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沒教的國文課:戒嚴時期的臺灣文學──四個文學團體的掙扎

會想提筆撰寫這篇文章，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又到月底了，方格子仍無產出(揍飛~)。第二，上週聽了場很棒的演講，講者是知名作家、台灣文學推廣者朱宥勳，研習回來後，一旁同事迫不及待想聽我分享，於是起了簡單整理演講重點與心得的想法。第三，「戒嚴文學」主題，在傳統教育上，不太談到，因此在整個現代文學史的脈絡下，彷彿缺了一塊，若能將這塊拼圖拼上去，文學教育會更為完整。

戒嚴時期文學主題，主要以「反共、懷鄉、復興中華文化」三個項目為核心。對於台籍作家而言，他們只有反日沒有反共，懷念的是高屏溪與濁水溪，而非長江黃河，此外脫離「中國」達五十年之久，「中華文化」對他們相當陌生。因此，即使評審公正客觀，他們也是處於不利地位。

面對教條式的文學箝制，底下介紹四個文學團體，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因應，適應這場文學圈的巨大改變。

一、文友通訊

1920年代出生的作家，面臨熟悉的日語無法使用，必須重新學習新的語言，進行語言轉換（如鍾理和、鍾肇政），過程相當艱辛，此為先天劣勢。但他們並沒有放棄對文學的熱忱與信仰，在沒有網路與通訊不發達的年代，鍾肇政以「輪閱制度」，聯繫幾位文友，互相取暖，討論寫作。

面對戒嚴時期「政治正確」的題材，他們沒有發揮的空間，要不回憶過往，以批判日本為主，如廖清秀《恩仇血淚記》，描述日治時期的台日衝突。要不怕惹禍上身，乾脆架空小說時空，如鍾理和《笠山農場》，寫的是鄉土與農業轉型。再不以得罪得起的對象為書寫主軸，如鍾肇政《魯冰花》，闡述教育與地方派系的關聯。

二、現代主義

此時期作家有個特色，因為多半是外文系學生，英文能力佳，得以閱讀、接觸美國多年前流行的現代主義。再加上美國刻意透過文學，建立反共堡壘，達到宣傳自由世界的目的。

此時期作家，有兩條路徑，對抗戒嚴時期的教條文學。其一，破中文（如王文興《家變》），以相當不通順的語句，或新造的語詞，傳達出內在幽微的思考。其二，雅中文（如白先勇《臺北人》），以意識流手法，晦澀而抽象描繪內心處境。因此，外在環境上，美國暗中支持，政府不得不然的默許；內在作品上，讓官員「不想看」或「看不懂」，巧妙迴避審查。

三、文季

前面兩個文學團體，都是不直接衝撞體制，採行迂迴方式。異於王文興、白先勇等台大幫，政大幫的陳映真、黃春明，前期雖以現代主義為作品風格取向，隨後卻以描寫小人物、現實主義為內容取向，以鄉土掩護當中的左派思想。

像是黃春明〈兒子的大玩偶〉，主角坤樹的遭遇，隱然有馬克思「異化」的影子。小丑工作脫離自身的控制，成為無意義的活動，也無法帶來真正的滿足。〈蘋果的滋味〉更是批判美國資本主義(「沒有想像那麼甜美，酸酸澀澀的，嚼起來泡泡的有點假假的感覺」)，施以小惠(醫院、蘋果)卻殘害甚巨(車禍斷腿)。單純看小說情節，跌宕起伏，人物鮮明靈活，然而細看文本意涵，左派色彩不證自明。

四、神州詩社

馬來西亞長期有著馬來人與華人間的衝突，促使當地華裔一直以來，對中國文化充滿想像與認同，許多人來台灣讀大學，以溫瑞安為首的旅台馬華文學，於焉而生。

他們將臺灣政府「復興中華文化」看得過於認真，文學作品上處處復古、擬古，嚮往傳統中國，或者更精確來說，是「想像的」中國。生活上講究練拳、練劍等武學傳承，並且成立組織，因而觸動國府敏感神經。雖體現政策要求的「中華文化」，卻因內容、舉止上與「中國」牽扯不清，處境尷尬，最後被關押並逐出臺灣。要角溫瑞安避走香港，創作武俠小說，我想是透過主角對抗體制，取得精神上的解脫吧！

簡而言之，在戒嚴政策的底下的文學，要不與政府前呼後應，要不曲折避開，或選擇直球對決，不一而足。然而文化有其「解釋彈性」，稍有不慎，仍是鋃鐺入獄，落魄流浪。

以上內容僅是嚐鼎一臠，如果要了解台灣近百年來的文學發展，歡迎參閱《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二書。前者以九位作家為骨幹，利用故事與逸事勾勒出作家形象、時代背景以及面對的文學環境，精彩萬分，適合普羅大眾的讀者，當作八卦來讀(例如鍾理和本人，並非如國文課本介紹，或是作品所呈現出來包容寬厚的特質，私下其實是「酸民」一枚)。後者介紹十場文學論戰，或是政治影響文學，或而文學影響政治，內容較為艱深，適合文學愛好者進階閱讀。

藉由這兩本書，我想能補足目前以中國文學史為核心的高中國學常識，讀完至少能對「台灣」文學史的脈絡有個梗概，有志於台文相關科系的同學，不容錯過。總之，論戰當下或許沒有勝負，但歷史的後見之明會告訴我們誰才是最後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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