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出獄已經二十七年了。《獄中十九年》原版由日本岩波書店出版，也已經二十四年了。但是監獄的故事，從未停止，仍在進行中。
作為冷戰與獨裁時代殘餘的「國家保安法」、「保護觀察法」依舊維持其生命，並以「有再犯之虞」為由，要求在獄中始終拒絕思想轉向的出獄政治犯，定時到警局報到，接受警察的監視，限制行動自由。「保護觀察法」讓我的弟弟徐俊植在出獄至今已二十九年仍然被列為監視的對象，並曾五度被課以罰款。我的獄中同窗難友姜勇州醫師（前光州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治療中心所長），因為沒有依據規定每三個月向警方提出一次「動態報告書」而被捕，不久前的 4 月 28 日接受了第一次審判。目前四十餘名的保護觀察對象，基本上拒絕承認蹂躪人權與自由的「保護觀察法」，因而拒絕到警局報到及提出行動報告。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人權組織也都一致指責「保護觀察法」侵害人權。1989 年制定的該法，其實就是以日據時期的「朝鮮思想犯觀察令」為基礎而制定的，該法規定設置「保護觀察對象審查委員會」（以法務部次長為委員長），經委員會決議的行政命令，就可以時時監視一個人，剝奪其人身自由。在現今的21世紀，恐怕很難找到如此反人權的法西斯惡法。
夾在國家分裂縫隙中的十九年
凌晨，正在江邊撐著魚竿釣魚的父親，突然看到浮標像是被什麼吸進去一般地沒入水中，魚竿劇烈搖晃，在釣魚線盡頭，一隻銀色碩大的鯽魚，閃耀著魚鱗，奮力勃躍。亮晃的銀光照映在無數的漣漪上，在尚未天明的川面，燦然放出光輝。
1945 年 4 月 3 日凌晨時分，等待孩子出世，一夜未能闔眼的父親，忽然在熟睡中，被嬰兒的「哇」聲從胎夢中驚醒。父親一輩子唯一的樂趣就是釣魚，這個胎夢果然與他相似。美軍登陸琉球，日本正走向敗亡之際，父親為了逃避徵用在外躲藏，但是父親為了親見第二個孩子的誕生，還是偷偷地回到了京都鄉下的家裡。他的胎夢似乎隱含著在無法預知未來結果的戰爭中，對家人及自己命運窒息般的不安與緊張，以及在暗淡的現實中，隱藏著渴望尋求希望光明的心情。
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的侵略戰爭宣告失敗，朝鮮從苦難漫長的殖民統治中解放。但是，興奮也僅止於一時，對解放後民族的和平與繁榮的期待，立即因美、蘇兩國撕裂疆土，而美夢破碎。比殖民時代更苦難的分斷時代，自此開始。
在日朝鮮人直到今日所遭遇的痛苦，起因就在於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與民族分裂。在日朝鮮人也如我們全體民族的命運一樣，被日帝奪走了祖國與故鄉，甚至作為一個人的尊嚴。諷刺的是朝鮮民族至今仍處於分裂狀態的同時，而日本卻成為經濟大國，因此在日朝鮮人逐漸在日本定居下來。殖民解放以後，如果朝鮮民族沒有分裂，而是走向和平與繁榮，多數的在日朝鮮人，必定會重回故鄉。從歷史意義來看，這個問題至今未能清算。總之，我在日本度過的青少年時期，在日朝鮮人的自我定位就是「被掠奪者」。
我從小就在日本社會中意識到自己不是日本人，並在如此的自覺中，建立朝鮮人意識。在京都市念完高中之後，我到東京讀大學。可是，我最關心的不是功課，而是朝鮮人是什麼，以及如何做一個朝鮮人。作為一個「被掠奪者」，我想要恢復自我認同，想要奪回歸屬於我的祖國與民族。大學畢業以後，我想為分裂的民族盡我微薄之力，也想活得有尊嚴，決定回韓國。但就在那裡，我在民族分裂夾縫中被囚，徘徊在生死邊緣，度過了十九年的歲月，也在那裡親眼目睹了被民族分裂齒輪壓碎的民族悲慘現場。
「早安」的問候，竟遭來軍靴踐踏
第二天早上六點起床，點過名後夜班管理員會把房間門打開，放我們去洗臉。所謂洗臉就是每個人提一桶冷水回來，用這一桶水要洗臉、洗碗盤、擦身子、清掃。本來的規則應該是開一個房間的門，放一個人出來提水，提水回來後就馬上鎖門，再開另一個房間的門。可是，管理員嫌麻煩，前一個房間的人還沒回來，就已經把第二個房間的門打開了。
我回房間時，11 號房的門已經打開了，裡面一個身形小小的年輕人提著水桶走了出來。我輕輕地點了一個頭，向他打招呼。就這樣竟被管理員看到，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他想讓我跪在水泥地上。「只是早上打個招呼，為什麼叫我跪？」我回他說。他似乎嫌我多嘴，揚起穿著軍靴的腳，踢向我的大腿，接著就按住我的肩膀，想讓我跪在水泥地上。
他有一副尖下巴，和一雙狐狸般凶狠的眼睛，是海兵隊出身的非常惡劣的管理員，名叫林萬容。後來，他因為向受刑人家屬勒索財物被免職。平時他就在監獄裡販賣香菸等違禁品，幹盡齷齪之事，是個人渣。就在他連續不斷地踢我的時候，姓尹的本部執勤管理員，正好走進來上班。姓尹的年約五十歲出頭，是個個性溫厚的人。他聽姓林的說了我的情形，給了我一個輕微的警告後，就放我回房了。我第一天就遭到了軍靴的洗禮。
要思想轉向還是要死亡
所謂思想轉向，就是讓對抗國家權力的人，簽署誓約書表示認同國家的思想或服從國家權力。「轉向」與「悔改」不同，「悔改」是自己的內心經過掙扎，產生信念的變化；但「轉向」是在他人或社會的壓力下，對外做的一種表態。在調查機關或監獄中，思想轉向工作當然是透過物理的、心理的暴力來進行。
1961 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之後，將原本分散在全國各監獄的非轉向政治犯集中到大田監獄，直到 1968 年 4 月，傳聞北朝鮮企圖派特殊部隊營救政治犯，政府才又將政治犯分散到大田、光州、全州、大邱、木浦監獄。一年後，移送到木浦監獄的政治犯，又因為木浦監獄防衛不夠嚴密，再度被移監到大田監獄。
1973 年 6 月，政府在大田、光州、全州、大邱監獄設立思想轉向工作班，思想轉向工作自此制度性的、組織性的展開。根據中央情報局法，中央情報局擁有調整權，得調整（命令、指揮）其他各機關。也就是說，監獄必須接受中央情報局的命令與指揮。實際的情況就是監獄負責收容、管理政治犯，但對政治犯的政策則由中央情報局決定。全國的主要監獄都有中央情報局、保安司、治安本部「對共局」的負責人，也有些是派員常駐。對於未定讞政治犯，他們會用威脅、恐嚇手段，進行調查，使之定罪；對於已定讞政治犯，則進行情報蒐集、搜查、反間、管理（當成人質、非常時期時得「處理掉」）。思想轉向工作是對共產主義、對北朝鮮的意識形態戰的一部分，因此置於中央情報局「對共心理戰局」的掌管之下
1972 年朴正熙為了遂其永久執政的野心，開始搞所謂的維新體制。當時正值美國在越戰中戰敗，所以朴正熙就煽動社會大眾的危機意識，將政治局勢搞成準戰爭時期。朴正熙的維新體制是受其所熱愛的日本極右「昭和維新」的啟發，企圖模仿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爭時發動的國家總動員體制——翼贊體制。朴正熙禁止了一切的政治運動與對政府的批判，並公開表示將消滅反政府、反體制運動。因此，朴正熙必然無法放過仍然自稱是共產主義者並公然挑戰反共國策的非轉向政治犯。思想轉向工作班的設置，很明顯屬於維新體制的一環，其政策意圖也非常清楚。1975 年剛上任的大邱監獄教務課長姜哲亨，把我們非轉向政治犯叫到一起，就公然說：「你們要嘛轉向，要嘛死，必須二選一。」
特舍有一位 1951 年 10 月就關進來的最老資格的李鍾煥先生。沒有比他更老資格的人是因為，1951 年以前被捕的人，若是關在西大門監獄等大田以北的監獄裡的政治犯，朝鮮戰爭一爆發後，就被人民軍給放出來了。若是關在大田以南的監獄裡的政治犯，則在國軍撤退時被集體屠殺，即所謂的「大田監獄虐殺事件」。之後被捕的人，若是從北朝鮮南下的，幾乎都是以匪諜罪論處，若是出身南朝鮮，在山上打游擊的，就以內亂罪、叛亂罪、特別措施法、附匪罪等論處。4．19 學生革命之後，新上台的民主黨政府實施了一次一般赦免，除了匪諜罪以外，無期徒刑的政治犯都被減為二十年。他們大部分都集中在1970 年代初刑滿出獄。他們出獄以後，當權者認為「共匪的病菌」會傳染給社會，所以一方面加強思想轉向工作的體制化，另一方面制定社會安全法，讓非轉向政治犯在監獄外仍然與社會隔離。
全文摘自《獄中十九年—韓國政治犯的鬥爭》，圖文由人間出版提供
作者：徐勝
譯者：臧汝興
出版社：人間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