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著：如果時間可以重新來過，回到某個「分歧的開端」之前，他是不是還會願意選擇成為現在的自己，成為一個懷疑者？
除了無法背對自己以外，他幾乎是背對著所有的事物，整個人深埋在懷疑的空氣之中，生活不像是生活。
因為，懷疑無法滿足懷疑本身。他任由懷疑帶領他前行的結果，便是使他越來越遠離著那一種知足的、幸福的生活的可能性，也失去了某種原是最簡單、最無奇的依憑和保護。如果失去這些，人的生存會是一件難以忍受的事情。
在缺少刻意的反省和指明的情形之下，人們不會察覺這一項事實：許許多多不經思索就加以採行的知識、習俗、權威、規則、價值或信念，就潛藏在人的一種單純心願裡面：「想過一個正常而幸福的生活。」
上述的那些知識、常規等，本身就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的全部背景；一個人必須先接受日常生活，這個人才能存在。生存在日常中的人因此很難意識到這如同自然環境一般、其實卻是經由各種力量、慣性所建構起來的社會空間，它包圍著我們，孕育了如何適應生活的各種知識及規則。
甚至，依據某種更激進的說法，這些外在的無意識構成物才是人的真正主體，真正的主宰者；亦即，是日常生活接受了我們。
作為一個懷疑者的他，他失去的正是這個人所賴以生存的背景、整個生活的人造土壤。
當一個人開始進行思考的時候，這種作用就把人從某種由「人群所組成」的背景之中抽離出一個獨立、完整、自主的個體，他的形貌、輪廓從群體的灰濛團塊中浮現，變得清晰，清晰地就好像是一個擁有主體性的人。
於是，一切就變得稀薄。
他居住在一個大城市，每天都有數不清的人與他差肩而過（包含那些來自網路纜線另一端的人們），也常常需要做一些生活上必要的交談，但他卻感覺自己總像是隔著一個遙遠的距離在觀看著這一切。
後來，他恍然明白：是啊，這就是流放了。
流放是剝奪一個人的社會關係，他行動、說話的對象，這是這個古老刑罰的目的，讓人在社會的、同時也是世界的邊緣之外，仍然能夠說話，但卻是獨自地說話。
雖然我們已經處在一個過度擁擠的時代，人類所規劃的藍圖幾乎延伸到了所有地方（無論它們是處於被開發或是被保護的情形），但是執行流放刑罰並非就變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反而相形愈加容易。如同前面指出的，流放的意義是在於把一個人驅逐出某個社會空間的聯結網絡，物理距離上的隔離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他不清楚，是周遭的他們把他流放了，還是他把他們都流放了；這個疑問同時也是在問：究竟是誰才是錯的？究竟是誰才應當受到責罰？
這個凝視的距離帶有空間的陌生隔閡，也帶有歷史的蒼老情態。
其實，他的思考一開始只是天真地想要尋找、了解許多事物的法則，認識這個吸引著他去認識的美好的世界，他高貴的目標是要面向這個在他眼前綿延展開的廣闊世界；當然，他也願意面向那些世世代代生活於其中的許多人們。
然而隨著思考的深入，抵達存在的領域，如今的他卻選擇成為了一個背對著世界的人，懷疑著可以懷疑的一切，打從心底對於那些不堪入目、聽聞的醜陋事物，感到憎惡、憤怒、不解和哀傷，也對於自己無可否認的身分（身為人群的一份子和同類）而感到羞恥和自責。
──人身上最偉大的東西在於他是一座橋梁而不是一個目的；人身上可愛的東西正在於他是一種過渡和一種沒落。──[1]
在懷疑者和流放者的盟友─尼采的話語中，他發現了某種東西，就在世界的邊緣之外，甚至比它更要遙遠；那個地方的一切都稀薄，一切又都滿溢；生活這個容器、人這個容器，都無法容納得下。
太陽墜落了，懷疑者背對著城市、港口，獨自在沒有星星的夜裡乘上船，航往前方的幽黑大海，他手裡微弱的一盞燈光只能足夠在黑暗與孤獨的探索前行中，照亮自己的臉。
在另一個方向，既使是在黑暗的夜間，城市被電力技術所照明，亮晃、奪目、慷慨，彷彿是另一個新的太陽，從城市的地底下升起。
[1]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引自舒志峰、單正平，《康德與尼采美學之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