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0 月 30 日夜間，羅馬尼亞的金屬核（metalcore）樂團 Goodbye to Gravity 甫表演完〈The Day We Die〉這首歌，舞台上方隨即冒出了火花，接著火花逐漸擴大，舞台鷹架開始燃燒，直到整個夜店在一片驚叫聲中陷入火海──這一切皆被台下觀眾的攝影機記錄下來，並且跟著傖惶逃離的聽眾一同離開火場。這場發生於羅馬尼亞「集體俱樂部」（Colectiv nightclub）的大火，當場帶走了 26 條人命，造成近兩百人緊急被送往醫院；然而，這起事件總共造成 64 人罹難──這意味著，除卻當下及不久後不治死亡的 26 人，另有 38 人陸續在大火之後數月至兩年內失去了性命。
對此 38 人性命的犧牲，此些本有機會倖免於難的性命，《一場大火之後》（Colectiv, 2020）記述了一群羅馬尼亞記者展開了對於真相的追尋：他們最初釐清 38 人死亡前的情況──也就是傷口嚴重感染及細菌擴散導致的併發症──，接著從不同的面向追溯造成感染的可能原因。不意外地，在另外釀成 38 人死亡的悲劇之後，有著更多不為人知的惡行等著被起底。
隨後，記者依序地調查出這些傷者在無法接受到完善治療的情形下，被拒絕轉往國外醫院進行治療，使得傷者的情形隨著時間每況愈下。最終，記者來到了造成傷者死亡的根源──聖瑪莉亞醫院無法為肺部組織因濃煙而嚴重破壞的傷者提供移植手術後的完善照顧，卻仍然宣稱其能提供相關、甚至更為便宜的治療。令人髮指的是，聖瑪莉亞醫院是在政府的施壓之下，才發佈了如此聲明。
除了此 64 人於集體大火後所面臨的立即與漸進的不幸命運，另外的 146 人雖沒有失去性命，他們卻同樣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從大火中生還的人們，不論在個人或集體層面上，他們皆不再屬於「自己」，不再屬於大火發生前的那個主體──意外發生的當下，他們也產生了斷裂，如今的主體與過去的狀態不再保有連貫性。
火災：主體的摧毀
《一場大火之後》記錄了其中一位全身被大面積燒傷覆蓋的生還女子 Tedy Ursuleanu，從 Tedy 裝上機械式的手臂，接受邀請進行燒傷身體的拍攝，到攝影作品公開展出──Tedy 的狀態所呈現的即是明顯的物理性摧毀：Tedy 的雙臂在大火過後僅剩下殘肢，與科技的結合讓 Tedy 成為了全新的主體，人類與機械之間的界線在此結合之下不再清楚明瞭。
除此之外，當 Tedy 褪去了衣服，萎縮的身軀上盡是佈滿皺褶的新生皮膚，她的模樣也不再是我們對於人類所熟知的面貌。如同《核爆家園》（Chernobyl, 2019）中在車諾比核爆第一時間接觸放射物質的人員，其皮膚在往後的一個月內逐漸變黑、腐爛，宛若經歷嚴重燒傷，直到該人的皮膚已經被腐蝕至深可見骨的情形，他們便進入了非人（inhuman）的狀態──當一位女子央求與接觸了放射物質的愛人見面時，身穿防護衣的護士對著女子說道：「他現在已經不是你丈夫了。他不再是你認識的那個人了。」──，經歷並倖存於集體大火的傷者，同樣在大火後成為了非人。
如上所述，他們的非人狀態並不僅止於物理性的，同時是精神上的：當 Tedy 裝上機械手臂時，她流露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與 Tedy 的母親在親眼看見女兒裝上義肢後落下眼淚，以及旁人興奮、欣慰、感動的模樣相較起來，Tedy 的神情似乎顯得特別冷漠與不近人情。同樣地，當Tedy在攝影展開幕當天接受記者的訪問時，記者對 Tedy 問道：「在大火發生之後，妳是如何度過這艱難的一切的？」Tedy 冷靜地答道：「你知道這一切都已經發生了，而你什麼都無法做，因此只能接受現狀即是如此。」記者接著反問：「怎麼可能這麼簡單？」──顯然地，記者的提問是冒犯的，就如同許多我們時常在媒體上看見的記者對於受難者家屬或是受傷者的問題：「你現在感覺怎麼樣？」「這樣會痛嗎？」──然而，綜合以上來看，令我們訝異的是，未直接承受火災後果的人們、或是作為觀者的我們，皆表現出比 Tedy 更為高張和憤怒的情緒；相反地，Tedy 並沒有對於自己去年所受的傷表露明顯的悲傷，甚至是對記者的提問感到惱火。
如二戰後從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歸來的義大利化學家李維（Primo Levi）所言：
我們躊躇著是否該視他們為活人：我們躊躇著是否該視他們的死亡為死亡，畢竟他們面對死亡時已經毫無畏懼，甚至已經累到不再想要理解（自己的死亡）。（Levi, 1959: 103）
所有關於這些災難──不論是集中營、車諾比事件、韓國世越號事件、集體大火，乃至於更多無以計數的恐怖且無法預料的災難──的描述與感受，對於這些倖存者而言，似乎就如同他們所經歷的一切那般，不僅無法用言語表述，甚至連由情緒所引發的生理反應，也遭到了剝奪和麻痺。他們被丟入一個我們無法理解的狀態裡，甚至他們也如李維所說，無法理解自己──或是說，這個不再是自己的主體──和自己所經驗的一切。當我們對於他們所經歷的一切表達憤怒、激動、哀悼與痛苦之情時，彷彿對於他們都是多餘的，對於已然死去的人們似乎也是多餘的──因為他們在生理及心靈狀態上，已經成為了完全的非人類。
政府與記者：主動及被動的排除
除了外力本身──也就是前述所說的災難和恐怖本身──將主體摧毀，使之成為非人，生還者亦分別於政治及社會層面上成為了非人。
首先，透過記者們的追查，我們得知羅馬尼亞政府與大火後犧牲的 38 人脫不了關係：當傷者一步一步地走向絕境，將傷者轉移至設備較佳的德國或奧地利的請求卻遭到了政府的拒絕，聲稱患者正在復原，並且接受良好的照護。諷刺的是，當羅馬尼亞的高級官員面臨病痛時，卻選擇出國就醫：此處所顯示的並非政府官員對於自己國家醫療體系的不信任──畢竟聖瑪莉亞醫院所發佈的聲明，以及大量稀釋的消毒水，牽涉了政府的利益──，而是掌權者為了維繫公共秩序的欺騙行為：
在政治領域中，行動的實際目標要是抵觸了它公開聲稱的目標，便是錯誤或邪惡的：如康德一再強調的，即便是最糟糕的暴君，在追逐自身的權力與財富時，也都會公開地自稱要為人民的利益努力。（紀傑克，2004，頁 333）
隨著我們看清了羅馬尼亞政府檯面上的作為以及其向人民隱瞞的利益，政府對罹難者及生還者的視而不見更顯其惡行之恐怖。
不論政府基於什麼樣的私人利益而放棄了這些毫無縛雞之力的「集體」受害者，他們遭到國家排斥的事實是顯而易見的：他們被權力者放棄的同時，不僅是被剝奪了所有身為一位公民被賦予的權利，更是被剝奪了「成為一位與所有人類相同的人類」的權利（right to be a people like all peoples）（Arendt, 2007: 161）──基於他們的存在被否定，他們在法律上便被剝奪了身為人的權利，也因此不被肯認為人，成為了非人。
若我們說羅馬尼亞政府主動將「集體」受害者丟入非人的境況，那麼記者及其他民眾對於這群非人的形成必定也負有部分責任。當記者主動地追查這 38 人的死亡原因時，即使出於人道主義的觀點，他們的作為是種對於「正義」的實踐；但是，如同前述已經失去表述能力的生還者，他們對於自身狀態以及所受傷害已經無法表述，若我們、記者及上街抗議的民眾基於人道的角度，主觀地認定真相必須被揭露、「集體」受害者必須被拯救，便是消極地承認了他們在法律上被政府排除的事實，也間接地承認了他們沒有生存的權利。
生還者：非人自身
從以上這個層面看來，我們或許便能理解，何以《一場大火之後》最終回歸的是身葬火場的家屬，在摯愛之人的墳前沈默地哀悼與緬懷──不論是當場死於俱樂部、事後因為政府而延誤治療的傷患，或是生還者，他們所經歷的事件或許並不需要任何再現或是再敘事（narrative）：如同 Tedy 所說，一切都已經發生，任何人對於腐敗政權的反抗、對於真相的拼湊，可能都是徒勞無功的。畢竟，他們仰賴科技重新組織的身體，對於主體的意識，過去被國家及人類同胞安置在社會中的位置，早已經在事件發生之後不復存在。他們已經不再是我們所認識的人類。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同有權勢者踐踏非人。非人的存在，迫使我們對於人性進行全新的理解：當代、二十一世紀的災難──不論是如爆炸與性暴力等外在物理性的、如腦傷等非理性的，或是對於特定族群的排他暴力（Žižek, 2010: 292）──，究竟如何摧毀人性並形成非人？我們必須承認他們已經被摧毀，同時將非人視為全新形式的主體，並將我們帶往最終的問題：人類的狀態正在發生變化，我們該怎麼辦？（Mundi, 2019）
全文劇照提供：好威映像
引用及參考書目
中文
Slavoj Žižek 著，萬毓澤譯。《神經質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台北縣：桂冠，2004 年。
外文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79.
──.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Formation, Exile, an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 1994.
──. The Jewish Writing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7.
Human Being in an Inhuman Age, Retrieved 01 April 2021.
Levi, Primo. trans. Stuart Woolf. If this is a man. New York: The Orion Press, 1959.
Žižek, Slavoj.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