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原則中的風險-規範的翻轉

Das Risiko im Prinzip Verantwortung

責任倫理學或結果倫理學（Folgenethik，指從後果判斷道德與否的倫理學類型，例如效益主義）對責任概念沒有足夠的解釋，因此特別容易忽視這樣的問題：行為的後果經常不是與確定性發生，而是與可能性（Wahrscheinlichkeit，概率）發生。首先要發展責任概念的類型學（Typologie），以此協助研究與風險研究方面的關係，是否在必要時，責任中後果的發生概率（Eintrittswahrscheinlichkeit）是能被考慮的。因為在這方面是找不到個人倫理學(individualethische Lösung)的解答，與概率有關的責任倫理學必須回到之前的倫理學和政治的合一，且有著嚴重可能性後果之行動應該順從所有潛在相關人的民主政治判斷下。

1.規範的翻轉

在關於所謂的現代終結的激烈辯論漸漸消退之際，反思的後現代已經準備提問：是否所謂的後現代不是真實存在，只是意味著激進的現代的過程，把聚精會神的目擊者強押到另一個時代的現象，這個現象現在雖然傳遞著現代被啟蒙的過程。我指的是在幾乎所有人類思想和行動範圍中，一般性的價值反思和目的反思引人注目的增加，在這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期間變得明顯，與過去的價值中立主義（Wertneutralismus）和價值本位主義(Wertsektoralismus)正好展示了一種規範的翻轉。但激烈的現代是一種趨勢，據此這個趨勢連結所有元素在啟蒙的計畫中，這個趨勢＂依照共同社會的目標為人類的行為而設想，...同樣的依照決策的標準，為人類的計畫和系統的操控而尋找＂且用這個構想，人權創造了一個普世的價值基礎。

總體而言，至今的現代化發展被描寫成差異的過程、本位化和特殊化（ein Prozeß der Differenzierung, Sektoralisierung und Spezialisierung），特別在人類思想與行動的部分領域中，獨立成被劃界分出的個別世界。Niklas Luhmann嘗試把這個發現用龐大的理論來描寫，在科學、經濟、權力、政治、宗教和教育看見自行建立的自我指示子系統(autopoietische selbstreferentielle Subsysteme)，每一個部分都發展自己的溝通規則和決策規則，使其他部門無法進入。規範的討論在部門間，就不可能，因為科學只能涉及真理，經濟涉及錢，權利涉及法規，政治涉及權力。（Luhmann）只要事實上開始，確定性就有這樣的阻隔，這個阻隔提高了現代世界從神話的和理想的整體要求中的解放以及提高區領域的部門能力。但同時對生活品質的更高評價（übergeordneten Werten），對從古就一直稱之為的公共利益（Gemeinwohl）重要的指引（Orientierung）是遺失的。公共利益正是用規範翻轉起訴對未完成的現代性的價值本位主義。

這裡我不是支持注意規範翻轉，並在其細節中描述它的地方。但確定的是必須要對此討論，是否規範的權利（Anspruch），當然在許久的之前是不存在的，但在最近這個世紀的三分之一時期在質和量上贏得了一個新的面向。必須要思考的：儘管不太有支持者批評價值膨脹和查覺到目前的倫理發展趨勢作為科學的模式。但是否模式或偶然的現代化過程--規範的翻轉已經發生；取代一大堆個別證據的累積，規範翻轉會從實踐哲學的名聲、從政治哲學的正義討論，達到科學倫理、到經濟倫理到環境倫理--我滿足於在現有報紙上的大量提示，那些是從未有過的，和其中那些廣大範圍的規範討論。我當然不想跳過一個分區，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跟著成長且將經常回來。我指的是科技，正好在時間從六零年末開始的，在這之前這種主流的想像：技術進步是價值中性的本身固有的規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已經與按計畫性的價值感性分道揚鑣（Wertsensibilität），這明確的假定了環境正義和人類正義的技術化的可塑造性。這個翻轉走到迄今在兩個只有不足共同相連的討論：工程倫理和技術評估。

工程倫理期待技術化的個別發明者察覺到他們工作的後果責任，以便用銳利的責任意識即時的辨認出負面的科技後果，並在一開始萌芽就扼殺。技術評估則是不同方式達到同樣目標：他們比較不去規定個人責任而是在科學、經濟和政治組織的預防措施（Vorkehrungen）上。兩者的討論必然是受到效益主義式的傳統和目的論後果倫理學的約束，因此也反映道德哲學處境的當下的狀況，即使科技評估可以理解是有困難在占上風的個人倫理學去評估。總的來說技術化的規範問題是印象深刻的範本，對個人倫理學的界線來說，而這也是我想要接下來展現的部分問題，這些問題在傳統的行為處境中應該有的，但在特定的技術行動下的形式經驗到戲劇化的擴大，這也要先在道德哲學討論中變得有意識。原子場的風險是數十萬人的死亡，但因為這是一個極不可能發生的災難，所以製造商和營運者認為他們是可以對數十萬人的生命的具有良心的。（Ropohl表示：根據對提供能源的公司的訪問，十人中有六人認為根據風險評估和其他能源的替代性技術，可以負起核電廠失能的責任），這種特有的情況不只是挑釁了無數的公民抗議，生態評估也應聲丟出對道德哲學的挑戰：與概率相關的責任倫理學如何可能？如何對不確定發生的後果負責？

對其他人類風險來說沒有人可以負起責任，對此只有遭遇風險的自己能負責。（Ropohl: Für anderer Menschen Risiken kann niemand die Verantwortung übernehmen；dafür sind allein die zuständig, die das Risiko trifft.）

Grüter Ropohl, EuS 5(1994)1, S.109

Welsch, W.: Die Postmoderne in Kunst und Philosophie und ihr Verhältnis zum technologischen Zeitalter, in: Technologisches Zeitalter oder Postmoderne? Hg. v. W. Ch. Zimmerli, Müchen 1988, 36-72.

Grundlegend Luhmann, N.: Soziale Systeme, Frankfurt/M 1984; auf praktische Fragen angewandt ders.: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3. Aufl., Opladen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