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五十年的社會正義：同Jane Collective老前輩們的對話

今年的5月的第三個周末是芝加哥大學的校友活動日（Alumni Weekend）。在這個已經顯得略顯悶熱的天氣，即使是在以自由派和進步派爲主的校園内，整個活動也都籠罩在墮胎權受到挑戰的陰影之中。一方面，根據校方發佈的信息，本次校友活動日的若干個圓桌討論活動（panel）中，有一個特別節目：同芝加哥大學1972級校友、Jane Collective核心成員Sheila Smith的交流討論。這場活動的題目也直指當下的危機，命名爲“Before Roe v. Wade and After: The Story of Jane”（羅訴韋德案的之前和之後: Jane的故事）。Jane Collective是在美國墮胎權尚未通過Roe v. Wade判決得到保護的時代，活躍在芝加哥的地下女權團體。這一團體致力於為女性提供秘密而安全的墮胎服務。另一方面，根據社交媒體顯示的信息，校園内的左翼學生行動者團體，包括以廢警為主要訴求的Care Not Cops、以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獨立運動為主要訴求的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at UChicago等，則計劃在校友活動日當天前往校友活動現場進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

我在去年校園槍擊案之後，在同華人社群内極右翼種族主義者的對抗中得以結識Care Not Cops的若干活躍的社會行動者，也知道Ta們的許多理念。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 at UChicago則是在去年的槍擊案之後第一個站出來譴責某些華人學生和社會人士藉機挑動種族主義情緒的學生團體。他們舉辦的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當局非法侵占巴勒斯坦領土的活動我也多有參與并表示支持聲援。然而對於計劃在5月21日周六上午的這場抗議活動，我起初有些疑慮。一方面，根據Care Not Cops的社交媒體頁面的所顯示的計劃，這場行動會在上午十點半左右在校友日活動的主廣場（Main Quad）進行。然而這份公告卻沒有明確列出本次抗議集會的具體訴求：究竟是針對什麽議題而來的抗議呢？并且這次抗議，是準備如何同前來參加活動的校友們互動呢？都沒有説。此外，這份公告上還寫了這麽一段話：“Please don’t share it publicly on your social media because we would like to make it a surprise to the campus administration.”(請不要在社交媒體上公開分享它，因爲我們想把它變成一個給校園行政管理當局的“突襲”)。這句話給我更深的疑惑乃至不安：既然發佈在網絡空間了，相比校方是有辦法知道的，作爲讀者的其他學生是否在社交媒體上轉發，無非是一個概率高低問題。再者，雖然示威游行是合理合法的，但把它設定爲一場突然襲擊，會不會因此造成一些過激的衝突呢？考慮了一下，我最終安排了5月21日的行程：早上大約10點左右抵達Main Quad，以在校生的身份參與校友日活動（校友日活動是去中心化的，類似於一個游園會，因此人員密集度較高，但流動性也很强），同時等著抗議隊伍的到來，以旁觀者的身份看看他們到底是什麽訴求。然後計劃在11點30分左右前往學校的Logan Center去參加11點45分開始的、和Sheila Smith的關於捍衛墮胎權的圓桌對話。

因爲一些細碎瑣事，出門延誤了片刻，所以抵達Main Quad，辦理完活動注冊手續，然後挑選了幾款好看好玩的文創紀念品之後，游行抗議的隊伍就已經抵達了Main Quad。但是游行隊伍并沒有直接進入廣場，而是聚集在廣場對面一街之隔的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門口。抗議隊伍大約有30多人，分別舉著反對警察、要求將校園所提供的住房價格調整得更平民化、要求校方向芝加哥南城區的社區建設投入更多資金等標語，圍成了一個鬆散的圈，開始逐個講演並時不時有聲援的口號。我走去看了看，並接了一份傳單。根據這份傳單所顯示的，這一場抗議的主要訴求是認爲校方對安保方面的投入過高，但卻沒有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周邊社區的建設之中去。

這種訴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很多對本地歷史文化和政治語境不甚瞭解的國際生可能覺得困惑：爲什麽要一所并非政府機構的私立大學對一系列社會議題采取行動呢？事實上，芝加哥大學雖然不是政府機關，但在其自身成長為一所世界頂級名校的歷史中，曾一度扮演推動貧富分化、以邊緣化周邊社區為代價推動自身社區士紳化、默許自身掌管的校警系統對周邊社區過度執法等問題。此外，芝加哥大學雖然在法理上和其已經在1886年事實上停止運轉的前身“老芝加哥大學”并無繼承關係，但在部分場地的沿用以及部分科系的繼承方面，都事實上和“老芝加哥大學”有千絲萬縷的聯係。而“老芝加哥大學”在1850年代的啓動資金中很大一部分來自白人奴隸主的捐贈。這段歷史也讓外界用更嚴格的標準來審視芝加哥大學在社會正義議題上的表態和行動。基於這些背景，很多問題就能從更縱深的視角來得到詮釋了。

現場的氛圍倒沒有出現我原本比較顧慮的事情。來來回回的人，包括很多校友，都對這些集會者揮手致意。在現場有若干個校警駐守，但是從Ta們的神態、動作上來看，應該是集會組織方進行了事先報備，進而這些警察被派來維持秩序并針對可能的突發情況進行預防性警戒的。雖然CNC的核心議程就是廢除警察，但雙方并沒有發生衝突。想必大家也很清楚，我們所試圖質疑和解構的是一個不公正的系統，而不是去仇恨具體的個人。

集會結束後我前往接近校園邊緣地帶的Logan Center，並乘坐電梯抵達第九層，參加Sheila Smith的分享會。現場座無虛席，有許多1972級的校友，也有很多年輕的在校生面孔。在這些面孔中零星有幾個華人。1972級的校友都是我的爺爺奶奶輩年齡了。今天出席的這些白髮老者中就有四五個當年參加過Jane Collective, 屬於在社會行動（social activism）上的老前輩了。在開始的演講環節中，Jane Collective組織的核心成員Sheila Smith發表了細緻且有力的講話。她介紹了當初Jane Collective的簡要情況。

Jane Collective在1968年有一群主要活動在芝加哥及附近地區的女權主義者建立。彼時，墮胎在美國絕大多數地區都還不合法。當時的女性一旦有類似需求，只能選擇支付高額差旅費前往少數可以合法墮胎的地區例如紐約進行墮胎，或者用衣架等危險的方法進行自行墮胎，或者被迫生下孩子。這種荒謬殘忍的父權惡法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多種因素叠加下，無法支付差旅費的低收入少數族裔女性成爲最大受害者。因此，Jane Collective的主要使命就是，提供一個地下服務網絡來為有這方面需求的女性提供安全的且秘密的墮胎，同時盡力保護她們免遭美國司法機關的偵察和迫害。這個團體總前後有100多人參與，大量參與者都是有進步思想的年輕學生，很多來自芝加哥大學。這些人絕大多數沒有醫學學位，都是通過自學和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的方式學習如何幫助她人墮胎。在1968年至1972年之間，這一團體幫助超過11000名女性進行免費、安全、秘密的墮胎。在1972年，包括Sheila在内的7名核心成員被美國當局逮捕並被控殺人罪，面臨最高直至終身監禁的判決。Sheila回憶那段日子說，自己是第一次意識到後果的可怕，但依然堅信自己沒有做任何錯事，因爲女權就是人權。直到Roe v. Wade宣佈了墮胎權受憲法保護，針對這七人的指控被撤銷。她們回到學校繼續學業，并且有很多都在畢業後畢生投入致力於女性權益和健康權益的工作中。

當屏幕上顯示這一團體在4年時間内完成了11000例安全且秘密的墮胎時，全場響起雷鳴般持久不息的掌聲。然而如今，整整五十年后，這個確保了墮胎權的法案即將在極右翼法官控制的法槌下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旦這個法案通過，大量被共和黨極右翼控制的州議會將通過禁止墮胎的惡法。美國所謂的“州權”概念導致整個政治系統都畸形而病態地偏向於保守派和人口稀少的中西部和南部州份，完全讓少數宗教狂熱分子和反動軍火商利用有嚴重偏差的系統來綁架真正的民意。一旦Roe v. Wade真的被推翻，最多可能有26個州將陷入不同程度的反墮胎惡法之中。這并非一個偶然的不幸，而是美國自川普政權以來、自里根政權以來、乃至上溯至所謂的“國父”所根植的白人至上主義和新教文化霸權產生的衆多惡果中最新最毒的一顆。Jane的故事告訴我們，當惡法非法成爲現實、違法達義就是責任。

在之後的小組分享討論環節中，我是我們組別唯一一個東亞面孔。Sheila Smith和其他參與者，有幾位是在校生，有幾位是1972級的奶奶級校友，都問我，華人社區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簡要地説了我的觀點：華人社區對這個問題的關注總體不算太高，但年輕人明顯好很多，也有很多進步主義的聲音。但是保守派的音調在華社内部也很高，特別是針對很多幾乎不説英語且不瞭解美國本土政治語境的新移民，他們很容易受到來自華人福音派教會的洗腦，先入爲主地被植入親共和黨的右翼敘事。事實上這種場景是極悲哀的：新移民、留學生都有可能成爲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并且是更弱勢的群體，更沒有理由不去支持捍衛墮胎權。這甚至不是一個美國政治或者美國法律範疇内的事情，而是關於人類社會普遍的性別正義的話題。

當我把我的看法一一説出，特別是引用了bell hooks的理論來闡述性別正義和種族正義之間不可分割的交叉性，Sheila和其他與會者都表示贊同和支持。出身Virginia（維吉尼亞州）的Sheila順著我説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話題，講到了新任種族主義州長Glenn Youngkin如何利用大量家長對Critical Race Theory（批判性種族理論）的不瞭解和污名化而煽動恐慌並把學校扭曲成宣揚極右翼意識形態的舞臺的。雖然已經將要八十歲，她溫和的聲音中依然通過聲調和語氣流露著當年的堅定。我告訴她，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個無比崇高的英雄。她説，真正的英雄是無數默默對抗來自白人至上主義和父權制剝削壓迫的無名女性和其他性別的支持者。是的，如今，這個號稱自由燈塔的傲慢國家再一次在世界舞臺上展現出最粗鄙而骯髒的一面：白人至上、宗教狂熱、保守反智、性別暴力……但就如同Sheila説的，相比五十年前，有更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族裔、不同性別的人願意站出來，對極右翼推動的法西斯化、納粹化議程大聲説不。

活動結束後離開Logan Center，天下起了蒙蒙細雨。我打開印有校徽的栗色雨傘，從Logan Center走到書店，再穿過Main Quad，正好聽見鐘樓的聲響。鐘樓和Oriental Institute Museum之間的那塊場地就是早上抗議活動發生的地方。起初我略有擔心CNC、SJP等團體組織的rally（集會）是不是太瘋狂，但想想Sheila Smith和她的同伴們所做的一切，想必是更瘋狂而冒險的吧。這些年來，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什麽地方，總體上都還是慢慢在進步的。然而進步不是靠著恩賜、而是靠不斷的不斷的抗爭得來的。既然如此，又有什麽理由用“完成時”去審視當下的抗爭，而要求其納入建制的軌道呢？

2022年5月23日作於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