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過了一個平凡生日，再也找不到理由否認，自己已經四十歲了。
上禮拜有學生問，哲學系的人可以賺什麼錢？這問題並不難答，基本就是知識產業鏈，儘管變現方式各有不同，至少都找得到成功案例。
真正困難的、也更應該問的是：怎麼知道我適合走知識普及之路？或者換個角度問：怎麼把我的文史哲知識興趣，或說社會、政治、文化的宏觀剖析，變成可以謀生的職業？既然四十歲了，多少應該論述一下這類問題。大學教授先不談，單論講師、作家或知識網紅這一塊，如今世道，這三者通常一起搞，偏重不同而已。
(編輯、編劇、翻譯之類，或各式倡議、公益團體，甚至選舉幕僚等，應該也是可能的路，但我完全不熟。)
先講結論：「知識興趣」是有門檻的，過了這門檻才可能把這條路走穩。由於不確定性太高，如果你的興趣不夠堅定，或說動力不夠強，很容易就中途放棄了。世上搞錢的方法很多，這絕不是好賺的一種。
那門檻又在哪裡呢？老實說，我也沒有特別好的指標或測量機制，但有個東西頗具參考價值。
那就是存在危機。
遇過存在意義危機的、體驗過人生觀、世界觀快要崩潰的，或發現真相與世界一直格格不入的，而且最終能靠自己慢慢克服它，進入心理防衛機制高階段(昇華、補償或幽默)的人，就能夠走穩這條路。
我以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自述為例。他的父親不算特別有名，卻是當時英國學術社群的有力份子，與休謨同鄉並平等論交，偶爾還跟邊沁一起渡假。
彌爾從小得到父親的刻意培養，不信宗教、博覽群書，以邏輯分析為最佳的求知方法，自稱政治經濟學派，想辦法要讓菁英、全民的利益達成一致，而非總是前者榨取後者。
(他還贊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限制人口成長，可以維持工資在一定水平之上。但好像沒人拿類似論點出來，說少子化也不錯。)
按理講，在這樣物質不缺、知識充足的環境裡，應該無憂無慮、穩步發展。但在彌爾二十歲左右，也沒發生什麼大事，忽然就遇到了存在危機，對一切事物都失去動力。
他找到的首要戰犯，就是邏輯分析。簡而言之，分析把情感的地位都給弄沒了，所以他說：「分析的習慣對深謀遠慮和洞察力來說是有利的，但對熱情和德行來說卻永久是根部的蛀蟲。」
在此之前，彌爾有意識到自己的快樂，是以一個社會國家的改良者自居。只要這改良需要很長時間，遠超過人的一生，既然目標還達不到，這快樂就不會止歇。
至少這是他對自己的理解。有點像大家打遊戲，儘管我們知道遊戲有破關的一天，但管他的破關再說，現在好玩就行。
可是，存在危機襲來後，彌爾開始認真質疑這個說法，甚至自問改良完成、遊戲破關後，就會真的更快樂嗎？答案是不可能。
到了後來，這種決定論思維，還演變成一種「原來不是我在下決定」的恐懼：
「我覺得自己好像已被科學證明是一個受過去環境支配的無能為力的奴隸，好像我的個性和所有其他人的個性都由我們控制不了的力量造成，我們對之完全束手無策。我時常這樣想，要是我能不相信環境形成個性的理論，這對我是何等的寬慰。」
第一次發作期間，延續了一年多。最終彌爾靠讀詩(他還說作者詩才並不頂尖)，回憶自己到歐陸壯遊時，那種山川秀闊的感受，一切才慢慢好轉。之後雖然又遇到幾次類似情況，但都沒那麼嚴重了。
他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在情感(或說人生觀、價值觀等)尚未完全建立以前，受太多的分析訓練，可能適得其反。內心修養、邏輯分析必須並重。
彌爾的部分就說到這裡。其實我讀的時候一直覺得，放在中國哲學的脈絡裡，這段過程八成就被說成是覺悟。什麼楊慈湖扇訟大覺、王陽明龍場悟道，都是長久以來的某種疑惑，加上特殊經歷催逼，又看似偶然地得到答案，從此一通百通。
只是各人的遭遇緩急不一。楊慈湖沒有大風大浪，又靠陸象山三言兩語打對點；王陽明則是被宦官權奸大弄特弄，內外交迫下獨自有了啟發。
這種危機／悟道的經歷，或許不是完全必要。但若真的走過這一段，無論是早是晚、是長是短，是驚濤駭浪還暗流沉潛，這些知識會真正內化到人的性格當中，真正開始形成某種思想風格。小者看透人生，大者開宗立派。
這東西看來頗有隨機性，但我相信它是天賦、性格、教育、經歷、自主思考等一系列因素，綜合起來的結果。也相信它是從事知識普及的重要支撐，至少在這道上混，很難人云亦云下去，必須找到自己的特殊角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知識發達的現代，很多問題都有號稱官方、標榜專業的解答，所以真正困難的反而是，找到自己心悅誠服的那一些，然後繼續玩出新花樣。
存在危機或許不必要，卻是一種利於辨認的符碼。反過來也可以說，若不曾有過類似的危機感，或至少是同等強力的心理動機，那知識普及就會非常累，不太容易走得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