我也曾經希望自己是一個誠實、溫柔、顧家的巨蟹座青年。然而，一個稍微有點反省能力的人，就應該會發現自己其實也時常做出與自己價值觀不一致的事情，使得我們需要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或者發動認知失調的心理調整機制。
身為一個人，我們真的有一致的原則嗎？比方說誠實、好心腸、邪惡或難相處，是這些一致的原則讓我們採取行動或不做什麼嗎？比方說，若是你採取了一個幫助他人的行動，會是因為你是一個「善良」的人嗎？或者說，你是一個「在不損及個人或群體利益的前提下，盡可能給予其他人方便」的人嗎？
在《道德可以建立嗎？》這本書裡提到一個1972年的有趣實驗 （Isen & Levin, 1972）：
實驗者在一個電話亭裡的退幣口裡放了一個（有一定面額的）硬幣，看受試者有沒有發現這個硬幣。在那之後，有一個人「剛好」經過電話亭，又「碰巧」手滑了一下，手上的一疊文件散落一地。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步驟，實驗者想要透過這個實驗，知道有撿到錢的人會不會更願意幫助陌生人把散落一地的紙撿起來。你覺得這兩組人之間的差距有多少呢？
答案是80％。
在這個實驗裡，撿到錢的人裡有84％的人會幫助陌生人把紙撿起來，而沒撿到錢的人，只有4％的人採取助人的行動。無論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只要撿到一個硬幣，就讓大多數人變成最美麗的風景。
作者又提出另一個實驗（John Doris, 2002）：
在一個麵包店外，有一個陌生人想要換零錢。
這次的實驗步驟更簡單了，這兩組的差別只在麵包店是不是正在烤麵包、有沒有飄出烤麵包的香味。聞到麵包香的人，顯得更願意幫助陌生人。
作者認為，這些實驗提示我們一個問題：連這一點點小小的助人行為，人們都是依靠當下的心情來發動，而不是穩定的個性、自我堅持或德行。這讓我想到這部影片，而實驗者跟本書的作者應該會認為影片中傳遞的不是「愛」，而是（當下的）好心情。
如果實驗者跟作者是對的、連這麼小的「善行」，人們都不敢說是出自於穩定的自我堅持或價值觀，那關於那些對與錯的堅持、那些真與善與美的難題，我們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或做什麼？
你自以為很懂喔？（盧果、盧駿逸提供）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則提到了另一個也很有趣的的實驗，實驗者讓受試者在一個乾淨的垃圾桶邊讀以下的故事：
茱莉和馬克是姊弟，一起在法國旅行，他們讀的大學正放暑假。某天晚上，他們單獨在海灘附近的小木屋裡，覺得要是做愛的話會很有意思又有趣。茱莉有吃避孕藥，為了萬全，馬克也戴了保險套。在那之後，他們覺得很滿足，但也不覺得有必要再嘗試。除此之外，也沒有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總共有兩組受試者，在讀完故事之後填寫一份問卷，來表態自己有多反對故事裡的亂倫行為。兩組受試者的差別，在於垃圾桶有沒有被噴一種「臭氣」；那些有聞到臭氣的受試者，比那些聞到新鮮空氣的人，更加不能接受這對兄妹的亂倫行為。
心情好的時候我們就比較寬容；心情不好的時候我們就比較嚴格。
呃，怎麼有點像是廢話？
但像這樣的我們、這樣隨著當下的心情與直覺改變判斷與行動的我們，要是掌握了極大權力，成為父母、老闆、上司、總統、宇宙戰艦的艦長或時光旅行部門的主管，我們真的能夠在規則的隙縫之中好好地使用我們的權力，立下一條又一條不自私不偷懶的界線，好讓我們的小孩、下屬、人民、宇宙水手或時光旅行者得到公正一致的待遇嗎？
也許身而為人，我們就是不能吧；於是有權力之處，就有反抗。在面對反抗時，試著保持一絲猶豫與愧疚，也許是身而為人的我們，所能做到的最好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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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宅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