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公民》：最可怕的是人民不以為然

史諾登在紀錄片中講這句話的時候，與現在差距還不到十年，當時他與《衛報》記者葛倫．格林華德、紀錄片導演蘿拉．柏翠絲在香港首次會面。他之所以選擇公開這些資訊，是為了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正在被剝奪，亦同時對於自身工作成為這些膨脹的權力感到的拒絕。紀錄片冷靜而理性，沒有為了懸疑或是故意增加張力而產生的鏡頭，同時紀錄片不只在揭密內容的本身，亦涵蓋了史諾登作為揭密者，與媒體如何報導的討論。這些為了聚焦在議題上，在每一個環節的小心，和資訊量的逐步釋出，這些在真實世界的部署，才是帶領紀錄片節奏的源頭。然而，時至今日，大數據年代早已高速的運行，同時疫情當前，在閱讀《第四公民》背後的脈絡時，討論早已溢出了紀錄片的本身。在六年後的今日，到底史諾登連帶的事件帶給我們的討論空間和引發的價值判斷，還剩下多少？

數碼時代自身獨有的規則，當美國國安網絡背後的暗手伸至全世界，同樣地，史諾登當時只能同時使用國家之間的角力作為周旋的工具，離開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在一個相對地安全的地方進行會面，而這地點並不能受到自身主權國家的控制。當時他們選擇落腳在香港，紀錄片當中提及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加上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和合法地位，包括聯合國難民署的存在，香港處於的真空感，都成為了香港作為選擇的原因。然而，事件揭露後他在香港亦並不安全，同樣地揭開了一點屬於香港的幻象。而在《第四公民》中對香港人而言最為諷刺的，2014年所有還能發生的事情，在此刻的香港已經變得不可能：一國兩制的支離破碎、國際組織的默不作聲、國安法的實行，與當時的情形相比，成為了一種強烈的對比。海底隧道外的景象和燈光如同星光的夜景依舊，但香港的酒店不再成為避風港，《第四公民》紀錄下的歷史，已經轉換成另一個模樣。

史諾登揭密的時候，大家對此的嘩然和震驚是絕對的。過去從智能手機進入生活，到通訊軟件在生活的泛用，其後因為國安問題，對公民進行秘密監控的狀況，與這幾年的社會走向依然咬合。雖然在史諾登曾說過他對公民的覺醒抱有樂觀的態度，但他在其後也曾討論過他對越來越進步的人工智能表示憂心，包括人臉辨識的技術。而紀錄片中佔領華爾街的安全培訓出現的雅各阿貝爾鮑姆，講述到個人資料的互通讓資訊擁有者能一鍵到位的得到個人生活的紀錄，包括是交通卡、信用卡、購物紀錄和手機的定位，日常的方便事實上就建立於這些資料的聯結性，所有的行為成為了足跡，也成為了難以反抗的武器。這些或許在過去只是遙遠、存在在國際新聞的社會事件，但在這些年在我們身處卻越發顯性。

那到底是遺忘，還只是我們選擇性的把這些事情輕輕放下？電子支付早已泛用，與金融卡、信用卡的聯動，比起過往只有信用卡或是交通卡，使我們的購物、移動足跡更為清晰可見。甚至可見中國把電子支付劃分了信用評級，與個人社交媒體的信用評級作進一步的資訊串連，數據更為立體的反映個人生活。而通訊軟件也可能配合政府執法單位的調查，提供註冊信息、IP、Email或是電話號碼等資料，成為了另一個個人資訊的缺口。慣性的使用和與生活的緊密關係，使這些暗暗運作的潛規則，更加難以捨棄。如同Facebook作為平台的巨頭，雖然早已老人化，亦有曾經洩漏使用者資料的往蹟，卻憑藉收購Instagram和Whatsapp，依然佔據著生活的重心。

這些意識並不是沒有抬頭，至少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因為當時緊張的社會氛圍，在街頭運動的日子，的確出現了抗爭者避免使用交通卡的情況出現，以免被分析出當日的行走路徑，繼而警察被捕。因為車上安裝了攝影機，抗爭者亦為免人臉辨識出他們的模樣，同樣亦戴上口罩和帽子以混淆視聽，以免被指證在場。其後VPN和Signal的泛用，也是證明這些一再而再被忽視的資安問題，在面臨國家機器的改變時，當國家機器／政府能夠動用權力去限制公民自由之際，成為了彼此的攻防重點。但是問題如同過去史諾登的擔心一樣，無力感會令人變得消極，同時也會失去持續行動的能動性。在迫切的人身安全威脅過後，在溫水煮蛙的社會環境裡，這些警覺心要如何繼續存在，才不致於成為過眼雲煙或是一時熱話，仍是難題。

因此，史諾登真正揭開的恐懼，是美國作為民主建國、當時總統口中擁戴公民權利的國家，卻出現了與憲法相違背的秘密操控。民主國家背後背書的自由，成為了主權國家的一個謊話。作為世界警察的美國，在收集非美國公民的資訊時連法院都不用通過，而為收集美國公民資料把關的卻如同「Yes Man」。溫水煮蛙的不只是大家公認的非民主國家，還是高舉自由旗幟的美國，以及其他協助或是作同樣事情的民主制度國家，甚至用更亮麗的外表掩蓋這些被蠶食的公民權利。諷刺的是，史諾登在其後尋求庇護的卻是總統擁有極大權力，易於形成極權統治的俄羅斯。與我們過去一般理解到歐美的政治庇護相反，當中的矛盾感，更加使觀眾認識到大眾必須用力思考的，是常理解的常規背後操作的邏輯。大眾認知的民主與極權，往往不是對立，而是互相牽引。我們未能耽於一切以往對於「常理」的判斷和被教導的基準，如果沒有公民的監督和推動，可能往往直到事件爆發時，才會發現局面經已難以收拾。

然而，肺炎蔓延至全世界，縱然在資訊科技時代隱私與自由之間有著明顯的掛勾，公民對此的關切和在意亦可能變得笈笈可危。大數據分析和掌控成為了控制疫症的基礎，大規模爆發的地區可能還未能嚐出味道，但在控制得宜的地方，特別能觀察到人民對高壓的防疫政策的推崇，或是對掌控人們行蹤的工具的接受程度。「我還記得被監控之前網絡是什麼樣子。」同時變得已成歷史。疫症時代的持續，各地政府的政策方向的不同，同樣會慢慢改變大家對政權的想像和理想的模樣，對於公權力對隱私、個人資訊的探查，畫出的界線亦因而浮動。「我們會因而變得幸福或是安全。」在日本動畫《PSYCHO-PASS心靈判官》出現的希貝兒先知系統，已經不再是什麼天方夜譚，而是有可能實現的現實。

每個時代確實有當刻的焦慮和待解決的難題。《第四公民》裡探查的不只是單一事件，而是人們失去對這些生活枝節背後運作機制的警覺心。最可怕的是公民為了某種安全，自願雙手把自由交給公權力，或是對於公權力的正當性深信不疑。當手機驗證成為了日常；當自我審查成為了生活中的眉頭眼額；當冷戰結束民主勝利，民主自由作為歷史終結的想像，在此刻受到動搖的世界浪潮；當監視社會與知識經濟成功地並存，舉報機制和疫症期間出現的獵巫，這些同樣地都是數碼時代存在的辯論。我們需要的並不是要全盤的肯定，反之亦然。

在時代裡保用思辨的彈性，檢視行為背後的框條，或是分析自我的抉擇，或許才能不枉費每一個挺身而出的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