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當體罰延長安置

專線電話：113跟1957

安置兒童的「返家」

第一個故事

這裡岔個題，在民法上，父母是真的有權力懲戒子女的。規定在民法第1085條。當然法律規定是「在必要範圍內」。

而且子女依照法律，應該孝敬父母。規定在它的前一條，民法第1084條。

1. 經過評估，A的姑姑提供協助的意願，可能不高。
2. A的祖母，在8 月底跌倒摔傷，被送至護理之家協助生活照顧，9 月份已返家，2019 年10月至今又有2 次因故跌倒受傷的紀錄。而且已73歲了，較為年邁。
3. 家裡的生活經濟，目前多由A的姑姑提供打理。

法院裁定，延長安置。

第二個故事

發生了什麼事？

以撫摸性器官、口交、肛交等方式，合意或被迫予以侵害，性侵害的地點遍及寢室、廁所、視聽室、活動中心，甚至於參訪活動時，也發生在外宿機構的廁所內，以及未立案之兒童學苑內。

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臺中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身為公務員，都未能及早查明該機構，也沒有依法通報，以致該機構後續屢屢發生性侵害事件。

被收容的兒少個案，身心受創嚴重，更有少年從被害人轉為加害人，關係紛亂，損及個案權益甚鉅。

Z機關，是國內唯一純粹收容司法案件安置少年的機關。

1997年，在修訂《少年事件處理法》時過於大意，以為當年的兒童局會訂定執行的法律，不料兒童局一開始就因沒有人力、財力拒絕合作。

司法院不得已下自己出錢、找安置機構，不過司法院不是執行機關，根本沒有這個預算；

法院編列的照顧成本不足，也會因欠缺經驗找到不合格的單位。而且司法人員對機構沒有監督權。

法律與行政的未臻完備，造成法官「先找到床位才能下裁定」的實務困境。

床位真的不夠嗎？

媒體訪問時，一位調保官聽到這個數字，不以為然地笑起來：
「床位根本看得到吃不到，有毒癮、性侵紀錄、心智障礙或超過17歲的孩子，機構覺得不好帶，收容意願很低。部分機構專收女少年，就算有床位，男少年也進不去。找床位的過程，我們常得用求的。」

她語帶無奈：「被拒絕是常態，我曾有位17歲輕度智能障礙、曾是性侵加害人的少年，從南到北被拒絕10次。他留在原本生活圈，犯罪行為停不下來，還是進了感化。」

她最後補上一句：「被拒絕到最後，有些機構還會問我：『妳怎麼不去找Z機構？』」

在第一線司法人員口中，Z機構確實對在機構間流浪的「難置兒」有較大包容。

台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謝瑞龍記得，曾有位勒索同學錢財的少年，拖著腫脹、快撐破褲管的右腿出庭，原來少年長期苦於下肢淋巴水腫象腿症，相依為命的祖父卻沒錢幫他醫治。他連結社會局資源帶少年就醫，並為少年找安置機構，

但淋巴水腫需手術才能根治，多數機構皆以無法提供醫療資源為由婉拒收容。

最後Z機構接納少年，自籌金額不小的醫藥費，帶他到台北手術。
少年病癒後不再自卑，以一技之長自力更生。

就社會觀感來看，機構願意接受受虐、父母無力撫養的孩子，募款資源易得，孩子照顧起來也比有非行行為的少年容易。

到最後，願意收容非行少年的機構，絕大多數有宗教濟世色彩，且也僅提供有限床位。
這些年來，只有Z機構願意全收司法安置少年。

我們回到公務員懲戒。

• 聯合報「彈劾效應性侵少年安置找不到收容機構」。
• 電子媒體報導者（THE REPORTER）專欄
  「少年安置機構性侵害彈劾風暴，法院及政府為何一再漏收」、
  「安置機構接連停業，誰幫司法少年撐一把傘？」
• 公益交流站NPO：
  (1)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林學晴法官論著。
  (2)兒少安置機構工作者麥田捕手論著。

至再審原告於前程序提出答辯書狀第3份引述：
(1)西元2018年8月4日聯合報報導；
(2)電子媒體報導者（THE REPORTER） 西元2018年8月15日專欄評論報導；
(3)公益交流站NPOst.tw（http://npost.tw）林學晴法官及筆名麥田捕手之論述，係於107年10月4日合議庭評決之次日始到達，前程序合議庭本無從斟酌，判決書未為論酌，亦無違誤。

所以第二個故事，判決確定。
Z機關有違法，公務員失職遭到懲戒。

第三個故事

• 2017年8月，她剛任職啟明學校幼兒部，在此之前並無帶學前特幼班的經驗。
• 因為同班級劉教師具有較豐富的學前特幼班帶班經驗，她雖然感到劉老師帶班風格較為嚴厲，但劉老師年齡較長、經驗較豐，吳老師資淺，當然多會予以尊重。
• 吳老師偶然看見孩子身體不適、情緒不佳情事，劉老師均會上前擁抱安撫，也會自掏腰包購買小點心給孩子作為獎勵，所以吳老師認為劉老師是採寬嚴並濟的教育手段。
• 吳老師任職2個月後，2017年10月5日，看到劉老師手持餐袋揮打4 歲幼生。
  吳老師當下在場，但之前並無親見或聽聞劉老師有虐童行為，從沒想過劉老師有不當管教的可能性。
• 吳老師原告當下正全神貫注於另一全盲2 歲幼生，未仔細看見劉老師究竟對這名受害幼生實施何種暴行；當下受害幼生亦無哭鬧或反抗，劉老師的動作亦僅短短4秒，這時吳老師實在不覺得認識劉老師的行為有傷害小孩。
• 另一助理教師楊老師亦同在場，也沒有進行通報。
• 所以在事發當下，吳老師主觀上就沒辦法理解劉老師的行為是「不當管教」，未予通報很合理。
  吳老師不能接受台北市政府的裁處。

• 在教育局的調查中，助理教師楊老師曾指證，劉老師以前就會用紙製椅子毆打受害幼生頭部，並於2017年9月向教務主任報告此事，教務主任也提醒過吳老師注意班上狀況，所以吳老師應該有聽聞過劉老師有不當管教幼兒的前例。
• 受害幼兒曾經多次向父母反應，被老師拍打頭部、不想上學，經心理治療諮商結果，劉老師揮打的行為已對受害幼生身心發展產生嚴重不良影響，逾越合理管教，屬不當體罰，吳老師在場見聞卻未履行通報義務，自屬違法。
• 為什麼要發現不當管教要通報？從兒少權益法第53條的立法意旨來看，國家要積極保護兒少，責任通報人員不需進行查證，有一般經驗判斷可能有違法，就應該要通報了。
• 劉老師以餐袋揮打幼兒的行為，不是合理的師生互動行為，吳老師當有通報義務；至於另一在場的楊老師是否善盡責任通報義務，與吳老師要不要進行通報並不相干。
• 吳老師對這個事件，延誤通報超過48小時，裁處罰鍰3 萬元，這樣的處分沒有錯。

1. 經過勘驗，吳老師進入教室時，劉老師及助理楊老師已進入教室，教室內也有多名幼生在場。
2. 在劉老師手持餐袋揮向幼生頭部當時，吳老師正牽著另一幼生進入教室，未面向劉老師，直到劉老師再次持餐袋揮向受害幼生時，吳老師才轉頭面向劉老師及受害幼生，前後劉老師共4次揮打受害幼生頭部，歷程僅約4秒鐘。
3. 這段期間，助理楊老師均可清楚觀看劉老師舉措，之後受害幼生亦走向楊老師。
4. 由此觀之，吳老師進入教室之際，本來在照顧另一幼生，未及注意劉老師的舉措，直到劉老師再次持餐袋揮向受害幼生時，才注意到這件事，轉頭查看劉老師。
5. 這只是轉瞬間情事，究竟吳老師看見劉老師持餐袋揮向受害幼生當下，有沒有意識這是一件不當管教行為，需要再判斷。
6. 雖然，受害幼生於2018年3月間曾多次向父母反應被老師拍打頭部、不想上學情事，復經心理治療諮商結果，認為劉老師行為已對受害幼生身心發展產生嚴重不良影響。
   法院固然不忍受害幼生在遭遇教師的不當管教，產生身心負面影響。
7. 但是，就吳老師所負行政法上義務，本件單次（2017年10月5日）劉老師「餐袋揮打事件」的不當管教行為，實在難以事後諸葛方式，反推吳老師發生當下就可以分辨它是「不當管教」。
8. 法院認為，依吳老師的能力及事發情境，主觀上沒辦法認識劉老師有對受害幼生為不當管教行為，不會發生兒少權益法第53條第1 項的「通報義務」，台北市政府不應該處罰她。

法院判決：吳老師勝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