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台北生存的一百個理由》初版於 1998 年,後來承蒙大塊出版社不棄,屢次更新再版,每次有新版本,五位作者都會為它添寫一些新東西。2022 年大塊 25 週年,又要發行紀念新版,幾位哥們兒決定這真的是最後一次了,好好寫下各自的後記,從二十多歲來到五十多歲,終於可以『出清存貨、告別青春期』了,這就是我寫的那篇。
那天做了這樣的夢:我回到了世紀之交的台北,立刻明白我有機會重寫人生、改變歷史。然而我很快就茫然了:我該打電話給電視台,說九二一將有大地震,說將有一場叫SARS的瘟疫,然後還有一場更厲害的COVID-19?還是,我該設法警告福島核電廠小心海嘯?顯然,沒有人會理我。
夢裡的我想來想去,覺得唯一可行的,是把所有財產拿出來買房子。但又馬上想起:那時的我,連一間套房的頭款都湊不出來。
夢裡的我無計可施。想到所謂未來我已經活過,每一個日子都要歸零,想到生活、婚姻、工作累積的一切都要打回原形,頓時萬念俱灰。
然後就醒了,回到這個中年的身體,大大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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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問:要是遇見年輕時候的自己,會跟他說什麼?這一題我認真想過,覺得還是不要遇見的好。反正那個小青年一臉很罩得住的樣子,我有什麼好說的。
倘若青年的我聽到的都是「你不會」、「你不適合」、「你不應該」開頭的警語,或者更該糟的,「你會」、「你適合」、「你應該」云云,都不是好事。
像現在,我也不想遇見七十歲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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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若你告訴我:黃威融會在廚房幫太太切菜,許允斌會結婚當爸爸,陳光達會當瑜伽老師(並且瘦成當年一半尺寸),姚瑞中不但生了兩個女兒,還會成為我輩最重要的台灣藝術家,我只會說:神經病啊你,滾!
而我呢,也和當年想像不同,沒有去倫敦留學,沒有變成出版社編輯,寫了上百萬字也沒有寫成大作家──我陰錯陽差跑去創業做生意,吃了幾年苦頭,痛切體悟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之後便是「打零工」人生,盡量做比較有把握、也有興趣的事。如此這般,兩鬢已霜。
從青年到中年,不是只有我人生顛簸,哥們兒也都不只一次「換跑道」,一再發明新身分──除了姚瑞中,他是我此生認識唯一貫徹始終以「藝術家」三個字作為職場自我介紹的人。當年他一窮二白,哥們兒老是調侃他這個「大藝術家」。如今想起往事,我們自慚形穢,後悔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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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的台北有一種「派對散場」的感覺,只是當時身在其中,看不明白。
起初我們多半覺得這座城遲早裝不下自己,還有更寬闊、更深奧的世界等在外面。後來也確實有人離開,拿了學位,做了生意,看過了世界。
我們經歷各種得意與狼狽,生離與死別。兜兜轉轉,終究還是回到這座城,把日子慢慢過下。台北呢,也漸漸變成一座不那麼逼仄,也沒那麼醜陋無禮的城市了。
其實這座城市的度量,遠遠大過我們的想像,容得下我們這種動輒被另一半罵成「廢青」的傢伙。甚至,還能讓我們這種人摸索出安身立命的門道。
這大概是一輩子都在抗拒「勵志」這兩個字的我們,生命中最勵志的事了。
曾幾何時,我們早已不是動輒瞧不起大人又擔心被大人瞧不起,既自卑又臭屁的小青年。不過,我們也沒有被時光磨成滑溜溜的油膩中年。
這樣說吧:我想我們對當時年輕的自己,大抵並不虧欠什麼。
我們大概還是幸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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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亂七八糟、五顏六色、滿是失效聯結的書,記錄了九十年代末期五個小青年的世界觀。我們試圖用一種突梯的方式,表述自己(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生活。
對,沒什麼大不了。但若要我和別人交換人生,或者讓我從頭再活一次,我也是不願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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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年我們攢了點錢,各自出國自助旅行: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領教了第一世界帝國氣象。然而帝國再壯麗,終究不是自己的地方。回到這座亂糟糟尚帶著鄉氣的城市,一時難以適應。
但所謂「不適應」,也可以是「換一雙眼睛看」。
我記得拖著行李回家的第二天早晨,頂著時差騎五十西西Dio出門上班,南京東路復興北路口陽光燦爛,晒得人睜不開眼。
綠燈亮起,幾百輛摩托車一齊噗噗噴出廢氣奮力往前衝,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感動起來:這就是台北啊,我的城,骯髒而生猛。
對我來說,那個早晨陽光燦爛的南京東路復興北路口,就是這本書的起點。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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