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筆者最近在閱讀當代哲學／政治理論過程中，對自身所處當下政治環境的個人思考筆記，在書寫風格上純粹是個人思考的紀錄，因此相對沒有無論是普及性書寫或學術書寫，那種公共語言的完整結構，與系統化的觀念說明，僅是為了記錄想法而放在這裡，若是想讀完整的系統性文章，讀者大可略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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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讀當代哲學／政治理論及近現代史，越是感覺整個世界正以難以想像的飛耀式速度應證了技術支配以及其伴生的各種「化約論」的自毀傾向（如今最普遍的一種或許是隨著生物科學技術在思想與知識上無限的擴張而獲得前所未有力量的「生物化約論」，各種主流生物科學、社會科學研究不斷用各種方式在告訴我們，人類所謂的「意義」、「價值」不過是演化的機制，或人類大腦複雜的神經元反應而已。）
這種現象當然可以全被解釋成「現代性」（modernity）的負面後果，但這種解釋本身也未必逃得過「化約論」的指控。我一點也不欣賞那種純粹「反現代性」的理論，主要原因是這些理論往往只從現代技術的支配性傾向與（為支配而生的）各種「化約論」的知識向度，「化約式」的再現「現代性」的本質意義，這種「本質化」本身與其批判的對象鏡像的相似，就像砲火猛烈批評西方強權的「文化霸權」、「東方主義」、「經濟支配」的非西方帝國，自身的正當性本來就鏡像的極端化再現了其視為仇敵的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形象，甚至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一樣。這種攻擊本身或許甚至可被視為「支配性權力」的辯證式應證（或強化），而非「顛覆」。
然而，技術／權力的加速自毀傾向卻是真實的，今日我們或許比任何時代都更容易也更切實地能夠想像、甚至預見「整個世界的消亡」景象（氣候變遷、第三次世界大戰乃至核戰爭的可能性，及就我們自身（台灣）而言，身處新極權帝國擴張前線的生存危機，無疑都是這種「毀面意象」的具體可能樣貌），愈是如此，愈需要對化約論的便宜理解保持警覺，更需要盡可能避免被自稱反對化約論、二元對立、文化霸權，卻通過反向操作強化了它的思考謬誤誤導。要阻止或減緩「世界消亡」的陰影逐漸逼近、甚至成為現實，就政治的思想層面而言，我們更需要突破現代性神話與毀滅詛咒的鏡像兩端，找出那個「失落的承諾」的真實身影，並且重新賦予它訴說自己的開放性語言：關於人類的自由、平等與普遍人性尊嚴的意義。
有些激進的批判性當代理論，指出現代自由與人權的承諾與神話之間的相似性，認為它不過只是另一種霸權，以單一文化所定義的人類形象界定全人類。這個發現並不能否定關於「人性尊嚴」的普遍承諾本身的正當性，否則「我們是否還一樣都是人」這個問題將變得無可討論，人類世界也將再次失去「可溝通性」，淪為原始的各個部落與帝國之間的永恆鬥爭，一種粗野而原始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將再次成為人類群體關係的最高準則。
事實上並非人性尊嚴的普遍承諾本身就是虛構神話，而是因為過度自滿的概念框架本身窄化、一元化、扭曲了普遍人性概念中蘊含的豐富潛能，在這樣失效的概念框架下再現出的現實，與現實本身的複雜多樣性是不對應的，而為了應對這種「不對應」性，自滿的「權力壟斷者」慣性的作法就是以權力強壓現實（當然也包括在其中每個活生生的人），強迫兩者相合（辯證式的歷史哲學本身的內在邏輯仍或多或少隱含著這個陰影），最明顯的案例就是以「進步」自居的帝國主義侵略與殖民。這樣的暴力，構成現代許多批判性理論反思的起點，然而其源頭卻不是現代性承諾的虛假性——這種支配權力更不應該成為批判「普遍人性尊嚴的承諾與要求」的理由——而是許多支配性概念對「現實的工具化理解」，或者換句話說，「對現實的虛構」，因此是「虛構且被異化的『現實』想像，被再現成了神話」，而非「人性尊嚴」的普遍承諾即是神話。
無法區分真正的承諾、支配性權力、及其極端化後的「全面恐怖」與「人性浩劫」（最直接的案例就是比帝國主義更恐怖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統治與擴張）、以及弱勢者為了應對現實的嚴峻條件所採取的（不完美、不理想、但仍有底線的）生存策略，這幾種不同情境之間的差異，把他們全混再一起，甚至錯置了批判對象所對應的現實情境，這本身就是支配性權力的自毀傾向在思想上最實際的表現，以理論為名的化約現實，甚至錯置不同危機的來源與嚴重性，只會加深我們與現實的斷裂，剝奪集體行動、回應危機的能力。
如果要在台灣找出一個這種「觀念與現實的斷裂或異化」的實際例子，我認為在當下我們面對的生存危機中，被扭曲的「反戰幻想」以及錯置責任歸屬的「戰爭與和平」敘事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實際案例。但另一方面，基於戰後以來不得不的生存依賴所產生的對美國及其狹義（窄化）自由民主形象不充分的片面理解，以及對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秩序，和東亞區域弔詭（且扭曲程度不一）的國家資本主義版本的過度迷信，也可視為一個實際案例。雖然比起向極權帝國投誠，或虛偽的反戰幻想，後者在當下的情況，威脅性並沒有那麼高。
這兩者剛好就交疊應證了對「現代性神話」的幻想，及對此的幻滅所產生的「極權崇拜」兩者的鏡像關係。而困難的是，為了讓弱者持續生存下去，百分之百的道德化要求是自我毀滅式的，注定行不通，就生存的現實而言，唯有在這兩種神話分別代表的對象中，選擇對我們自己不會產生直接可見毀滅性（而非抽象理論化的毀滅性想像）的那種與之暫時結盟，才有可能維持基本的生存。在地緣政治上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美國結盟來對抗中國的擴張與侵略，但若要期望長遠而言，能一點一滴在艱困處境中相對健康、自由的生存下去，至少在非關外交與國防的事物上，是無法迴避對「另一種神話」的虛構性進行反思的。即使現實上必須與其代理者（美國）結盟，在思想的層面上，經由對這種神話的反思，避免我們對自身的理解完全只反映了我們與之結盟的那個神話代理者加諸於我們身上的形象，仍是一步步在有限的條件下，實現獨立自主、平等尊嚴的必要條件之一。
在我看來，台灣是東亞最有機會將現代性的「自由承諾」與「支配權力」至於一種緊張平衡中（而不是使兩者斷裂、走向自我毀滅）的國家，因為我們的身世起點本身就是在東亞區域與世界史的交會之處，由一塊塊不同歷史時期的「帝國統治碎片」，慢慢累積構出的主體性，是東亞目前的事實國家中，最具有非本質化多元潛力的民主國家。然而一方面這個「自帝國碎片中而生」的政治主體，自我完成的最後一哩路，被扭曲的繼承了東亞大陸單一民族國家想像／恢復天朝遺志的新極權帝國綑綁起來，企圖消滅我們這百年來所有一切的存在足跡，徹底成為多餘的附屬之物。同時間，台灣也無可避免的又在新的兩強對抗中同時被美中雙方的自我形象「再現」，嚴重干擾了我們形成主體過程中的自我認識，不只在結構上使我們遭遇巨大生存危機，更在思想上嚴重限制了我們理解自身潛能與資產的能力和空間。因此在努力艱難生存下來的同時，解構這些多方支配權力強加於自身的形象，從自己的身世中理解我們的潛能，定位自己的存在意義與共同責任，並積極參與世界仍是必要的，也是為了生存、自由與尊嚴不得不的選擇。
樂觀來說，或許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台灣仍然隱藏著廣義「世界和平」在東亞區域的「在地鑰匙」：但是能夠發現並啟動它的可能性並不高，且絕對不是像現在這樣鼓催向極權帝國輸誠，或幻想自己能成為中立第三國、化解美中對抗的這種自毀式的虛構想像，東亞區域的和平，根據歷史經驗的事實，在現階段唯一且真正可行的道路是抵擋住東亞大陸上的極權帝國的稱霸之夢。但是，認為這一切只要靠永久依託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中，甚至因此覺得不須追求自身國家地位的正常化都無所謂的觀點，也不可能是長久可行的出路。越是危險，越無法安適，這個道理在思想上也是完全適用的。或許這就是從思想角度希望對現實有所貢獻的台灣人，最需要一起承擔的共同責任也說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