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倖存者：《滅頂與生還》

　　詞彙：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背後會填補上怎麼樣的註釋字句，或者那鮮明到不用文字強加著墨，你在腦海中自然就會迸出一幅關於倖存者的圖像。可能衣衫襤褸、虛弱無力，眼神是對於極權納粹的畏懼與仇視，身體上種種疤痕都是人性遺跡、然後輕易被歷史、道德與正義種種大概念淹沒。細想之下，你會明瞭這些形象都脫胎自影視戲劇、展覽講座，或者來自誰的話語形容之中，因為集中營前所未見的歷史創傷太難以接受、太過於誇張與疼痛、也因此它最好被拿來證成人類的恆久特質，是腐敗、是貪婪、是容易趨勢附利的證據；而壯觀宏大敘事的另一面是煽情、誇張，容易被取材挪用到各種載體，追求知識或娛樂都讓倖存者的面貌更加模糊──所以，到底什麼是倖存者？這是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i salvati)當中首先要釐清的問題。

　　自從1945年從奧許維茲─莫諾維茨集中營裡生還之後，李維花費整個餘生去思索這次經驗的意義，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個世界會發生這樣的事？其中也包括了自身倖存者的身份，我應該怎麼定義這個標籤？更重要的是，整個世界是以什麼方式理解或要求倖存者？從《如果這是一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回憶錄般的書寫過往到《休戰》(La Tregua)的脫營後返家過程，他的思考同步於時光緩緩前行，逝世前夕所出版的《滅頂與生還》與其視為總結，更接近於心靈地標，矗立於此，告訴世界我已扛負整座集中營前行到這裡了，而前方仍有路。

　　《滅頂與生還》採用主題式的書寫形式，各篇聚焦於關乎集中營的記憶、灰色地帶、溝通等概念，剖析了集中營那些對人殘忍、壓榨以及痛苦經驗對人所造成的身心形變，這包括整個集中營世界中的上下游、特遣隊、護衛隊和身邊的人，更包括書寫者自身。「人的記憶很奇妙，但作為工具並不可靠」，不僅僅是納粹加害者會透過自我欺瞞、變造事實，模糊說謊和真實的心理意義來躲避譴責，受害者亦會以避談創傷、刻意遺忘來逃離那曾經的修羅場。然對應到書寫者李維自身儼然有些矛盾，一如托多洛夫( Tzvetan Todorov，法籍保加利亞裔歷史學家)於序中所言「我們每個人都有為自身利益利用記憶的傾向」：李維的書寫脫胎自實際刻血肉上的經驗，經驗積澱為記憶，我們如何能保證書寫來自於記憶的單向徑路，而非坐實倖存者的記憶對於筆尖指手畫腳？

　　換言之，無論是有意或無意，每個人或許都加工過自我記憶，特別是建立於集中營的粗礪經驗，他深知相關記憶有可能在時光之中逐漸湮滅、被過多重述作品混淆錯置，就算是每日回想默記也有可能僵化麻痺，因此其書寫更顯得節制與自省，不濫用倖存者的身分踩在道德高點大聲疾呼正義、要求懲惡，也對抗著那些應該要逃離、應該要反抗的天真刻板印象：我僅僅是個歷史見證者，不會更多，也沒有更少。

　　個體被命運拋進集中營，面臨到和外界社會全然不同的運行模式，權力以更加粗暴、無理的方式展現，與人類習慣簡化彼此陣營的敘事不同，那是無法單純分出好壞優劣的〈灰色地帶〉，人們初入集中營時會遭受毆打、羞辱，那些暴力來自於同屬囚犯的管理者，他們擁有多一點點食物或空間的微小特權，然而就是這些微乎其微的特權使讓他們無法放手，讓他們得以離溺斃遠一點。特權是人類始終無法擺脫的傳統，我們始終有「某種程度的控制欲望」，盤根錯節的權力關係構成了集中營主體，無法輕易論斷對錯，而這也是李維想闡述的重點之一，在多次被想像與呈現的集中營裡，人的心理狀態、運行結構和更進一步的責任歸屬從來不是精確分割的黑與白。

　「……『我們』失去了界限，競爭者不再是對立的兩方，也不再有明確的單一邊界，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不清的諸多邊界，甚或是每一個個體與個體之間不計其數的邊界。」

　　集中營中的個體如單子般存活，溝通因語言上的差異而失靈，無法理解施暴者所下達的指令而遭受更多折磨，失語更帶來思想上的衰弱無依；承受以暴力為唯一目的的無用暴力，人被羞辱、退化到成為牲畜，而牲畜無法擁有一次尊嚴的死亡。〈溝通〉與〈無用的暴力〉兩章中，李維詳實描述了集中營的外部困境，而我們應該要如何理解如今看來非常規、甚至用戲劇性來形容的那些苦難？獵奇式的觀光不可行，人們常用的憐憫同理卻也未必適用，因為對李維而言，集中營內外完完全全是相異的世界，那些外界心理學家建構或臨摹的心理圖樣，沒辦法完整解釋他們經歷特殊傷痕後、內心裡的焦慮和愧疚感。

　　〈羞愧〉一章中精細解釋了那些倖存者們複雜的心靈迷宮，為什麼確認脫逃的那一刻心裡全然沒有喜悅，僅有愈加深層的憂慮？為什麼在營中不選擇自殺，反而是出營之後才選擇自我了斷？為什麼明明是何其無辜的受害者，卻仍會感到某種羞愧感？這一切來自於上述所言內與外的道德落差、人與牲畜的差異和時刻存在的自我指控。為什麼是我的永恆疑問不僅只套用在「為什麼是我遭逢厄運」，也可以改寫成「為什麼是我獲救」，兩者同樣難受。

　　「我們每個人（我說的是廣義的『我們』，即全人類），都有可能取代別人，竊取他人的人生。那是一個假設，但是讓人備受煎熬……」

　　某種程度上，存活者或多或少都因著集中營中其他屍體的庇蔭過活，而那也像是覆蓋在彼此身上、揮之不去的陰影。印象最深刻的羞愧，來自於無神論者李維坦承的一次禱告。當他拿著資料卡走過委員會面前，等待被判定送去毒氣室或者留下來繼續勞動，那時候他感到「需要尋求協助和庇護」，但他隨即察覺這樣的舉動是褻瀆而低劣，「那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不敬」。無可諱言，擁有信仰的人似乎比較能抵抗磨難，當詮釋世界的權柄並不握在自己手中，人便不必為了找到那些為什麼而屢次修改生命的模樣，可以挪用現有答案去回答曾發生的痛，但這並不是李維想要的──進集中營之前，他不相信神；集中營之後，他更不相信神，此中的「更」耐人尋味，從此角度觀之，雖然他說同為倖存者的友人讓‧埃默里是和全世界打架的鬥士，但李維自身也非寬恕者，他也做出了對抗，希望人能解釋神無法解釋的惡。

　　當《如果這是一個人》被翻譯成德文時，李維意識到這正是自己記錄集中營經驗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渴望理解那時候實際進入集中營、或以不看、不聽、不說方式成為加害者共犯的德國人在想什麼？他們看見的、所理解的會是怎麼樣的歷史？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德國納粹的審判訴求，比起那些顯而易見的頭號領袖，李維更在乎那些迫於生存進入灰色地帶的囚犯兼管理者，以及在整個屠殺過程中始終緘默的德國群眾。淪於形式的紐倫堡審判之後，他不要求欲將所有罪犯都償命的偏激正義，也非鄉愿認為所有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李維所堅持的是，加害者與受害者始終不同，拒絕以「美學的裝腔作勢」去模糊兩者的邊界，而正義是細膩區分、計量這之中每個人所做過的惡到底有多少，僅此而已。數封來自德國讀者的回應促進了這個過程，在李維看來，有些人仍然為自己的投機辯護，宣稱被希特勒的華麗詞藻給騙了；但也有人對於自己國家造成這樣的災難感到慚愧，試圖彌補傷痕，

　　無論何種應答，這都是理解的第一步。

　　集中營作為人類標誌性的重要事件，已在各式媒介中重複闡述過千萬次，卻沒有哪一次完美重現當中所有個體的實際感受，自然不可能，也沒必要，李維所做，僅是修補那些縫隙中或溢出或匱乏的經驗，然後再次提醒各個時空狀態下的讀者，歷史不僅是完美複製的袖珍模型，亦非各種宏觀抽象概念的鬥競場，人無法從單一視角鳥瞰全局，必須一步步虛心自省地靠近，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