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魯蠻橫至今是人們心目中北洋軍閥的形像。但我要說，北洋軍閥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文化的軍人。可能大多數人不相信，那我們就來擺事實講道理。
吳佩孚，人稱「秀才將軍」，最具有代表性。幼年曾入私塾讀書。熟讀四書五經。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吳佩孚高中山東登州府丙申科第三名秀才，後投筆從軍。著有《春秋正議釋證釋》和《易箴》等書。
著名軍閥閻錫山早年也曾入讀私塾，後考入山西武備學堂學軍。1903年被官費保送到日本留學，入日本士官學校。閻錫山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這也是其主政山西時取得不俗政績的重要原因。晚年退居臺灣著有《三百年的中國》一書。徐樹錚，北洋軍閥皖系名將。早年考中秀才，16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曾師從梁啟超、譚嗣同。1905年至1910年東渡日本學習軍事。後加入北洋軍。1919年出征外蒙迫使外蒙古撤銷自治並坐鎮經營。徐樹錚文武雙全，才華橫溢，著有闡述他政治思想的《建國銓真》及文學作品《視昔軒文稿》《兜香閣詩集》《碧夢庵詞》等。
據百度百科，北洋軍閥65名上將中，44人曾入讀軍校受過正規的軍事教育或短期軍事培訓；文人從軍者7人；出身行伍者僅限8人；起於草莽者僅4人；另有2名世襲貴族。那44名讀過軍校的上將，早年也大多讀過幾年私塾。
縱而觀之，相對而言北洋軍隊的軍官受有較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北洋軍閥，以及同時期的其他地方軍閥，比如雲南的蔡諤、廣東的陳炯明，比之以前和以後的軍人，文化素養都要高。他們大多文武雙全，武能征戰，文能理政，是明末清初，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精英。
我們再來看看，產生這一特殊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基本上，自秦以來，中國的社會精英就不習武從軍了，而專意學文。這是與政治制度的轉型相適應的。秦之前，是分封制，貴族是社會精英。而貴族擁有高度的自治權，既需要懂內政，還需要征伐禦敵，因而需要文武雙修。而秦之後，是郡縣制。皇帝就不需要反而忌憚文武雙全的人才了。天資聰穎者學文成為官僚型精英與天資平平者習武成為軍隊將領，對於鞏固皇權最為適宜。文武徹底分離，只是偶爾有文官跨界統兵的情形，如明朝的袁崇煥，清朝的曾國藩等。武官居跨界搞政務的就更少了。而隨著隋朝建立起科舉制，就將這樣的人才篩選偏好制度化了，繼爾實施了千餘年。這樣，軍隊將領的文化素養普遍就很低，軍隊中產生不了社會精英。
但到了清末，清廷實施新政，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這就打亂了讀書人的職業規劃。通過科舉考試入仕途的通道沒有了。其實，前幾年的「戊戍變法」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就已經對讀書人的職業規劃產生影響了。像蔡鍔，考中秀才後，就轉而進入新式學堂，後又考入日本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那時，科舉尚未廢除。另一方面，當時新軍編練正好進入高潮，需要大量軍官，薪俸又高。加之，「軍事救國」思想對熱血青年的影響，不少天資聰穎者的讀書人就選擇入讀各式軍校，掀起了一股秀才從軍熱。
這就與以往的情形有所不同。以往是優秀分子概不從軍，軍隊無從產生社會精英。而北洋時期，軍隊中則不乏社會精英，這也正是北洋時期軍人當政的主要原因。
這種現象曇花一現。再往後，讀書人又不投軍了。可能是因為隨著西方技術的引進與制度轉型，讀書人的職業發展管道拓寬了，出現了許多適合知識份子從事的職業，如記者、教師、翻譯、工程師、企業家和金融家，而這些就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了。另一方面權力又重新趨於集中。我感覺，整體上黃埔軍人就不如北洋軍閥優秀。如果說北洋軍閥屬於優等生，那黃埔軍人則屬於二等生。當然共產黨的軍人又要等而下之。共產黨的軍隊將領多出身不識字的農民。雖然共產黨也吸收了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但他們多從事政治、政務和宣傳工作，很少去帶兵打仗。
中國的軍隊產生不了社會精英，這種傳統有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軍隊始終是工具，不會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不會出現軍人政府。這個傳統正是共產黨「党指揮槍」的組織原則能順利推行的堅實基礎。這與土耳其、埃及等國家的軍隊就非常不同。這些國家的軍官團體是社會精英，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一不合意就會出現軍人干政的現象。不好的一面就是軍隊素質先天不足，肯定會影響軍隊的戰鬥力。那麼，軍隊中不乏精英同時又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始終聽命于文人政府，可不可能呢？貌似像英美這樣成熟的民主國家實現了這一點。
2016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