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為了所謂的強國，其實是為了「強權」，為了強大政權，中國先是搞了「洋務運動」，失敗了；接著又搞「戊戌變法」，又失敗了；再後，又搞「新文化運動」，現在看來，還是失敗了。
那麼，我們看，近代中國社會在西方社會的挑戰和參照下，經歷了一次次的調整。先是從器物層面，再遞進到制度層面，最後落腳到價值層面。這一過程，有其合理性。受其巨大的保守性所制約，中國社會總是企圖做出最小的調整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
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就顯示出中國轉型的被動性。「明治維新」不只是政治上的變革，同時還是整個社會思想上的變革。而且，思想上的變革要先於政治上的變革。與中國近代亦步亦趨，由表及裡，思想與政治不相同步的變革不同，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整個社會的價值層面上，制度層面上，器物層面上的同步性比較一致和協調，而且整個社會在價值層面的變革要先於政治制度的啟動。這當然與日本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地理特點有關。歷史上，日本處於文化的邊緣地帶，是文化的跟隨者而不是發源地。所以，不會產生文化上的自大心理，容易「見賢思齊」；另外，日本地域狹小，沒有縱深，又是島國，那麼就可以從四面八方接受新的思想並得到迅速傳播，非常通透。新文化運動，從最根本的價值層面著手，這個位置應該說是找准了。強國首先要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提高國民素質。這個不能否認。但是在內容上，有重大偏差。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主張就是要將個人從宗法家族中解放出來，而納入國家主義的旗幟之下，所以必然要反對儒家的「孝」，必然要反對宗法家族。新文化運動沒有將個人自由放首位，或者說將「個人自由」就理解為從宗法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那個人相對於國家政權，是一種什麼關係呢？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意識是要犧牲個人自由，成全「國家自由」，如此才能增強國家的凝聚力，使得國家強大。殊不知，這樣做，根本不能使國家保持長期的增強，只能是在國家貧窮的基礎上維持一個強大的政權。可以在犧牲眾多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對抗西方的挑戰。只有少數人，如胡適將個人自由放在首要位置，說過，「爭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而許多人，如孫中山則主張為了「國家的自由，要犧牲個人的自由」。
在方式上，新文化運動採取的是「啟蒙」。所謂「啟蒙」就是先覺者啟發後覺者，通過各種管道宣傳新思想，進行思辨、討論，以理服人。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在具有自我認識的基礎上，出於自由的意願而認可新的思想。這是正確的方式。如果始終如一採取這種方式傳播新的思想，那麼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接觸到新的思想，而且新的思想中，提倡個人自由的思想也必然會占上風，取得主導的地位。
但是要讓大多數中國人都接觸新思想和認可個人自由，這個過程會非常長。這與日本的情況不同，單從歷史文化傳統和地域特點兩方面考慮，中國的阻力就更大。所以，必須要有耐心和持之以恆，不然就會欲速不達。
事情正是如此，眾多的政治領袖和知識精英自認為掌握了真理，就放棄啟蒙而轉為「改造」了。「改造」與啟蒙大不相同。「改造」是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張。自覺自願同意我的主張的，自然沒有話說，就是同志。不同意的，就強迫其接受。願意服從，就加入革命隊伍，就是革命的，就是代表正義的。不同意我的主張的，反對我的主張的，就是「反革命」，那就要鬥爭，要消滅。這樣，很快地，新文化運動傳播思想的「啟蒙」方式，就轉變為國共兩黨在政治軍事鬥爭中的「改造」方式。
通過「改造」來傳播新思想，無疑是違反個人自由的。個人通過「改造」而樹立的思想，也必然不是建立在自我清醒的認識和自由意願基礎之上。這樣，個人必然成為「新思想」的奴隸，被「新思想」所奴役和控制，喪失個人意志，成為強權的工具。
當前，中國社會仍然需要「啟蒙」，需要先覺者啟發後覺者。「啟蒙」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將是中國向自由民主社會轉型的必要和首要的任務，任重而道遠。「啟蒙」沒有錯，但切不要再將「啟蒙」轉為「改造」。
2010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