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總統及異見作家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力量》近期一再被閱讀和討論，期望可以回應極權主義臨近的壓迫現況。比如羅永生主講的「活在真實中」和好青年荼毒室主講的「活在真相」，都令我獲益良多。通過哈維爾的著作和論者的反思，我了解到極權主義的操作、禍害，從而思考極權社會下保存人性、道德、自我的可能性。
儘管把某某主義政府跟極權劃上等號可以方便人們掌握現實政治，然而極權本身並非等於特定政府的政治路線。畢竟任何政府，任何意識形態都有走向極權的可能，只是某些社會政治制度相對能夠保障人權、自由與平等。極權的本性在於深刻而持久地破壞社會，瓦解價值和信心體系，造成人性、道德的崩潰。在極權之始，政權依靠的是鎮壓機器營造的恐懼、無力。但隨着人們習得無力感 (learned helplessness)，極權社會發展成型，鎮壓機器的角色就越來越輕，政權的管制成本也越來越低。冷漠取代了恐懼，成為極權的維生素。人們不再在乎極權的荒謬，懶得嘲笑或批判，甚至不再在乎自己的意見，只希望過好政權編排的生活。通過服膺極權社會的儀式，例如張貼政權的宣傳海報，從而磨滅個人主體性。
極權政府不求民眾認識或真誠地相信它的意識形態、政策措施，因為連幹部自身都不會相信這些空泛、荒謬的言辭。極權儀式的用意在於改造人們的思考與感知習慣，使人們懶於思考，就像無意識、自動導航一樣地習慣順從極權的儀式，成為極權制度的一部分。也因此極權政體的支持者總是善變、趨炎附勢，習慣性地附庸看似有利的一方。他們怠於思考，喪失自我，缺乏人生意志。冷漠與思考的慵懶甚至比恐懼或犬儒擁有更大破壞力，因為恐懼會促使我們尋求突破口，冷漠卻叫人甘心放棄一切，包括自我與價值觀。
極權政體底下，總是充斥着空泛的口號與指標，而非實際的計劃和手段，其目的旨在改變人們對權力的看法。權力是高深莫測、朝三暮四，非常人可以駕馭。權力也是骯髒而俗氣的，只有少數久經訓練的官僚才可掌控，一般人不應觸碰，以免玷污自身。
如同空泛的口號與指標一樣，極權也扭轉法律，將法律由客觀的金科玉律變為虛妄的意識形態。哈維爾寫到，法律不但欺騙檢控人員的良知，也蒙騙了大眾、旁觀者、甚至歷史本身。因為法律自身已失去依據和可信性，由自立、自主變成任由極權政體詮釋的空文。檢控和司法者都埋沒自我，成為極權機器的一部分。不了解或拒絕了解極權黑手的旁觀者，仍然盲信着法律自身擁有合法、合理性，對惡法受害者、抵抗者的苦難視若無睹。而當盲目的旁觀者成為大多數，針對抵抗者的抹黑變成主流觀點，將來的人便無從質疑惡法，繼而蒙騙了歷史。
哈維爾描述極權的手段讓我們了解到極權的部署，以至極權對倫理道德的徹底敗壞，好讓來者可以提防與反思極權的侵擾。那麼，要如何抵抗極權、捍衛自我？哈維爾提出要「活在真實中」，將抵抗融入生活，將生活融入價值觀。活在真實中就是革命，沉靜而深遠的革命。
要活在真實中，就要抵制極權的謊言，拒絕參與虛假的儀式。活在真實中也是重拾自我，不再附庸極權，勇於也勤於思考，從而重建主體性。換句話說，活在真實中便是「活得像個人」。儘管聽起來似是陳腔濫調，活在真實中的深義在於改革極權底下人們的價值觀，重新發展存在意義和人生價值。極權之下仍然真誠地活着的人，也就是抵抗者，並非一種職業，不是甚麼民意代表或政治活動家，而是「人」本身。也因此不一定需要實現某些外來指標，也不一定能得到報酬，而是作為自我的道德要求，於生活各方面上致力實踐真誠，對個人生命負責。
極權之下，人人都是體制的一部分，而要避免淪為極權幫兇，就得守住生活的底線，謹守個人專業。比如教會的專業是當神的事工，而非侍奉政權；醫護人員的專業是救難扶危，不管受傷者有何背景，都應盡力救治和保障私隱；做學術研究的專業就是準確理解資料、證據，而非曲解病毒來源，也不是穿鑿附會地吹奏某某思想如何幫補民生，或捏造事實，將政權的施政失敗與經濟困境推卻在異議者上。
可想而知，要在極權底下做抵抗者、真誠的人，必然受到極大阻礙。極權會用盡一切方法打壓和抹黑抵抗者，羅織損害社會安全、蠻橫暴徒的罪名，邊緣化甚至驅逐抵抗者，誓要滅絕異議者。有知者都明白，危害社會安全只是極權機器的又一個謊言，抵抗者的真正罪名在於試圖破壞極權體制的遊戲規則及遊戲本身，揭露出極權的把戲，以真相粉碎它錯漏百出的謊言。
但即使抵抗者、真誠者的壓力很重、犧牲很大，甚至未必能親眼見證抵抗的成果，有些事情是值得為之受苦受難的。抵抗者的強大在於能夠實現自己，活得像個人，其實踐價值觀本身已展現出行動的意志和目的。而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社會、同坐一條船上，假如我們不站起來為別人的自由效力，也就是放棄了自己的自由。
哈維爾著述令我最感動的地方是，作為抵抗者的我們實踐的是「以自由為前提的犧牲」，而「犧牲不是追求某物而付出高昂代價，而是克服意義危機，戰勝虛無的方式」。犧牲不是無意義的，也不由旁人來定奪價值，是我們自身戰勝無力感、克服存在危機的方式。
在《無權力者的力量》的末段，哈維爾寫到：「真正的問題：光明前途是否永遠那麼遙遠，還是早已存在，只不過因我們的盲目和懦弱，才令我們無法看見、發展他？」我們是否已習慣恐懼，甚至習慣冷漠，所以不願發掘甚至看見變革的可能性？
最後，我想叩問的是，無權力者能否改變命運，成為真正的有權力者？無權力者有沒有爭取應有權力的決心？長久以來我們聽信「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的教導，是否變相剝掉我們的獠牙，讓我們無力反抗、重奪自主？我們真有必要畏懼權力，畏懼得甚至不敢成為權力的主宰嗎？無權力者又能否意識到，真正的賦權，並非參與極權體制的遊戲，甘願作為底下的一枚棋子，而是應該創建新的世界觀、遊戲規則，成為具有主體意識的玩家——成為你自己？
尼采經常被人引用的「與怪物搏鬥者，當心自己也成為怪物」，固然是很寶貴的提醒。但許多人都把重點放在「當心自己成為怪物」的部分，卻忽略了「與怪物搏鬥」。搏鬥的處境是在生死關頭，人們為捍衛自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卻反而忘記了保存自我，免於醜惡的侵染。有別於尼采的語境，更多的人似乎只是不敢搏鬥，出於慚愧的心理，不單自費武功，甚至阻止別人搏鬥。我們都要認清現實，是無力跟怪物搏鬥，還是不願跟怪物搏鬥？而在存亡之際，我們又有何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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