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受過人文教育的人們多少都知道，只要是現代媒體與商業交流繁榮的國家，多少都會有一個群集，這個群集的成員多少受過大學以上的教育，並且以非建制學術之思想的產出為職志而互相交流著。這個群集不論是美國、英國或者歐洲國家乃至日本，我們多少都曾聽說過這些國家裡的幾位佼佼者的名諱，並稱呼這些人為「思想家」或者「公共知識份子」。本土的歷史發展中也曾經有幾個時段產生出這樣的群集，比如一九二O年代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五O年代的「自由中國」(這裡要特別說明此一群集乃中國知識界發展的外來延伸，不能當作台灣本土知識圈自然發展的產物，兩者在文化論述層面有明顯的主要素繼承之差別，本文不擬在此贅述)、一九八O年代黨外運動社群以及二O一O年前半之社會運動團體。
然而，自從二O一六年以後，我們可以發現本土的公共人文知識群集有明顯式微的跡象，這種式微並不像是左派評論家常常說得受到本土政權的收編之理由，在歐、美、日等國的公共人文知識圈也並非全部的知識份子都以永恆的政府反對者的身分來經營自己的公共論述，同時活耀於五年前國內的那個知識份子群集成員也並非認為現下的時代是屬於他們的烏托邦而閉上了嘴，他們中的許多還是不滿於現狀且多少產出些抱怨性質的論述，但卻再也得不到過往的掌聲或追捧。面對此一現象，我們一定要避免左派知識份子常常說的那種自由市場裡的庸俗群眾無法辨別知識好壞的那種論述，而是要從現存知識圈的來源來分析為何五年前尚聲勢浩大的公共人文知識圈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就已近數消亡，甚至沒留下任何值得被保存的「知識理念典範」。
要分析上個世代的本土知識來源，這裡將分成兩個知識群體來源來討論。首先是具有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或寫作者以及各階院校內的執教人員，這些人往往是公共人文知識圈的「理論主力」，也是許多「公共知識圈發達國家」的菁英來源。而當我們回顧這十年學「學術公知圈」的發展時，很驚訝地可以發現在太陽花學運前後並沒有多少具有創意且能恆久發展的「理論理念」被發明出來，大多數的知識論述不是流於短期的議題輿論攻防，不然就是僅僅只適用於短期的政治目的，而沒考慮到「永恆的哲學真理性質」或經得起大部分「經驗實證」上的考驗(這裡的經驗實證並不是指精密且邏輯嚴謹的驗證能力，而是類似我們在像是托克維爾或斯賓格勒的著作上「體驗」到的那種真確性，彷彿洞察了普遍人性發展規律的那般智慧)。而「進步本土主義」雖然是上個世代汰選過後看似唯一留下的理論理念，但此一理念要不是成為類似歐美多元進步主義那種無限上綱到自我反噬的烏托邦主義，或者就是只能被擱置在執政現實的花園中聊備一格而已，這套理念的對話基礎早已在國內外政治社會環境的巨大變遷下失去了可能的發展。另一個公共知識圈的來源乃是相對於學院知識份子的民間社論寫手、社運人士以及科普作家，撇開社運人士往往具有實際政治目的的行動外(他們的行動空間在目前越發緊張的國際政治氛圍下只會越受到壓縮而已)，民間寫手和科普作家在西方往往有不輸給學院知識份子的論述影響力和恆久性，甚至有不少菁英也晉升到了思想家的行列。但在台灣前十年的發展裡面社論寫手或科普作家只是一味的教育大眾網路上就能找到的知識或者也只是每次在某議題發燒時做做簡單的脈絡梳理和評論，並沒有野心打算開發自身的理論理念與國內學院派或國外高手一較長短，反而像是定居台灣的外國人寫手如汪浩或矢板明夫等人一直有發表具有獨到見解且相當完整的著述(先不論論點上的洽當與否)，整體說來國內民間公共論述的水平甚至不如黨外時代南方溯、林濁水等人的創造力。面對以上所分析完的種種困境之後，我們要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在「當下」去發展新一代本土的公共知識人文圈，並也這一群集的理論或理念要能超越當下而成為一種「思想傳統」，就如美國有現代化理論、法國有結構和解構主義、德國有唯心主義傳統、日本有日本特殊論等等，這些不是只靠唸一大堆書或寫一大堆升等論文就能做到，也不是為了某個議題寫寫幾篇社論就能做到，那是一個在人人都充滿雕塑思想藝術品的野心，然後不斷競逐、琢磨、修正出來的，它需要一種堅定且長期的信念，還有不斷探求現實與真理(廣義的、直覺性的)的好奇心，才有可能發明出屬於台灣的思想傳統。就物質上我認為台灣人是有時間去經營這樣的社群的，畢盡一堆人每天都有許多出乎意料的閒暇去網路上發文論戰，所以問題恐怕還是在心態上面。我承認短期的議題攻防固然重要，但研發理論理念也能增加政治論述上的檔次，或者容易將群眾拉入某個民族發明的傳統裡，而不需要擔心每次都必須透過一堆話術與邏輯上的迴戰才能穩定民心或拉好站隊。我還是希望在未來的台灣有可能可以發展出不輸給歐美日那般堅實的公共人文社群和思想傳統，也只有在具備這樣的基礎下我們才能完成一個不輸給中國或華人之類概念的民族發明而成為世界理念中的一份子，這樣也就能匹配未來可能穩定的政治國本上認知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