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dy Griwold《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的文化菱形

　　　　　　　　　　　　　　　　　　　　　　　　　 2019/11/19補充

　　為了嘗試理解社會與文化的關聯，就有必要先對文化物件進行仔細的檢視，也就是對組成大體系的相關部分進行仔細檢驗。此處，我們採取的是人文學科的取向：世界各處皆有文化，至少從分析的角度來說確實如此。文學批評家、藝術史家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學者，往往會把藝術作品視為一個自我指涉的小天地，有其自身的結構與意義。從廣義的社會科學定義來說，此種檢視文化物件的做法還算妥當。只是我們的做法是先從仔細端詳文化物件開始。此種做法並非意味著為藝術而藝術，因而不去理會外部世界及其對文化物件的影響，而是僅僅意味著我們先是把文化物件當成自身的證物。換句話說，我們是先從文化物件開始研究，不過我們當然不是僅止於研究文化物件而已。[1]

　　文化物件乃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所有的不同界定都是根據這個事實而來。我們可以認定的是所有的文化物件都有創造者。這些創造者也許是最先表述與傳遞某個理念的人，引領流行的藝術家，或著是新遊戲與新奇話語的開創者。任何特定的物件都會有一個創造者，譬如某小說的創造者，或著會有很多的創造者，譬如說電影開場時列出的人名。

　　當然，除了創造者之外，其他的人也會經驗到文化物件。若某位詩人在無人曠野誦讀自己的詩歌，沒有人在一旁聆聽或紀錄；若某位隱士發明了一個革命性的嶄新神學，不過卻不把他家以公布；若有一個廣播節目正在放送，卻因為機器失常而無法讓人接聽，那麼，前述種種都只是潛在的文化物件，不是現實的文化物件。唯有在這些物件向公眾展示，且大眾有接收到這些人類論述，這些物件才會進入文化，成為文化物件。職是之故，一切的文化物件都必須有人來接收它們，也就是要有人來聆聽、閱讀、理解、思考、執行、參與並牢記它們。我們可以將這些人稱為物件的閱聽者，雖然說這個詞彙多少都有點誤導；實際上經驗到物件的人，雖然可能不是自己設定或原來的閱聽者，[2]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被動的閱聽者，因為所有的文化接收者都是積極的意義製造者。

　　文化物件乃至創造並接收它們的人，並無法自由地流動變換，而是被放置在某個特定的脈絡之中，並無法自由地流動變換，而是被放置在某個特定的脈絡之中。我們可以把這個脈絡稱為社會世界，指涉的是某一時間點發生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模式與事件。文化社會學的關注點，首先就是文化物件與社會世界的關聯。

　　我們可以辨認出四種元素：創造者、文化物件、接收者與社會世界。讓我們用一個菱形來安置這四種物件，然後用一個線條把它們連接起來。如此便會創造出我所稱的文化菱形。[3]

　　我們的文化菱形共有四個點和六條連接線。我們不可把它稱為文化理論，因為它完全沒有解釋點與點之間的關聯。就嚴格的意義來說，也不可稱之為文化模型，因為它並未指出因果關係；就文化菱形而言，通俗文化裡的暴力，就可被視為社會世界發生暴力事件的導因，反過來說，同樣也是成立。反之，文化菱形是一種用來進行解釋的設計，目的是為了更完整的理解任何物件與社會世界的關聯。這個圖形並沒有設定點與點之間的關係應當如何，僅認為存在著一種關聯。

　　此外，關聯的構造指的既是六條連接線，也在於四個點。James Carey已經指出一個重點，認為最好不要把溝通視為A點到B點的訊息傳遞，而是最好把它當作一種儀式運作。[4]

　　這個菱形同樣也再現了各點關聯的文化與社會成果，而各點的關聯並非一定是建立情誼，也不僅僅是點與點之間在分析上的銜接而已，是故，若要完整地理解一個特定的文化物件，就有必要瞭解全部的四個點與六條線。[5]

　　一旦我們理解了菱形中的一些特定的點或線，就可以說自己對所研究的文化物件有了社會學理解。此外，一旦我們理解到為何這個文化物件可以適合整個文化脈絡，我們就是漸漸要把文化理解為一個整體。[6]

　　Victoria D. Alexander根據自己對藝術世界的研究，對文化菱形做部分修改，以突顯原先圖形中所忽略的一些重要連結。藝術是一種溝通，我們必須從創造者與消費者間來瞭解藝術。也就是說，藝術被否些人、組織或網絡所經銷。正如我們所見，經銷系統的路徑影響了何種藝術得以被散佈，散佈的程度廣泛與否。簡易的菱形圖將藝術物品的經銷，與藝術創造混為一談。將這兩者區分開，使我們得以看見介於藝術家與消費者之間的各種層面。將藝術家與經銷體系區分開，也使我們得以發現藝術家獨立於經銷體系的可能性，或著見到他們是何地被深嵌在經銷體系中。

　　此外，許多藝術形式在進入了經銷體系後，就與藝術家分開了。例如藝術博物館中的巡迴畫作、雕塑或其他作品。在某些案例中，這些展覽甚至可以創造或著毀滅一個還活著的藝術家聲譽。但在大多數時候，展覽中的藝術家們均已辭世甚久。況且，還活著的藝術家也未必能直接從博物館的展覽中直接得利，假若他們的油畫屬於別人時。

　　文化菱形最後一個優點在於，鑲嵌於各節點中的經銷體系，打破了藝術客體與社會間直接關聯的簡化圖式。不同於其他論者，此間的關聯並非真實的而是各種種隱喻，它提醒了我們過於簡化的反映式與塑造學說的缺陷。換言之，文化菱形意味著藝術與社會間的連結，永遠不可能是直接的，因為它們一方面會受到藝術創作者的中介，另一方面還受到接收者的影響。它從生產面對反映式與塑造式的取向做出批評，指出所謂的藝術常規與生產技術，並非意味著藝術家影響了藝術作品的內容，而經銷體系的過濾效果也決定了而種文化產品得以接觸到消費者。它也可以從消費面出發批評反映與塑造兩論，提醒我們，文化產品是由各種不同閱聽人所接收的，而非社會，且人們會依據所消費的文化產品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他們從文化產品得到的意義亦然。這表示社會學家感興趣的是藝術的生產與消費。但此處新的文化菱形仍保留了社會此一節點，以表示社會學家們對於藝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恆久興趣，儘管它是中介性的。[7]

備註 ※ 本文依照原書Cultural Object翻譯為文化物件，林欣怡翻譯為文化客體[8]。

[1] Wendy Griswold著，關秉寅審定，黃信洋、曹家榮譯，《變動世界中的文化與社會》，臺北：學富文化，2008年，頁20。

[2] 同前，頁23。

[3] 同前，頁24。


[4] James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 MA: Unwin Hyman. 1989, p.18.

[5] 同註1，頁25。

[6] 同前，頁27。

[7] Victoria D. Alexander著，張正霖、陳巨擘譯，《藝術社會學：精緻與通俗形式之探索》，臺北：巨流圖書出版，2008年，頁60-61。


[8]林欣怡，〈日常生活展演戰術：以萬德男孩為例〉，《網路社會學通訊》，第81期，2009年10月1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