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9年，臺灣的社區大學總數已近90所。二十幾年來，遍佈於臺灣各地的社區大學不僅提供課程，打造公民教育基地，更結合多元的社區行動，成為臺灣社會力的重要一環。
本次專訪邀請了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下稱全促會）楊志彬秘書長，回顧社區大學過往的理想與嘗試，以及如何與社區營造行動發展出千絲萬縷的關係。最終，期許社區大學未來能成為臺灣下一個世代遍地開花的文化基地。
見證無數理想的碰撞
在二十幾年的發展歷史中，很難將社區大學簡單定型。楊志彬秘書長回憶，曾有過無數懷抱理念的行動者，在社大投入自己的理想與熱情。縱使最終離開社大場域，回顧這些星群般的理想，仍舊為臺灣的社區大學，留下珍貴的思想資產。
九〇年代中期，社區大學發軔之初，同時是臺灣街頭運動逐漸受到打壓的歷史階段。有一派楊志彬秘書長稱為「社運基地」路線的朋友，希望社區大學成為地方上的社會運動培養皿，在社大培養、累積基層公民力量，先蹲後跳，等待社會運動更大的發展契機。楊志彬秘書長曾服務的文山社區大學是全國第一所社大，便曾吸引臺大城鄉所、崔媽媽基金會、綠色行動聯盟等團體進入社大開課，為社大投注鮮明的運動性。然而組織基層公民所需的時間與心力遠超過原初設想，大多數學習者的成長軌跡也不是順理成章地依著「公民學習—社會參與—社會運動」的路徑發展，因此在社大誕生五年後，許多運動意識較強烈的社運組織慢慢不以常態性課程的方式在社大活躍。
在社大的第一個10年，另有一支「開放大學法」發展路線，仿效英國的開放大學，標舉批判性的成人高教精神，訴求「社大應擁有等同於大學或通識學士學歷」，試圖在體制內打開更大的階級流動機會。但面臨的高教結構太強，最終無法有所進展。
雖然原先所設定的社大運動目標不成功，但與此同時，社大的發展迅速，不論社大的數量或者課程規模都快速成長，然而絕大多數的學員選修的是休閒與生活才藝課程。在社大的課程架構中，課程分為三大類：學術性課程、社團課程、生活藝能課程。依社大的倡議者黃武雄老師的定義，學術性課程的目的在協助人們打開觀看世界的視野，社團課程培養進入公民社會的結社能力以及行動力，生活藝能課程則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頭，發展身體手作的能力，拿回控制生活的權力。所以當實際的社大發展呈現超高的生活藝能課程開設比例，為社大帶來自我認同的危機，面對被市場吸納的危機意識，社大在第二個10年，提出「生活藝能公共化」、「生活政治戰場」、「共學社群——學習新典範」，由微觀的學習經驗著手，發展由個人到公共場域的方法論。試圖在既有結構中，認清限制，從而超克限制。
2018年社大發展條例頒布，專法中的內容肯認並強調社大不只是終身學習機構，也同時肩負社區發展、培養地方人才、深化在地文化、發展地方知識學的公共使命。算是為一路崎嶇走來在建制化與庸俗化的夾縫中奮力拼搏的社大下了一個嘉許性的註腳。社大的在地責任與公共精神應該是社大20年來最為堅持的品牌精神。
在城鄉之間學習
談論到社區大學，一般人腦海可能浮現類似於「夜校」的場景：利用學校教室，在夜間開設課程。然而，楊志彬秘書長指出，這樣的想法背後是集中式的學習圖像，不完全是社區大學的實情。很多社大標榜「走進社區，送學到府」，很多農村型社大甚至可能有高達三十多個社區分校、分班，後者的學員人數總和可能勝過校本部。換句話說，農村型社大更像是「區域型學習網絡」，社大必須和在地組織合作，才容易進入地方辦學。社區大學便是透過這樣的合作影響社區組織和幹部，將一開始單純的場地租借關係，轉化為議題合作關係，一步步深化社區往來以及社區學習的品質。
拿掉「集中辦學」的「學校」意象，改置「區域型學習網絡」的形象，進一步以「學習社群集合體」來看學習型網絡的內容，是楊志彬秘書長認為最合乎社大理念的觀點。而下一個20年社大的願景，是促使很多自主性、公共性高的學習社群集合體在每一個鄉鎮發生，在臺灣城鄉間遍地開花。
為了在地方經營社群，楊志彬秘書長提到，社大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中有一項是「進入地方的技藝」。一方面，工作人員要懂得領略在地生活滋味，感受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例如：拜訪菜市場或是參與地方節慶活動都和在社大辦公室上班同樣重要。另一方面，工作人員要學習將進步的理念、知識以及大的社會問題放到實際的地方脈絡下加以分析，找到和學員的狀態接枝的方法。透過學習設計將公共議題和進步理念經由學員的學習實踐，扎根到基層社會的土壤中。
社區營造脈絡下的社區大學
在楊志彬秘書長看來，社區大學除了受到教改運動的深遠影響，社區營造運動的影響也至關重要。社區營造在李登輝前總統主政時期便被納入政策，悠久歷史有跡可循。1994年，陳其南先生提出相當完整的社造論述，包含一套包容性很強的政策框架，使得過去30年來，臺灣從教育到博物館，許多領域的發展都與「社區價值」發生關連。這幾乎是過去20年，一個非常重要的臺灣文化現象。檢視博物館、防災、氣候變遷、能源議題、教育、社會福利、經濟等等不同領域，當代的臺灣社會越來越嫻熟某種學習模式：當新的概念進入臺灣時，便會衍生一條回應社區意識的思想分流支線，並受到社區營造實踐傳統的影響，以社區為實驗場，透過小單元的社區實踐來學習抽象的進步理念。因此可以看到地方文化館、社區規劃師、社區防災、社區照顧、生態社區、社區支持型農業、社區經濟、社區大學等等，扎根在各領域的實踐結果。
社區大學既是社造在教育領域／成人教育的一支分流，同時也是關於人的再造、鞏固社區營造成果非常重要的機制。不同社大在社造的表現各自有其條件脈絡限制，以及因之而發的特色。有的社大在時間之河中，走得既深又廣，與地方產生很深的連結，可以發現社大成為支持社區的「基地」和「平臺」。也有社大在社造這條路起起伏伏，就像一個普通的社區組織那般，一直在摸索它的角色功能可以是什麼？
楊志彬秘書長說，如果以「橫跨生活領域的完整度」與「在地影響力」兩個維度來選的話，屏南社大和宜蘭（羅東）社大在地方的社造都很有厚度。屏南社大在恆春半島上，特別是恆春鎮和滿州鄉的社區經營。透過歌謠復興，成功地在居民生活中創造新的文化刺激和信心。也因此和在地國中小、社區組織、國家公園發展出豐富、緊密的文化、社會甚至經濟的合作關係，大幅促進地方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
另一所宜蘭社大（包含羅東社大），這也是一個有了社大之後，地方組織重新分工的案例。宜蘭的社造由仰山文教基金會肇始，仰山支持社大誕生，社大的第一任校長曾經擔任仰山的秘書長。然而伴隨著宜蘭社大逐漸茁壯，社大同時也承擔起蘭陽平原的社造人才培訓工作以及深化公共議題討論的輿論平臺角色。宜蘭縣政府開始委託社大培訓宜蘭的社區營造人才，結訓之後的社區發展協會幹部組成社團，持續維持良好的互動，十幾年下來，社大和社區發展協會形成蘭陽平原上一張非常強韌的社區網絡。社大以類似的組織模式，推動宜蘭新農網絡的組織、以及關注女性議題的性平網絡（十幾年的女性影展與阿嬤故事館）。這些社會網絡都化為社造的基底，因此，在近年的宜蘭公共事件例如農地農用、宜蘭公園黑板樹砍伐爭議、大湖溪開發等重大爭議，也都看到社大扮演連結議題社群和協助議題進入社區的橋樑，以及面向更廣大公眾的輿論與對話平臺。
培養積極公民成為社造幹部、促進公民對話平臺是楊志彬秘書長認為社大可以在社區營造上和在地多元組織發展出更立體的合作關係的優勢位置。
從課程到地方知識庫的建立
除此之外，楊志彬秘書長進一步強調，社大的課程、社團、行動都有機會指向地方的關懷和地方的發展，社大的辦學應該以發展地方知識學為職志，成為在地居民推動社區營造時可以依恃的地方知識庫。
全促會曾經參與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如何建構社大為區域的地方知識學中心是全促會參與計畫的目標。在楊志彬秘書長的想法中，培養關心地方的公民才會關心並活用地方知識，進而在參與地方行動以及討論地方公共議題的過程中產生新的地方知識。因此，培養積極公民與地方知識的生產與應用——也就是地方知識的收存取用——是整個地方公民社會發展的一體兩面。
然而，整個社大的日常：那麼多的課程以及學員的參與和表現，如何從中辨識有價值的地方知識？楊志彬秘書長很感謝前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林崇熙以及該計畫的顧問們對此提供很棒的見解。「改善什麼在地問題？」是核心問題意識，大問題會帶出更細部的問題，為了解決老問題會追出新問題，面對複雜的議題會衍生彼此相關的跨領域問題。在問題之網中整理問題的層次和關聯性，以及反身自問什麼樣的人會對我們的經驗感興趣，會怎麼參考我們的經驗知識。經過堅持不輟的努力，在問題之網安頓社大的課程以及非正式課程（包含社團活動與其他形式的社區行動）的內容，便能將社大半透明的經驗系統化。
全國有90所社大在各地努力。關心農業的社大例如宜蘭、二林、旗美社大各有其擅長面向，彙整他們關心在地農業問題所產生的地方知識，可見農業農村議題在地方脈絡中的具體展現，並涵蓋相當寬廣的角度，益增社會大眾的參考價值。關心河川的例如新莊、文山、永和、雲林山線、永康社大亦如是，關心文化資產的例如林口、新營、屏南社大也是如此。未來在國家文化記憶庫的平臺，社大可透過這個共通的介面，與其強大的資料搜尋功能，更有效率地整合各自關心及長期累積的地方知識學，個別社大的個別課程和行動，在這個以問題意識為引導的知識架構中，因而有更明確的位置，更容易為臺灣的公民取用。
楊志彬秘書長補充說明這個社大知識平臺另一層運動性意涵，每個地方問題的解決過程都包含社大與多元地方組織的合作經驗，每所社大不僅整理學校的課程內容，同時包含臺灣地方公民組織的行動連結經驗。上述的社大地方知識之網，亦是公民社會的地方組織連結之網。
遍地開花的文化基地
楊志彬秘書長總結，社區大學最核心的價值是：「透過學習作為媒介和方法，誘導公民關心社區，參與地方改造。」幫助個人擴大學習動機，走向更大的公共社群。過去20年，社大累積豐富的學習設計經驗，在很多地方培養出一群群公民社群，共享地方改革願景及靈活的學習行動經驗。
迎向下一個20年，楊志彬秘書長期待更多小型社大出現。他以百年前的丹麥民眾高等學校為例，丹麥人以高等學校為基地，推動蘊含地方主體意識的方言運動與農村改革運動，在丹麥產生的影響力非同小可，然而百多年來，每一所高等學校的學員數也不過百餘人規模。楊志彬秘書長說丹麥高等學校的發展經驗提醒臺灣的社大還能有另一個想像，未來20年，新的社大未必需要動輒上千人以上的規模。上千人的社大行政成本太高，不是每個地方的居民都可以承受。小規模的社大同樣能產生莫大的力量。設想20年後，若臺灣再增加兩、三百所小型社大，以鄉鎮區的生活疆界為學校辦學場域，那麼每一所社大便有更大的機會由在地4至5個青年人組成辦學團隊，和地方的日常連結將更為緊密。
新型態的小型社大和既有社大，與臺灣跨領域組織的合作關係將更開放靈活。近三年來，楊志彬秘書長邀請33個類型多元的團體：民宿、社會企業、社區發展協會、環境NPO、社大、高中等，組成「流域學校聯盟」，流域學校的入會規則需要認養特定的流域河段，經常性發起河川教育活動，以及當認養河段遭遇破壞時願意以行動守護河川的承諾。流域學校及其聯盟是在河川環境議題承繼了社大、社造與環境運動3個重要領域的運動經驗而發展出來的新組織形式。它可視為一種小型社大，因應新的20年而演變的社大2.0雛形，更踏實而豐富地方社會的公民組織生態系。
楊志彬秘書長眼中未來社區大學的圖像，是靈活機動、互通有無、遍地開花、滲透進大眾日常、耕耘鄉里間的「文化基地」。
本篇文章出自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發行之《北辰》刊物 Vol.4
指導單位｜文化部
出版單位｜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執行單位｜見域工作室
採訪撰文｜謝爾庭
圖片提供｜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