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或老師可以管教子女嗎？如果「不當管教」會有什麼下場？
專線電話：113跟1957
相信很多有帶小孩經驗的朋友，聽過「113」保護專線。
如果你有更多涉略，可能還聽過「1957」。它是福利諮詢專線，有專業社工人員執行接線服務，橫向聯結自殺防治、就業安全、就學安全及治安維護等網絡。每日上午8點至晚上10點，全年無休。
安置兒童的「返家」
但是在兒童的視角，如果真的發生一起暴力事件，大概長什麼樣子？送到安置機關會不會真的比較好？什麼時候可以「返家」？
我沒有開玩笑的意思，社工口中的「返家」，很多時候不是我們想像的「回家」。（延伸閱讀：安置機構的孩子，為什麼始終無法返家？）
第一個故事
裁定日期2020年4月15日，故事發生在桃園
有一個小女生A，未滿12歲，自幼與祖母和父親同住。因為小女生A常有說謊行為，父親基於教養會予以適當懲戒。
這裡岔個題，在民法上，父母是真的有權力懲戒子女的。規定在民法第1085條。當然法律規定是「在必要範圍內」。
而且子女依照法律，應該孝敬父母。規定在它的前一條，民法第1084條。
父母可以懲戒子女。但不能「不當管教」。
在法院裁定中，有寫社工師的評估認為：
A遭受不當體罰及不當身體碰觸，懷疑有妨害性自主，雖然檢察官是作不起訴處分。但是A在接受心理輔導後，發現A有出現情緒衝動、易憤怒、頻尿等狀況，經評估是「創傷反應」。難以斷定體罰事件是單次或多次累積。
簡單講，小女孩A遭到父親的體罰後，有「創傷反應」。
時間到了2019 年4 月，社會局介入時，A 與社工訪談時，指控父親對她有不當身體接觸及不當管教行為。甚至提到性侵害，我們稱為「家內性侵」。
這個時候，社工就要將小孩帶走，找個安置機關，保護她的利益。
這個行為叫「安置」。
問題是，安置要多久？
在這個案子，從2019年4月到2020年1月，已經有9個月的時間，小女孩A沒有回家。
於是父親上法院說，檢察官已經對「家內性侵」不起訴處分了。
司法程序已完結，安置原因已不存在，社會局可以結束安置，讓A儘速「返家」了嗎？
然而，A如果返家，或回家，她的處置會比較好嗎？
父親的說法是，A 屆幼兒園中班學齡的時候，父親曾安排A ，到「吉的堡美語學校」就讀，並由姊姊，也就是A的姑姑幫忙照顧。
所以就算父親自己能力不佳，仍有其他親屬可以立即提供安全、適當的保護方式給A
所以，
A的父親經濟狀況不佳，有酗酒的習慣，親職功能不佳。
有其他的家人嗎？有。
家裡除了父親，還有姑姑跟祖母。
父親的說法是：
「我有與姐姐談過，但姐姐未與我們同住已20年，且他也不答應，我有跟媽媽說，他表示他願意照顧」。
背景事實是，
- 經過評估，A的姑姑提供協助的意願，可能不高。
- A的祖母，在8 月底跌倒摔傷，被送至護理之家協助生活照顧，9 月份已返家，2019 年10月至今又有2 次因故跌倒受傷的紀錄。而且已73歲了，較為年邁。
- 家裡的生活經濟，目前多由A的姑姑提供打理。
簡單講，A的父親「親職能力不足」，不能扮演一個好父親的角色。
他的家庭可能也沒辦法給A完整的照顧。
法院裁定，延長安置。
聽到這邊你可能會有一種感覺：
有些家庭不ok，所以應該要讓小孩送到安置機構，平安長大。
是嗎？
延伸閱讀：
【兒少法】我的小孩被帶走了！？淺論兒少法中的緊急安置
第二個故事
判決日期2020年2月19日，它是一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再審判決。
這件事有上新聞，標題是：南投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 彈劾8官員。刊登日期是2018年7月16日。
發生了什麼事？
簡單講，南投縣某安置機構收容少年發生性侵害案件，2014年至2017年3月間，共發生21起院生遭性侵害案件。
以撫摸性器官、口交、肛交等方式，合意或被迫予以侵害，性侵害的地點遍及寢室、廁所、視聽室、活動中心，甚至於參訪活動時，也發生在外宿機構的廁所內，以及未立案之兒童學苑內。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臺中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身為公務員，都未能及早查明該機構，也沒有依法通報，以致該機構後續屢屢發生性侵害事件。
被收容的兒少個案，身心受創嚴重，更有少年從被害人轉為加害人，關係紛亂，損及個案權益甚鉅。
所以監察院在2018年7月16日，召開彈劾審查會，全案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
聽起來，這個收容機關，我們稱為「Z機構」好了，是一個不合適的收容機關。
長期違法超收、被控暴力管教、3年來發生21起性侵案件。而政府官員都沒有發現。
真的是「台版熔爐」嗎？
有一個媒體叫「報導者」，去採訪了Z機關最後一個離開的少年。
少年早在事發前就結案，自願繼續住在機構把高職念完。
機構也轉請同宗教組織的基金會讓少年繼續免費居住，由南投縣政府社工定期追蹤。
社工問少年要不要搬出去住，少年不想搬，他說：「因為這邊生活比較規律，像個家，搬出去就沒有伴」。
媒體在採訪最後，問少年有沒有話想對負責人夫妻說？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謝謝他們當時沒放棄我。」
Z機關，是國內唯一純粹收容司法案件安置少年的機關。
國內所謂的收容機關，很多不是政府機關，是民間團體。
1997年，在修訂《少年事件處理法》時過於大意，以為當年的兒童局會訂定執行的法律，不料兒童局一開始就因沒有人力、財力拒絕合作。
司法院不得已下自己出錢、找安置機構，不過司法院不是執行機關，根本沒有這個預算；
法院編列的照顧成本不足，也會因欠缺經驗找到不合格的單位。而且司法人員對機構沒有監督權。
法律與行政的未臻完備，造成法官「先找到床位才能下裁定」的實務困境。
（參考：「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彈劾風暴，法院和政府為何一再漏接？）
床位真的不夠嗎？
衛生福利部在2018年第一季統計，全國可接受法院交付安置個案的機構計36家，床位共293床，仍有67個空床位。這是行政機關給的數字。
這個數字，法院怎麼看？
法院有「少年調查官」及「少年保護官」。
（參考：調查保護官在做些什麼？）
媒體訪問時，一位調保官聽到這個數字，不以為然地笑起來：
「床位根本看得到吃不到，有毒癮、性侵紀錄、心智障礙或超過17歲的孩子，機構覺得不好帶，收容意願很低。部分機構專收女少年，就算有床位，男少年也進不去。找床位的過程，我們常得用求的。」
她語帶無奈：「被拒絕是常態，我曾有位17歲輕度智能障礙、曾是性侵加害人的少年，從南到北被拒絕10次。他留在原本生活圈，犯罪行為停不下來，還是進了感化。」
她最後補上一句：「被拒絕到最後，有些機構還會問我：『妳怎麼不去找Z機構？』」
在第一線司法人員口中，Z機構確實對在機構間流浪的「難置兒」有較大包容。
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謝瑞龍記得，曾有位勒索同學錢財的少年，拖著腫脹、快撐破褲管的右腿出庭，原來少年長期苦於下肢淋巴水腫象腿症，相依為命的祖父卻沒錢幫他醫治。他連結社會局資源帶少年就醫，並為少年找安置機構，
但淋巴水腫需手術才能根治，多數機構皆以無法提供醫療資源為由婉拒收容。
最後Z機構接納少年，自籌金額不小的醫藥費，帶他到台北手術。
少年病癒後不再自卑，以一技之長自力更生。
就社會觀感來看，機構願意接受受虐、父母無力撫養的孩子，募款資源易得，孩子照顧起來也比有非行行為的少年容易。
到最後，願意收容非行少年的機構，絕大多數有宗教濟世色彩，且也僅提供有限床位。
這些年來，只有Z機構願意全收司法安置少年。
（參考：「少年安置機構性侵案」彈劾風暴，法院和政府為何一再漏接？）
我們回到公務員懲戒。
判決是，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處長、副處長 ，記申誡；
科長、辦事員 記過一次；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記過二次。
被懲戒的副處長、科長、辦事員，提了再審。希望法院再判斷一次。法院體系的少年保護官反而沒提再審（誤
很有趣的，他們提出了相關媒體報導：
- 聯合報「彈劾效應性侵少年安置找不到收容機構」。
- 電子媒體報導者（THE REPORTER）專欄
「少年安置機構性侵害彈劾風暴，法院及政府為何一再漏收」、
「安置機構接連停業，誰幫司法少年撐一把傘？」 - 公益交流站NPO：
(1)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林學晴法官論著。
(2)兒少安置機構工作者麥田捕手論著。
希望法院可以看看媒體報導，再斟酌一下。
你們是不是沒搞清楚公務員懲戒的「再審」是什麼？
再審判決中，法院的說法是：
我們要判斷的是，「原來的判決」有沒有犯錯。你提出的報導，是在原來的判決當時，根本沒送到法院的資料。他們作判斷的時候手邊既然沒看到，自然無從斟酌。它顯然不是刑事訴訟法的「新證據」（誤
至再審原告於前程序提出答辯書狀第3份引述：
(1)西元2018年8月4日聯合報報導；
(2)電子媒體報導者（THE REPORTER） 西元2018年8月15日專欄評論報導；
(3)公益交流站NPOst.tw（http://npost.tw）林學晴法官及筆名麥田捕手之論述，係於107年10月4日合議庭評決之次日始到達，前程序合議庭本無從斟酌，判決書未為論酌，亦無違誤。
所以第二個故事，判決確定。
Z機關有違法，公務員失職遭到懲戒。
延伸閱讀：
當孩子疑惑問：社工阿姨，不是我做錯事，為何要離開家？
第三個故事
判決日期2019年10月30日，故事發生在台北（行政訴訟判決）
這是一個行政訴訟，吳老師是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幼兒部班級教師，被台北市政府裁處：罰鍰3萬元。
理由是，吳老師的同班級劉教師於2017年10月5日，手持餐袋揮打4 歲幼生（拍打頭部），吳老師當時在場卻未依規定通報。我相信劉老師應該也有被罰，只是裁罰記錄不在判決書系統
吳老師的說法是，
- 2017年8月，她剛任職啟明學校幼兒部，在此之前並無帶學前特幼班的經驗。
- 因為同班級劉教師具有較豐富的學前特幼班帶班經驗，她雖然感到劉老師帶班風格較為嚴厲，但劉老師年齡較長、經驗較豐，吳老師資淺，當然多會予以尊重。
- 吳老師偶然看見孩子身體不適、情緒不佳情事，劉老師均會上前擁抱安撫，也會自掏腰包購買小點心給孩子作為獎勵，所以吳老師認為劉老師是採寬嚴並濟的教育手段。
- 吳老師任職2個月後，2017年10月5日，看到劉老師手持餐袋揮打4 歲幼生。
吳老師當下在場，但之前並無親見或聽聞劉老師有虐童行為，從沒想過劉老師有不當管教的可能性。 - 吳老師原告當下正全神貫注於另一全盲2 歲幼生，未仔細看見劉老師究竟對這名受害幼生實施何種暴行；當下受害幼生亦無哭鬧或反抗，劉老師的動作亦僅短短4秒，這時吳老師實在不覺得認識劉老師的行為有傷害小孩。
- 另一助理教師楊老師亦同在場，也沒有進行通報。
- 所以在事發當下，吳老師主觀上就沒辦法理解劉老師的行為是「不當管教」，未予通報很合理。
吳老師不能接受台北市政府的裁處。
臺北市政府的說法是，
- 在教育局的調查中，助理教師楊老師曾指證，劉老師以前就會用紙製椅子毆打受害幼生頭部，並於2017年9月向教務主任報告此事，教務主任也提醒過吳老師注意班上狀況，所以吳老師應該有聽聞過劉老師有不當管教幼兒的前例。
- 受害幼兒曾經多次向父母反應，被老師拍打頭部、不想上學，經心理治療諮商結果，劉老師揮打的行為已對受害幼生身心發展產生嚴重不良影響，逾越合理管教，屬不當體罰，吳老師在場見聞卻未履行通報義務，自屬違法。
- 為什麼要發現不當管教要通報？從兒少權益法第53條的立法意旨來看，國家要積極保護兒少，責任通報人員不需進行查證，有一般經驗判斷可能有違法，就應該要通報了。
- 劉老師以餐袋揮打幼兒的行為，不是合理的師生互動行為，吳老師當有通報義務；至於另一在場的楊老師是否善盡責任通報義務，與吳老師要不要進行通報並不相干。
- 吳老師對這個事件，延誤通報超過48小時，裁處罰鍰3 萬元，這樣的處分沒有錯。
法院判決：
- 經過勘驗，吳老師進入教室時，劉老師及助理楊老師已進入教室，教室內也有多名幼生在場。
- 在劉老師手持餐袋揮向幼生頭部當時，吳老師正牽著另一幼生進入教室，未面向劉老師，直到劉老師再次持餐袋揮向受害幼生時，吳老師才轉頭面向劉老師及受害幼生，前後劉老師共4次揮打受害幼生頭部，歷程僅約4秒鐘。
- 這段期間，助理楊老師均可清楚觀看劉老師舉措，之後受害幼生亦走向楊老師。
- 由此觀之，吳老師進入教室之際，本來在照顧另一幼生，未及注意劉老師的舉措，直到劉老師再次持餐袋揮向受害幼生時，才注意到這件事，轉頭查看劉老師。
- 這只是轉瞬間情事，究竟吳老師看見劉老師持餐袋揮向受害幼生當下，有沒有意識這是一件不當管教行為，需要再判斷。
- 雖然，受害幼生於2018年3月間曾多次向父母反應被老師拍打頭部、不想上學情事，復經心理治療諮商結果，認為劉老師行為已對受害幼生身心發展產生嚴重不良影響。
法院固然不忍受害幼生在遭遇教師的不當管教，產生身心負面影響。 - 但是，就吳老師所負行政法上義務，本件單次（2017年10月5日）劉老師「餐袋揮打事件」的不當管教行為，實在難以事後諸葛方式，反推吳老師發生當下就可以分辨它是「不當管教」。
- 法院認為，依吳老師的能力及事發情境，主觀上沒辦法認識劉老師有對受害幼生為不當管教行為，不會發生兒少權益法第53條第1 項的「通報義務」，台北市政府不應該處罰她。
法院判決：吳老師勝訴。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訴訟費用由臺北市政府負擔。
很有趣的，原告的訴訟代理人是兩名律師，被告的代表人柯文哲市長，訴訟代理人是陳佩琪（誤
延伸閱讀：
《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以結果論來斷定孩子們的成就，極其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