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2019年初開始,我在每週一次、每次兩小時的社會課團體裡(學習者年紀為小四到國一),嘗試進行「作業」的實驗。在關於這個實驗
最初的這篇文章裡,我試著從我自身在教育現場的研究經驗,來說明一個主張:
有很多大人強調規則的重要性,但很少能夠清楚說明規則的好處或壞處。比方說,適當的規則可以讓遊戲變得有趣,但不適當的規則會讓遊戲令人生厭。人們常常忽略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無論是不是遊戲,那些完全被迫要接受的規則,是最容易令人厭煩的。我認為這也是規則這個詞在日常語言中令許多人有負面感受的主要緣故:人們討厭的往往不是規則,而是被強迫。
也就是說,我認為自主跟規則之間不是對立的,跟自主對立的,是控制與強迫。
假若我們認同這個主張,那麼作業作為一種輔助學習的規則,它就可能是正當的,而且甚至是受到學生歡迎的。適當的籃球規則可以讓籃球競技變得更有趣、有挑戰性,而讓人更願意投入,就像三分線規則讓籃球愛好者主動練習投三分線的練習,好的作業規則,也可能可以讓學習者主動參與學習活動。
也就是說,作業可能至少有一個正當的存在理由:讓學習者更願意去投入他也想投入的學習活動。
為了研究這個想法,我設計了「主觀的評分」、「選修/旁聽」、「多元得分管道」、「結業證書」等制度,在這些制度裡觀察學習者對這些制度的反應。
這篇文章將總結我對這個實驗的觀察。
實驗制度與可見的影響
主觀的評分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公開學習者的成績,並公開表示我「反對同儕之間進行比較」的立場,學習者們之間的比較很少出現,連帶的也比較少因此而衍生的退縮或自我放棄。
另一方面,即使我反覆強調「這個評分是我主觀的意見,拿到外面去一點用都沒用」,部分學習者仍會想要追求更好的分數,這讓他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與精力在學習活動上。在我看來,我主觀給的分數像一種遊戲規則,這些學習者像是在遊戲規則裡自我挑戰。
另一方面,學習者對於成績「不理想」的結果,似乎也沒有太過強烈的情緒反應。目前我也沒有見到因為成績不好而放棄學習的情況。
修課身分
當學習者沒有達成最低標的成績時,將會失去這門課「正式選修生」的身分,成為「旁聽生」。這是成績所能造成的最明確影響。
最低修課標準難度很低,只要稍微花時間投入即可完成。對比較不擅長閱讀和資料整理的學習者來說,每週花費應該不需要兩小時即可完成。至於能力比較好的學習者,每週應該只要花費不到一小時即可完成最低標準。至於更高的成績,每份報告則可能要花上數小時不等的時間。
旁聽生跟正式生的差別,在制度上僅有「能不能交作業」,也就是說,我不會接受旁聽生的作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需)要不(需)要交作業」),也就是說,如果只想上課但不想要寫作業的話,可以用旁聽生的身分參與。
要特別一提的是,這個團體在進行這個作業實驗之前,學習者們就是只需要上課不需要交作業的狀況。所以也可以認為,旁聽的身分只是「回復」到之前的狀況。
然而,在正式生/旁聽生的制度執行超過一年的現在,旁聽生在團體文化裡有一種「比較弱」、「比較混」的文化標籤。我有時會刻意去反對這種標籤,提出「這門課並不是必要的」、「成績拿出去並沒有什麼用」這樣的說法;但另一方面,我也會強調「這門課有其重要性」以及「作業可以幫助你學到更多事情」。
嚴格說起來,我並沒有特別用力去嘗試撕下這個標籤。我也還在思考,這樣的標籤除了對特別缺乏自信的孩子可能造成危害,其他是否還有什麼不妥/不當之處。
開放旁聽生之後,前後僅有兩位學習者選擇旁聽生的身分,但他們也陸續完成作業的標準,再度成為正式生。另一方面,我原先擔心旁聽生制度會讓許多「好逸惡勞」的學習者投入輕鬆的旁聽生身分,但這個擔心沒有成真。
多元得分管道
在我第二篇討論這個作業實驗的
文章裡,我提到學習者曾經開玩笑地提出過想要其他取得成績的管道,比方說花錢買。
為了要貫徹成績制度本身沒有特別了不起的功能與意義,學習者可以透過各種協商或交易來取得成績。我曾經給過「求情得到的R」、「勉強的R」,除此之外,當學習者問到「可以用按摩來換嗎?」我立刻同意。當學習者問到「可以用錢買嗎?」,我也直接開出價格。但一年多來,尚未有人採用不交作業的方法取得成績。
這樣的目的,是想要透過這種故意荒謬的操作方式,讓成績與個人自我要求之間的簡單關係得以凸顯。我認為實際上也達成這樣的效果。
結業證書
在最近一期課程的期初,我宣布當學習者完成較高標準的成績,期末時我將頒發結業證書給這位學習者。
「結業證書有什麼用?」學習者問我。
「沒什麼用。」我這樣回答。
在學期中,有不少學習者都說過「想要拚一個結業證書」這種話,但實際上投入精力的人卻很少。最後在14位成員中,有3位學習者得到結業證書,其中一位是穩定每次都完成作業的孩子;另外兩位則有點出人意表,是閱讀與資料整理能力一開始較弱的兩位學習者。
大多數的競賽或挑戰並不是努力就可以勝利或得到肯定,失敗的人有可能會認為自己能力不足而否定自我,也有可能會認為是制度不公,而非自己不夠努力。
但這個結果很明確地顯示了,結業證書這個進階挑戰考驗的並不是學習者的能力,而是學習者的意願。因為輸的是意願而不是能力,學習者既不會因此而自我否定,也不能推託給制度設計,而只能誠實地面對自己沒完成挑戰只是因為不夠努力。
另一方面,這也表示這個結業證書的制度設計是正當的,它並沒有勾起孩子們太多與學習或自我要求無關的慾望,控制孩子去追求這個虛無的象徵。孩子們是因為這個制度而更願意投入學習活動,而不是為了這個制度能得到的(象徵性的)獎賞,而投入這個制度。
對學習者的影響
在私下談話或課堂上談論作業時,有許多學習者都說到作業制度讓他們更願意投入學習活動;他們也提到「在做作業的過程中,把上課以為懂了、但其實還不懂的事情給搞懂了」。這些效果讓他們認同作業的工具性價值,也是他們想要繼續以正式生的身分留在這個制度裡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認為,也是因為大多數學習者僅僅想要保持這個制度最低限度的工具性功能,所以他們普遍沒有很高的動機去挑戰結業證書。他們確實想要學得更多,但卻沒有要那麼多。
由於有旁聽生的制度,學習者也很少跟我抱怨「不想寫作業」,因為他們一旦這樣抱怨,我會直接回答:「那就不要寫啊。」如此一來就句點了,沒什麼好討價回價的。
另一個明顯可見的影響,是部分學習者開始做筆記以及使用錄音筆。對這些學習者來說,作業制度明顯地強化了他們在課堂上的專心程度,也讓他們開始發展更多深化學習的技術。
親職在「後台」的影響
由於這是一個「作業制度對學習動機的影響」的實驗,我再三反覆向親職強調,希望他們不要介入學習者們的作業,最多只能做到提醒,而不能給學習者更多的壓力,以免干擾實驗的變因。
但實務上當然不可能做到啦。
據我側面所接受到的訊息,親職所給予的壓力包括「變成旁聽就不要上了啦」、「一直不交作業就不要上了啦」、「為什麼作業不每次都交?」、「為什麼你沒有結業證書?」
老實說,我雖然多少知道有這些的干擾,但因為都在「後台」發生,我能夠分析與判斷的根據並不夠多。不過,假如有一個「全台灣親子關係平權量表」,我有把握這些學習者與親職的親子關係,應該都是前千分之一平權的。這些學習者日常都跟親職有非常多討價還價(X)平等協商(○)的經驗。
所以我認為,這個實驗即使有這麼多的「污染」,我的觀察應該仍有一定的可信度。
結論
個人並不是在真空之中做出選擇,自主必然受到環境的影響。這個實驗想要說明,規則能夠帶來的影響並不總是負面的,只要不要喧賓奪主、不要以太過強烈的設計,去蓋過學習者本身的學習動機與自我要求,就有可能輔助學習者去做到自己想要投入的學習活動。
教育者應當注意的,除了技術有沒有效果之外,更應當注意的是倫理上的問題:這個效果是學習者本身的期望,還是教育者自身的慾望?
教育者應當以學習者本身的期望與福祉為優先目標,教育技術則是為了這個優先目標服務。
我認為這個實驗告訴我們,當教育者將學習者本身的期望與福祉作為優先目標時,我們仍然可以正當地、沒有壓迫地使用作業這個技術,來協助學習者完成他想要完成的自我期望。
系列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