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了解人類真正的本質。人類發明了奧許維茲毒氣室,同時也抬頭挺胸、口中念著主禱文或猶太祈禱文步入毒氣室。」[1]
這是歷經二戰集中營浩劫的維也納心理醫師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所寫下的一段話,可謂濃縮了
《向生命說Yes!》(…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e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一書的精華
[2]。
集中營的日常紀錄,黑暗與光明的極端
《向生命說Yes!》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記錄弗蘭克醫師長達三年囚禁過程中的所見所聞。他寫下這本書,並非要詳實指出納粹的種種暴行,或是追究納粹的集體罪責。他反而以一個較「抽離」的角度,將集中營視為研究田野,想知道「
究竟集中營的日常生活會給普通囚犯的心靈帶來何種影響?」
[3]
也正是這種「日常性」紀錄,才得以把裡頭的掙扎、苦難、情誼、邪念、善良等人類特質放大刻劃。雖許多段落令人鼻酸、毛骨悚然,但也不禁令人折服人類面對困境的堅忍情操。在極端的處境,人類的黑暗與光明也變得更加「極端」。這也是本書為何會成為20世紀的偉大著作,至今已暢銷數千萬本。
弗蘭克觀察到,要振作集中營囚犯的精神狀況,便必須不斷提醒他們生命的目標與意義。否則,他們很快就會自我放棄、失去內在支撐的力量。他以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話來闡釋:「一個人若有活下去的理由,幾乎任何痛苦皆能接受。」
愛與成有意義,苦難本身也有意義
因此,為了克服精神上的折磨,他開始與不知是否還活著的妻子對話,這也是令我相當感動的一個段落。
「我終於明白,即使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已經一無所有,只要在心中惦念著所愛之人,便能感受到無盡的幸福與喜悅──即便只是短短一瞬間。」[4]
此外,他也開始想像未來有一天獲釋後,能夠在華麗的演講廳內分享「集中營的心理學」,台下座無虛席。他用較高的視角來看他當下所受的折磨與苦痛,盼望有一天能「見證」這些痛苦。這些想法,都讓他得以保有內心的自由,以對抗腐敗人心的扭曲體制。
即使對某些人來說,體驗性(與愛人對話)與創造性(個人成就)的人生已經封閉,
但「痛苦」本身也能夠轉化成生命的意義,端看他是否「勇敢堅強、尊嚴無私」。「他雖然遭受命運打擊而身陷苦難,
但苦難中卻也隱藏著獨一無二創造成就的機會。」
[5]弗蘭克認為,這種「
內在自由」任誰都無法剝奪。
「凡是親身體驗過集中營者,一定不會忘記穿梭在集合廣場與各營房間的人,他們不時給予安慰鼓勵,或把僅存的一口麵包施捨給別人!這種人即使寥寥可數,卻有力量證明,集中營囚犯所有身外之物都可以被剝奪,唯獨最後的人性自由,也就是無論如何都能對既有環境做自我調整的自由,是無法剝奪的,而且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剝奪!」[6]
對弗蘭克來說,面對極端的苦難,大多數人屈服於強權而墮落,被剝奪最後的自由;但仍有少數人選擇良善來抵抗,將苦難化作一種內在成就。每次的抉擇,都是在決定是否「
配得上痛苦」
[7]。
意義治療法:人最原始的動力是「追尋意義」
也因著弗蘭克在集中營所沉澱的思想,讓他在日後創立「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相較於強調過去童年經驗、慾望與心理自衛機轉的心理分析,意義治療法著重人「未來」要實現的意義,主張人最原始的動力是「追尋意義」,並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自我超越」。
意義治療法的基本原則是,人最在乎的不是追尋快樂,也不是逃避痛苦,而是追尋「快樂的意義」與「痛苦的意義」。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他簡單描述意義治療法的核心精神,我認為有三個很值得分享的觀念。
我們不該問生命有什麼意義,而是回答生命對我們的期待
第一,精神健康需要某程度的壓力。弗蘭克認為,將「平衡」視為人類的首要需求,如滿足欲望、克制衝動、冷靜情緒,是對人非常大的誤解。相反地,人需要的不是無壓力,而是掙扎於追求的目標、等待意義對他的呼喚。他稱之為「心靈動力學」,一端為等待實現的意義,另一端為實現意義的人。
有壓力,才會有成長。當我們開始質疑自己生命的意義,或是存在的價值,其衍伸而來的內在衝突,非但不是疾病,反而是一種健康的現象,能提供我們邁向圓滿生命的動力。
那麼,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就帶來第二點:「
人不該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是要先認清,是生命對他有何期待。」
[8]
這看似是在玩文字遊戲,但仔細想想,還真有幾分道理。弗蘭克認為,生命的意義無法透過哲思或普遍的概念來解答,我們應學習成為「被追問的對象」,透過行動來「承擔責任」,承擔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天職、使命或挑戰。
「人人都被生命質疑,唯有為自己的人生作答,才能回答生命的問題;負責任是他回應生命的唯一方式。」[9]
換言之,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具體任務等著他去挑戰,而在行動中,我們重新理解生命的意義為何,並自我超越。弗蘭克認為,
「強調一個人的生命意義,意味著奉獻自己,成就自我之外的人或事,不管是待圓滿的意義,或遇見他人。人愈是忘記自己、為理想或愛他人奉獻自己,便愈加有人性,也愈能實踐自我。」[10]
改變現在,改變過去
第三,告訴自己「
假設生命已重來,而你又即將重蹈之前的覆轍!」
[11]
這個意思是,假設你有能力回到過去,重新體驗人生,但你還是會經歷過去發生的事情。過去完全沒有辦法改變,而是完整地被封存。然而,當我們想像「當下已成過去」,我們便有辦法積極地在當下負責任地回應、創造生命,想像自己能打造一個有意義、不會後悔的過去。換言之,透過對未來的意義,我們改變現在,同時亦「改變過去」。
這種時間的穿梭思考,正是電影《真愛每一天》(About Time)裡闡述的重點!到了最後,主角Tim不再使用時空旅行的超能力。他意識到,只要把每一天都視作是從未來專程回到過去享受的那一天,只要把每一天都當成是最後一天,就能看見許多平凡又不平凡的寶藏。
人人都被生命質疑,唯有為自己的人生作答,才能回答生命的問題。
人不僅存在著,更能決定他該如何存在
最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弗蘭克批判當時心理分析「泛決定論」(pan-determinism)的危險。這指的是,人「不過是」生物、心理、社會條件的組合,是環境下的承受者,是外在影響或內在情況的受害者。這種思想,假定了人的自由是有限的,會受到環境限制,只能屈服於各種困境。
然而,他認為
「人類其實忽視自己其實有能力選擇如何面對各種情況。人類並非全然受到制約或限制,而是能決定自己要屈服或面對不同的狀態……人類不僅僅是存在著,更能決定他該如何存在,決定下一刻的面貌。」[12]
這些批判至今仍然相當適切。當心理學、神經科學、行為科學蓬勃發展時,我們一不注意,就會傾向將自己的所有思想與行動,都解釋成只是某種機制或環境下的承受者。例如,做出不理性的行動(過度消費、過度飲食),都是因為大腦的神經問題,或是童年經驗的影響,而不深刻反思自己能否在既有的限制有所突破。
弗蘭克在集中營看到的是,人永遠都有自由。端看我們要選擇成為善良的人,還是墮落的人。這也難怪,他會說:
「我們已了解人類真正的本質。人類發明了奧許維茲毒氣室,同時也抬頭挺胸、口中念著主禱文或猶太祈禱文步入毒氣室。」
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人仍然有一絲自由改變自己,透過苦難的淬鍊來自我超越、找到意義。這種看似神蹟或心靈雞湯的描述,都在弗蘭克的見證中顯得更加真實與有血有肉。
無論我們經歷何種磨難或挑戰,甚或覺得生命幾乎毫無意義。弗蘭克的《向生命說Yes!》,無疑給我們新的眼光去看待人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自由的真諦。
[1]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向生命說Yes!》(台北:啟示,2009),頁188。
[2] 另一中譯本名稱為《活出意義來》,由光啟文化出版。
[3] 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 Frankl),《向生命說Yes!》,頁50。
[4] 同上,頁90。
[5] 同上,頁136。
[6] 同上,頁123。
[7] 同上,頁125。
[8] 同上,頁166
[9] 同上,頁166。
[10] 同上,頁168。
[11] 同上,頁166。
[12] 同上,頁185–18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