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了解人類真正的本質。人類發明了奧許維茲毒氣室，同時也抬頭挺胸、口中念著主禱文或猶太祈禱文步入毒氣室。」[1]
這是歷經二戰集中營浩劫的維也納心理醫師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所寫下的一段話，可謂濃縮了《向生命說Yes！》（…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e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一書的精華[2]。
集中營的日常紀錄，黑暗與光明的極端
《向生命說Yes！》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記錄弗蘭克醫師長達三年囚禁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他寫下這本書，並非要詳實指出納粹的種種暴行，或是追究納粹的集體罪責。他反而以一個較「抽離」的角度，將集中營視為研究田野，想知道「究竟集中營的日常生活會給普通囚犯的心靈帶來何種影響？」[3]
也正是這種「日常性」紀錄，才得以把裡頭的掙扎、苦難、情誼、邪念、善良等人類特質放大刻劃。雖許多段落令人鼻酸、毛骨悚然，但也不禁令人折服人類面對困境的堅忍情操。在極端的處境，人類的黑暗與光明也變得更加「極端」。這也是本書為何會成為20世紀的偉大著作，至今已暢銷數千萬本。弗蘭克觀察到，要振作集中營囚犯的精神狀況，便必須不斷提醒他們生命的目標與意義。否則，他們很快就會自我放棄、失去內在支撐的力量。他以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來闡釋：「一個人若有活下去的理由，幾乎任何痛苦皆能接受。」
愛與成有意義，苦難本身也有意義
因此，為了克服精神上的折磨，他開始與不知是否還活著的妻子對話，這也是令我相當感動的一個段落。
「我終於明白，即使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已經一無所有，只要在心中惦念著所愛之人，便能感受到無盡的幸福與喜悅──即便只是短短一瞬間。」[4]
此外，他也開始想像未來有一天獲釋後，能夠在華麗的演講廳內分享「集中營的心理學」，台下座無虛席。他用較高的視角來看他當下所受的折磨與苦痛，盼望有一天能「見證」這些痛苦。這些想法，都讓他得以保有內心的自由，以對抗腐敗人心的扭曲體制。
即使對某些人來說，體驗性（與愛人對話）與創造性（個人成就）的人生已經封閉，但「痛苦」本身也能夠轉化成生命的意義，端看他是否「勇敢堅強、尊嚴無私」。「他雖然遭受命運打擊而身陷苦難，但苦難中卻也隱藏著獨一無二創造成就的機會。」[5]弗蘭克認為，這種「內在自由」任誰都無法剝奪。
「凡是親身體驗過集中營者，一定不會忘記穿梭在集合廣場與各營房間的人，他們不時給予安慰鼓勵，或把僅存的一口麵包施捨給別人！這種人即使寥寥可數，卻有力量證明，集中營囚犯所有身外之物都可以被剝奪，唯獨最後的人性自由，也就是無論如何都能對既有環境做自我調整的自由，是無法剝奪的，而且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剝奪！」[6]
對弗蘭克來說，面對極端的苦難，大多數人屈服於強權而墮落，被剝奪最後的自由；但仍有少數人選擇良善來抵抗，將苦難化作一種內在成就。每次的抉擇，都是在決定是否「配得上痛苦」[7]。
意義治療法：人最原始的動力是「追尋意義」
也因著弗蘭克在集中營所沉澱的思想，讓他在日後創立「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相較於強調過去童年經驗、慾望與心理自衛機轉的心理分析，意義治療法著重人「未來」要實現的意義，主張人最原始的動力是「追尋意義」，並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自我超越」。
意義治療法的基本原則是，人最在乎的不是追尋快樂，也不是逃避痛苦，而是追尋「快樂的意義」與「痛苦的意義」。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他簡單描述意義治療法的核心精神，我認為有三個很值得分享的觀念。
我們不該問生命有什麼意義，而是回答生命對我們的期待
第一，精神健康需要某程度的壓力。弗蘭克認為，將「平衡」視為人類的首要需求，如滿足欲望、克制衝動、冷靜情緒，是對人非常大的誤解。相反地，人需要的不是無壓力，而是掙扎於追求的目標、等待意義對他的呼喚。他稱之為「心靈動力學」，一端為等待實現的意義，另一端為實現意義的人。
有壓力，才會有成長。當我們開始質疑自己生命的意義，或是存在的價值，其衍伸而來的內在衝突，非但不是疾病，反而是一種健康的現象，能提供我們邁向圓滿生命的動力。
那麼，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就帶來第二點：「人不該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是要先認清，是生命對他有何期待。」[8]
這看似是在玩文字遊戲，但仔細想想，還真有幾分道理。弗蘭克認為，生命的意義無法透過哲思或普遍的概念來解答，我們應學習成為「被追問的對象」，透過行動來「承擔責任」，承擔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天職、使命或挑戰。
「人人都被生命質疑，唯有為自己的人生作答，才能回答生命的問題；負責任是他回應生命的唯一方式。」[9]
換言之，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具體任務等著他去挑戰，而在行動中，我們重新理解生命的意義為何，並自我超越。弗蘭克認為，
「強調一個人的生命意義，意味著奉獻自己，成就自我之外的人或事，不管是待圓滿的意義，或遇見他人。人愈是忘記自己、為理想或愛他人奉獻自己，便愈加有人性，也愈能實踐自我。」[10]
改變現在，改變過去
第三，告訴自己「假設生命已重來，而你又即將重蹈之前的覆轍！」[11]
這個意思是，假設你有能力回到過去，重新體驗人生，但你還是會經歷過去發生的事情。過去完全沒有辦法改變，而是完整地被封存。然而，當我們想像「當下已成過去」，我們便有辦法積極地在當下負責任地回應、創造生命，想像自己能打造一個有意義、不會後悔的過去。換言之，透過對未來的意義，我們改變現在，同時亦「改變過去」。
這種時間的穿梭思考，正是電影《真愛每一天》（About Time）裡闡述的重點！到了最後，主角Tim不再使用時空旅行的超能力。他意識到，只要把每一天都視作是從未來專程回到過去享受的那一天，只要把每一天都當成是最後一天，就能看見許多平凡又不平凡的寶藏。
人人都被生命質疑，唯有為自己的人生作答，才能回答生命的問題。
人不僅存在著，更能決定他該如何存在
最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弗蘭克批判當時心理分析「泛決定論」（pan-determinism）的危險。這指的是，人「不過是」生物、心理、社會條件的組合，是環境下的承受者，是外在影響或內在情況的受害者。這種思想，假定了人的自由是有限的，會受到環境限制，只能屈服於各種困境。
然而，他認為
「人類其實忽視自己其實有能力選擇如何面對各種情況。人類並非全然受到制約或限制，而是能決定自己要屈服或面對不同的狀態……人類不僅僅是存在著，更能決定他該如何存在，決定下一刻的面貌。」[12]
這些批判至今仍然相當適切。當心理學、神經科學、行為科學蓬勃發展時，我們一不注意，就會傾向將自己的所有思想與行動，都解釋成只是某種機制或環境下的承受者。例如，做出不理性的行動（過度消費、過度飲食），都是因為大腦的神經問題，或是童年經驗的影響，而不深刻反思自己能否在既有的限制有所突破。
弗蘭克在集中營看到的是，人永遠都有自由。端看我們要選擇成為善良的人，還是墮落的人。這也難怪，他會說：
「我們已了解人類真正的本質。人類發明了奧許維茲毒氣室，同時也抬頭挺胸、口中念著主禱文或猶太祈禱文步入毒氣室。」
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人仍然有一絲自由改變自己，透過苦難的淬鍊來自我超越、找到意義。這種看似神蹟或心靈雞湯的描述，都在弗蘭克的見證中顯得更加真實與有血有肉。
無論我們經歷何種磨難或挑戰，甚或覺得生命幾乎毫無意義。弗蘭克的《向生命說Yes！》，無疑給我們新的眼光去看待人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自由的真諦。
[1]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向生命說Yes！》（台北：啟示，2009），頁188。
[2] 另一中譯本名稱為《活出意義來》，由光啟文化出版。
[3]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向生命說Yes！》，頁50。
[4] 同上，頁90。
[5] 同上，頁136。
[6] 同上，頁123。
[7] 同上，頁125。
[8] 同上，頁166
[9] 同上，頁166。
[10] 同上，頁168。
[11] 同上，頁166。
[12] 同上，頁185–1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