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陽：為何是一部重要的宗教片而非女性主義經典？

前幾天看了南韓前文化部長李滄東導演的《密陽》內心激動不已。雖然不是基督教的教友，但是該片所涉及的宗教哲學問題其實是普世的，某方面也影響了我為何在眾多親友的力邀之下卻依然不成為教友，而只把作為一個好撒馬利亞人當作對自己的期許。

今天適逢三八婦女節，有些人把這部片視為女性主義的經典之一；這當然並無不可，但是如果深入這部作品的脈絡，就會了解到這部作品在宗教哲學上是如何延續了之前的問題意識。而且身為一個生理異性戀男，個人並不認為劇中女主角的遭遇是女性的身體經驗所特有的。所以下面的文章分為兩部分：先說明該片如何延續宗教哲學中重要的問題意識，再說明從個人的立場出發，為何會認為本片視為女性主義經典恐有不妥。

首先有必要簡單敘述一下整部片故事的開頭：女主角在喪夫以後，回到亡父的故鄉密陽展開新的生活，沒想到兒子卻被撕票了。原本不信主的她，在宗教中找到寄托成為一位虔誠的教友。

（以下嚴重劇透）

而劇情最關鍵的轉折，就在女主角決定寬恕撕票的犯人，並且當面告訴他這件事時，沒想到犯人也信教了，並且宣稱信教以後他已經得到上帝的寬恕。女主角的寬恕相形之下顯得微不足道，因而使得她的信仰徹底瓦解。

其實在片中女主角在信教以前，就有提到傳統的宗教哲學最經典的質疑了：如果上帝存在，為何祂會允許人世間這麼多不堪的事情發生？提到這個問題的最具代表性文學著作之一，是俄國寫實主義作家Dostoevsky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卡拉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在其〈宗教大審判官〉一節所提出的類似疑問。小說中發生了一起弒父案，不知道三個兒子和一個私生子中哪一個才是兇手，而被視為嫌犯的老二鋃鐺入獄，便在老么前往探視時便藉由他所虛構出的宗教大審判官來質疑上帝的存在。故事中甚至提到了俄國當時的真實生活中報紙上的社會新聞：有地主為了懲罰僕人的小孩犯錯，便在下雪的冬天裡把小孩的衣服脫光，讓他在雪地裡逃跑再被獵犬咬死。

而李滄東則透過《密陽》把這個問題的細節做了更進一步的深入：如果人人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寬恕，連那個我該寬恕的人也不例外的話，那麼我的寬恕到底是和上帝的寬恕等價，還是我的寬恕根本就微不足道呢？如果是前者，那麼如何解釋我們是上帝的子民這件事？如果是後者，那麼我的寬恕又有什麼意義？

在劇中裡當女主角信仰瓦解的時候，其他配角當然也會覺得情有可原，但理解到情有可原並不能作為防止信仰瓦解的解套辦法，於是女主角便布上質疑上帝存在的道路。即使李滄東在片尾用一些鋪陳好的巧合來解套，但與其說是解套，還不如說是緩頰；全劇最核心的質疑依然有效，相信也不是所有人都會對這樣的緩頰買帳。

而哲學最殘酷的事之一，就在於只保證問題的有效性，但不保證問題一定能獲得解答；對這個問題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也就決定了每個人對基督宗教以致於人生的不同觀點和立場。

由此可見上述的問題其實和主角是男是女無關，把這部作品放在女性主義的脈絡下檢視其實恐有失焦之虞。從這個現象我們可以進一步地去問：性別平權究竟是要強調兩性的相同之處還是不同？

這個問題雖然棘手，但是身為一個哲學科班畢業生，一方面傾向把這個問題放在更大的脈絡來看，亦即：到底什麼是平等？另一方面，也會想要提出一套有效的論述來回應這個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目前的思考是這樣子的（以下轉貼自舊文，但是舊文並不直接和本文的問題意識有關，故不附上原文連結）：

在三八婦女節選擇回應這樣的問題，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踢女權主義的館；但活在台灣如此民主多元的社會，同樣的問題本來就該允許不同的切入角度，而女權主義理應也不該將生理異性戀男視為無教化之可能的永遠敵人，否則女權主義的主張不就只是淪為垂死的掙扎了嗎？

回到原本的問題意識，對基督宗教以致於人生的懷疑也非女性所獨有；儘管Dostoevsky的作品的確有對女性角色的描寫過於粗糙之嫌，但他對宗教哲學的提問是不論男女來問都會具有同等效力的。

因此就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澄清這個問題，同時也向各位教友以及曾經懷疑過人生的影迷們推薦這部沉重卻擲地有聲的影史經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