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某餐館被揭露將閉路電視錄影呈交執法機關，致使一批本來只控刑期最高為五年的非法集結的少年人，改為控告刑期最高達十年的暴動罪。某餐館經過多次提醒，始終選擇積極配合執法機關，其後亦隱瞞所做之事，經過一年多方被揭發，最終公告黯然結業。
事後，自然有不少人聲討某餐館，當中也似乎夾雜一些樂於挑撥離間的好事之徒。不過，也有一些同情某餐館，認為不該打擊「同路人」之士。有些人認為，某餐館只是無知而已，並非甚麼壞人，所以並無罪過。也暗暗覺得，少年人受不義之法懲罰是應當的，總得有人承受。了解到這些想法，我不禁納悶，是誰賦予了這些人判刑的權利，致使這些人會覺得五年也好、十年也好，都沒甚麼分別？又是甚麼驅使這些人覺得，某餐館所受的言語譴責，比少年人所受的審訊及刑罰來得嚴重？是甚麼令人們寧願代入某餐館的所謂無知，卻不願代入少年人的苦痛、憤恨？
我著實很納悶，憑甚麼可以替少年人、替他們的親友，去原諒、同情、諒解明擺着的篤灰者？《返校》的老師可以諒解篤灰的愛徒，可又有多少人有如斯宏大的胸襟，而又有甚麼人可以代替老師、學弟、其他蒙難者原諒所謂無知之徒？我著實很納悶，換轉是這些幸運地沒有經歷過政權暴力的人，即使只是坐四十八個小時，大概也受不了吧，那為何又總愛淡化曾經或正在經歷政權暴力者所受的痛苦？
比起某餐館的或無知或卑劣行徑，我更擔憂的是某些同路人似乎仍免不了傾向機構、體制，而非同情同理無權無勢的個人；似乎仍不知感念行動者的犧牲，甚至還落井下石。從2014年，到2016年，到2019-2020年，仍然有某些同路人覺得行動者就是「罪有應得」、逞英雄、做傻子。而所謂同路人很可能就是將來「活下來的人」、書寫歷史的人，這是我最納悶，也最害怕的地方。而我除了繼續表達想法、嘗試溝通，似乎也沒甚麼辦法去記憶和撫慰行動者的苦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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