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henomenology of Voting at the Age of Post-truth
「說服群眾的不是事實，甚至也不是捏造的事實，而是公然蔑視。」
──Hannah Arendt
寫在2020年大選前，這只是一篇綱領，或者一份宣言。
一、後真相
1. 《牛津辭典》將「後真相」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種種情況。」
2. 破壞（subvert）真理／真相的不同等級：
- a. 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會在無意間說出錯誤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說出來的東西是「謬誤的」（falsehood），但不是謊言。
- b. 「刻意忽略」（willful ignorance）：這是指我們在不確知某些事實是否屬實之前就說出口，也不想花時間去弄清楚這些資訊的正確性。這時我們可能有理由責怪發者的懶惰，因為如果這事很容易查核，那麼做出不實陳述的人至少要對自己的輕忽大意擔負一些責任。
- c. 說謊：這是在我們有意欺騙時說出的虛假言辭。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分野，因為這時我們跨越了界線，是在明知自己所言不實的情況下說的，懷有欺騙他人的意圖。照定義來說，每個謊言都要有一個觀眾。如果沒有人在聽（或是如果我們確信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可能不覺得要對自己的虛假言論負責，但當我們的意圖是操縱某人去相信我們知道的不實情事時，就已經離開對事實的單純「詮釋」，進入到偽造或捏造的狀態。
3. 後真相時代的新特色不僅是在挑戰「認識現實」（knowing reality）這個概念，而是在質疑現實本身存在。
4. 這裡真正的問題不僅在於特定（離譜）信念的內容，而是貫穿這些信念的想法，也就是：抱持一些事實比其他事實更重要的態度，以個人私心來決定是非黑白──以最高標準來審視他們不願意相信的事實，但是對於符合他們期待的說法則完全輕信。換言之，主要標準變成：這是否合於他們原有的信念。這不是在拋棄事實，而是在動搖事實的形成過程。
5. 屈服在認知偏差的效應下可以讓人感覺自己像是在思考，特別是在我們有情感牽絆的主題上，所有的實驗證據都顯示，這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推理能力。我們固有的認知偏差，讓我們準備好受到那些居心叵測的人所操控和利用，特別是當他們能夠推翻所有其他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時候。
6. 後真相等同是一種意識形態霸權，以此手法來迫使別人相信某種事情，無論是否存在良好的佐證。這是政治支配的一個祕訣。
二、操弄
哈佛大學的 Mathew A. Baum 和維吉尼亞大學 Philip B. K. Potter 副教授在今年（2019）的《The Journal of Politics》學術期刊上撰文指出，同溫層、網路破碎化及資訊煙囪效應，將增加政治菁英的實存彈性（elasticity of reality），容易讓人民輕信（credulity）政治菁英的承諾與作為。由於不容易區辨各種訊息的真實性，導致政治菁英可超脫實際狀況的限制，成功框架他們想要的政策及活動範圍。
1. ［對理智的貶損-1］：整理起來，後真相時代的認知與心理操弄，是如此精細而且完備，在於它同時要證成以下3個要件：
- a. 要無條件支持XXX，或者，基於當前的險惡形勢，支持XXX是無條件的。
- b. 承上，不無條件支持XXX的，顯然都是壞蛋或者蠢蛋。（而且當前形勢如此險惡，大概也都是這群蠢蛋或壞蛋害的。）
- c. 我會獨立思考、我的資訊來源可靠。
其實政治裡面沒有「無條件」，政治不是信仰，任何要求涉及「無條件」就都很危險。其次，當我們把錯都推給非我族類的壞蛋或蠢蛋時，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似乎就順理成章地規避掉自己的責任了。
2. ［對理智的貶損-2］：會不會獨立思考，似乎仍只是次要的；最根源的在於缺乏良知與雙重標準。如今政治人物似乎比較像偶像、救世主或聖人，我們把太大太大的希望或標準加在他們身上，於是不容許有任何汙點或瑕疵，但關於人的現實卻不總是如此。於是為了避免認知失調，我們就不承認我們支持的對象犯了錯誤。
我們花在給自己支持者辯護的時間遠多於對他課責的時間，這很弔詭地反而源自我們施加了太高的期許與願望在他身上的心智狀態。民主政治不應該是押注與收割，我們把課責的工作外包給輿論了。
3. ［對情感的勒索-1］：操弄恐懼──要拯救台灣就必須投給XXX或OO黨。我們基於恐懼做政治決策當然沒有錯，這很正常，但是做政治決策也不能／該只基於恐懼。沒有投給XXX或OO黨，某些人看你的眼神，就像教徒看無神論者的那種目光──「你將會下地獄！」
4. ［對情感的勒索-2］：操弄妒恨──就古典哲學來說，憤怒（anger）是指向正義的情緒；但現在我們對政治投入的情緒更多的可能是陰暗的妒恨（resentment），而不是高貴的憤怒。我們不是基於制度的不正義或遊戲規則的漏洞而感到應該有所補償、修正或改革，而是某些蠢蛋或壞蛋顯然是過得太爽了，他們不應該這麼爽，他們就算沒有下地獄，至少也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憤怒與妒恨有時當然也不易區分，而且它們也都是常見的情緒，可是我們應該警覺這類情緒是否在我們投入政治的時候常常被炒作起來、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而且就後果來說誰得益？哪些問題又因為這種情緒上來就被遮蓋或遺忘了？
尤有甚者，妒恨是一種最終其實會讓自我失根的情緒。妒恨塑造了仇恨的對象，這種政治操弄方式將我們的自我建立在對某個他者的報復之上，無論報復最終成功與否，我們的自我將在過程中失去具體的內容與價值。一個政黨不能僅以消滅它的政敵為宗旨，這種政黨或政治人物不只沒有理念，更沒有自我、沒有未來。
5. ［對意志的打擊-1］：你只有一張票，而且你還只能在一整籃爛蘋果中挑一顆可能稍微不爛一點的。
6. ［對意志的打擊-2］：任何事情都要查核成本未免太高？當個合格的公民未免太辛苦？
三、偽必然性
麻煩的事情在於，我們對後真相時代政治人物的順服，不只是針對我們支持的候選人或政黨，更在於我們對「政治」的概念構想本身。
我們似乎開始習慣政治本來就是骯髒的、不道德的、充滿謊言與算計的。哲學家康德列舉了三個強詞奪理的政治格律──
- 1. Fac et excusa［做了再說明理由］：抓住有利的時機，以便任意占有（國家對其人民或者對另一個鄰國的一項權利）。行動後再說明理由，並且粉飾暴力（尤其是在前一種情況下，當國內的最高權力也就是立法當局，而我們得服從它，而不必對它作理性思考時），較諸事先想出可信服的理由，然後才等待其反對理由，更為容易而細緻。這種厚顏無恥本身造成某種印象，好像當事人在內心裡相信行為的合法性，而且這樣一來成功之神bonus eventus就是最好的訴訟代理人。
- 2. Si fecisti, nega［如果你做了，就否認］：對於你自己所犯的罪（譬如，使你的人民因絕望而叛亂），否認這是你的錯，而聲稱：這是屬下桀傲不馴之過，或者（當你攫取一個鄰近的民族時）甚至是人性之過；因為如果人不搶在他人之前使用暴力，他一定能預期到：他人會搶先於他，並且攫取他自己。
- 3. 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這即是說：如果在你的人民當中，某些享有特權的首腦單單選擇了你作他們的元首（primus inter pares［同儕之首］），你就離間他們，並且使他們與人民不和。你再支持人民，以更大的自由欺騙他們，那麼一切將隨你的無條件的意志而轉移。如果事關其他的國家，在它們之間引起紛爭便是一種極穩當的手段，可在「扶助弱者」的幌子下逐一使它們臣服於你。
康德說，我們沒有被這些政治格律所欺騙，因為它們眾所周知。但事實上，人們並不為這些格律感到羞愧，彷彿它們的不公正太過顯而易見。我覺得，這就是問題。我們的良心，在一個極度隱微的意義上被收買了。
選舉，在代議民主的基本精神中，意味的是選擇代表自己立場、聲音和利益的人。但如今，我們投票似乎反而變成在表達：「我們『不要』被誰統治。」我們好像已經習慣，政治就是去人性化的、權力會讓人腐敗、強權就是公理、政治人物不會犯錯也不能去談自己的失誤、總統的政見辯論會看起來就像是一場充滿惡意的笑話，而我們只能在更小的惡（lesser evil）中做選擇。
這些都不是必然的，卻被打造成（偽）必然的，這究竟讓誰得益？我認為我們在錯誤的地方上放低了自己的標準，而這種自我保護恐怕是以良知與確實課責為代價的。
四、幾點結論
1. 政治和科學一樣，沒有「無條件」。候選人和政黨就跟科學理論一樣，沒有絕對正確，只是還未出錯，因此需要不斷監督。監督與課責才是信任的表現，這意味著我們沒有把虛妄不實的希望加諸在他身上，從而饒恕了他可能犯錯（人都會犯錯，但正因為如此，我們要更嚴加探究他犯錯的原因），也放過自己（不用面對希望破滅時的認知失調）。
2. 沒有完美的公民，正是因為這樣，不要敗壞自己的政治胃口。如果你投入政治的行動換來的都只有憤恨、絕望、悲傷…，那你要重新考量自己投入政治的方式是什麼樣的？有沒有其他方式？更有甚者，你是否已經受到某種操作的影響？情緒和心智狀態都是有結構性的，我們要考慮在投入政治時，我們將我們的「自我」（包含成就感）建立在什麼東西上面。
3. 嚴重的厭世其實是一種惡德，亦是一種沒有承擔力的表現。厭世讓我們把公民責任外化，轉變為對政治、對人性、對社群的一般性貶抑，久而久之會失去行動力、失去連結、失去自我。
4. 你需要一群可以聊政治的朋友，你需要幾個穩定、多元而且有根據與核實效力的資訊來源。不把公民責任外化，不代表我們不能依賴一些社群或組織，不過自然，對這些東西的信賴不代表100%的信任。
於是我們最根源性依賴的，終究是我們自己「在理智上的良心」。理智上的良心之格準就如同康德所說，是：「你可以意願你的格律成為一項普遍法則！」
5. 永遠練習從事情是可以改變的「教育觀點」來看事情。某些人對台灣的現狀有無以名狀的自卑：「台灣的素質就是差。」但是，素質到底是指什麼？素質對現實問題有多少解釋力？素質從哪裡來，是怎麼養成的？更重要的是，那素質差要怎麼改變呢？
批評台灣素質差，又說這種素質低落是無法改變的，是一種無可救藥的套套邏輯，是一種毫無建設性又極度扭曲的自我滿足。
6. 你可以從和自己立場不同的人身上學到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只把他們視為壞蛋或蠢蛋。每種立場背後都有某種利益、敘事、關聯跟結構。代議民主就是一種代表的制度，理解其他聲音你會開啟的是全新的世界，因為同樣的事情你可以從另外一種角度進行查考，這要求一種「理性的想像力」。就算你終究無法苟同對方的政治立場，你也會有這種站在對方的脈絡中駁倒對方的基本能力（例如，精準抓到對方認知失調的地方）。「理性的想像力」是「在理智上的良心」的一種應用，它會教你如何在對的地方讚賞你的敵人，以及如何在錯的地方確實擊倒你的敵人。而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在政治投入上我們不要挑軟柿子吃，越強勁的政敵能教導你越多事情，完善的論述若能被我們理解，最終也可以為我們所用。只要肯學，強大的政敵也可以被轉化為我們的朋友。
7. 切換多種角度看待自己這張票的價值。
有些人在考慮配票的問題，也就是說，自己有支持的小黨，但礙於它可能過不了5%的門檻，所以還是投給其他自己沒那麼喜歡或至少不那麼壞的大黨。
我想提供另外一種想法：事實上，對小黨來說，每一張票都很重要，這絕對不只是就結果來說的，就其鼓勵與支持的義意上來說也一樣重要，這就像是你剛創業的時候，每一筆贊助和每一則留言都舉足輕重一樣，不要小看它的力量。政治不完全是現實主義結果論的，雖然我們往往採取這種方式看待投票和選舉。
我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沒有投給連勝文、沒有投給柯文哲，而是投給馮光遠，或許就結果來說，我投的跟廢票無異，但馮在敗選之後倒是寫了個挺有意思的敗選感言，大意是他非常感謝他的競選團隊、每位捐助者，還有「那8,080位有點傻氣的選民，你們毫不猶豫地把你們珍貴的選票，給了一個騎鐵馬的唐吉柯德，謝謝你們，你們代表一種對價值的堅持。」
我想說的是：每張選票，小黨、第三勢力或獨立參選人都有看到，換個角度想，你的那張票的價值絕對不等於作廢，它鼓舞了每一位唐吉柯德以及未來可能想做唐吉柯德嘗試的人。（相形之下，大黨更容易把選票就視為理所當然。）
你只有一張票，老實說，我覺得還要去考慮配票的問題，真的有些「太多了」（當然，我知道，這種想法就其自身來說也沒有錯）。政治也不只是只有選票，你還有時間、精力、觀察力……，政治參與不要只是嘴砲跟投票，多follow甚至參與小黨和各類組織的理念與實踐、論述與動向，我們或許會發現，「政治」實際上非常豐富，而且多的是有價值的事情做。
8. 最後，無論如何，如同康德常講的 Sapere aude!［敢於求知、勇於使用自己的理智！］去為了自己（的良知）投票吧！
參考書目或文章：
Frédéric Laupies，2019，《經典導讀：論康德永久和平論》（Leçon sur le ＂Projet de paix perpetuelle＂ de Kant）。李瑜譯。開學文化出版。
Lee McIntyre，2019，《後真相》（Post-truth）。王惟芬譯。時報出版。
Pankaj Mishra，2019，《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歷史新紀元》（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葉佳怡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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