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為政第二）。
人類獲得新的知識有兩條途徑。一是從過去的經驗中總結出規律，外推而用於解釋現在和預測將來，此為歸納法；二是從已有的一般性前提出發，推導出具體的陳述或個別結論。孔子的溫故而知新當屬於前者。
但這是一般性和擴大性的理解。這裡，孔子並非要對人類知識如何產生做出闡述，而是有所針對。
孔子這裡的『故』，毫無疑問地是指周禮。孔子的一生的抱負就是要『克己復禮』，主張恢復周朝的禮樂制度。『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第三）。又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第三）。
然而，孔子並非完全照搬，而是為周禮注入了『仁』這個內在依據，認為『仁』是『禮』之本，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第三），這就是孔子的『知新』。孔子認為禮樂制度是可以根據時代發展而增減的，要與時俱進。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為政第二）。
但另一方面，孔子也曾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述而第七）。孔子認為自己只是傳承了過去的典籍，並沒有創建新的內容。這與『溫故而知新』似乎矛盾。前人的解釋，一說是孔子謙虛，一說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聖人之位，故不敢言作。
但就孔子的成就而言，大部份確實是述。如朱熹之言，『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創新的少，說是『述而不作』也恰如其分。
2017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