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時間,我們透過人際與團體等相互的關係,可以認知「我是誰」這個命題的一個面向。但,除了「現在」這個時間點外,每個人都背負了過去,因為「過去」才造就了現在的自我,透過不同文化圈、家庭、教育等等時間的塑造,每個人才能成長為一個獨特的個體。
因此,歷史是自我認知的一個重要因素,少了時間軸的思考,將讓我們缺少自我了解,並對未來作出錯誤的判斷,這也是歷史學成為人文學科裏一門悠久學問的原因。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正如Dilthey(引自Rudolf A. Makreel, 1975)所言:「人的—社會的—歷史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人類漫長歷史的產物。當我們張開眼睛「看」這個世界時,這個世界所呈現的面貌,只能是我們所「看到」的面貌;而我們之所以會這麼「看」,以及這麼看「我們所看到的世界」,也構成了「我們世界」的一部份。
對於「內在時間意識」的分析,哲學詮釋學的研究:當我們「看」世界的時候,不僅涉及了「過去」、也涉及了「未來」,即是說,我們之所以會這麼「看」, 是以「過去」為基礎;而在我們這麼看「所看到的世界」中,也必然包含了「我們對未來」的前瞻。
近代「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論戰,經歷 1990 年代「台灣命運共同 體」的呼籲,在 2000 年代,自己曾經走過的成長階段⋯⋯;「中國」與 「台灣」成為一再被掏空,而重新填充的符號,也成為政治舞台上,藉以 思索「文化身份」的媒介。
攤開一張世界全圖,我們立足的島國會長大?還是會縮小? 島嶼會不會伸長手臂,像半島一樣的攀連上大陸?地殼會不會壓擠變化,導致島嶼永遠的飄離走遠?
(一些台灣人慶幸著花蓮403地震板塊位移,「看能不能離中國遠一點。越遠越好」、「希望往日本的方向移動,離隔壁惡鄰遠一點」。) 台灣居民複雜曖昧的文化身份,表露於台灣介於中國與日本間,文化認同的矛盾狀態。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會改變:帝國、語言、思想、技術、態度等等。然而,即使事情發生變化,許多事情仍然保持不變。變化和連續性共同構成了歷史研究的基礎,因為歷史學家試圖理解社會和文化隨時間演變的方式,以及某些元素保持不變的方式。透過考察變化和連續性,歷史學家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人類經驗的複雜性。
中文裏「歷史」這個名詞包含兩個意義:一是過去所發生的事件的總稱,重點在於過去(Past)。二是「歷史」(History)是對「過去」的論述或編纂的知識。上述兩點,旨在區別「過去」和「歷史」的不同:「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
時間的流逝是連續性的,即「現在」連續性地變成「過去」。但過去的時間,所遺留下的事件資料,卻是不具備連續性的,是零碎與時間斷裂的大量各式資料,我們稱這些過去的資料為「史料」;歷史學家們(或稱歷史工作者)便整理這些史料,由過去的諸多遺存取材,書寫或論述而成為「歷史」;由此可知,「過去」和「歷史」是完全不相同的兩件事。
史料是歷史的基礎,脫離了史料,一切歷史知識都無法成立,這也是歷史與文學或哲學最大的不同處。歷史知識必須來自於具體事物的具體思考與批判,「堅實的事實,只能得之於最下層的史料中」,卻是不移的事實。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我們可以說:唯有透過史料,歷史才能說話。
為了研究變化和連續性,歷史學家研究不同類型的事件隨時間的推移,並根據主題或主題對這些事件進行分組。根據類別分解歷史事件使人們更容易識別變化並研究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人們的影響。事件的類別包括:
「變化」是指與以前發生的情況明顯不同的事情。
變化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文化、政治制度或人類經驗的其他面向所發生的改變或轉變。變化可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包括技術進步、自然災害、戰爭、社會運動和經濟發展。它既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並且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影響個人和社區。
歷史的變化通常發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而且往往很難確定變化的確切時刻。因此,選擇歷史上兩個不同的時刻並進行比較是比較容易的。例如,將公元 2 世紀與公元 4 世紀進行比較,或將 1600 年與 1900 年進行比較。然而,當歷史上的某個特定時刻發生突然而明顯的變化時-通常是單一事件的結果,該事件通常被稱為歷史上的「轉折點」。
並非所有事物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有些事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有時甚至持續到現代世界。「連續性」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事物保持不變、相對不變。這可以包括長期存在的傳統、文化價值或政治制度,儘管其他領域可能發生變化,但這些傳統、文化價值或政治制度仍然存在。
連續性提供了一種穩定感和與過去的聯繫,有助於塑造社會和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的發展。
「過去」隨時間流逝後,留下無數浩如煙海的史料,雖然無法重現時間的連續性,卻依舊是龐大數量的時間遺存。
一個歷史學家選擇史料以後的結果,不會對歷史判斷的方向產生影響,但是任何人窮畢生之力,不可能把研究對象全部史料完全搜羅殆盡,就好像一個地理學家畫一張地圖,他不可能巨細靡遺的重新建立他所研究的地理實況,除非在宇宙間給他另外一個地球,讓他去畫圖,才會一對一完全一樣,所以,地理學家筆下的地圖一定是百萬分之一、十萬分之一,一定有所選擇。
同樣地,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也必須在眾多史實中有所選擇。這個選擇如果不影響歷史判斷,那就是合法的。因個人的好惡,那將會使歷史事實產生偏移,造成歷史假象。這樣的主觀稱為「非法主觀」,因為其選擇史料的方式,是基於個人偏好,並影響了對歷史的判斷。
史家憑籍考證後的史料建構歷史事實,因為史料具有斷裂性,並且數量龐大,所以必需經過研究對象範圍的選擇,與事實建立時的史料運用的選擇,其最高的目的乃是建立客觀的歷史事實。或許完全客觀是一種理想,但避開非法主觀的史料選擇,是歷史學者應有的認知與方法。
書寫《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研究》的法國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宣稱:我並沒有說話,是歷史通過我來說話。就表示歷史是完全客觀的,歷史學家不過是個工具,史料與史學方法控制著歷史知識的產出。
歷史研究最重要的是材料,材料完備就可以得到完備的歷史,所以材料越完備越好,有了完備的史料,就可以寫出一部最後的客觀歷史,史學將是這樣一個「高貴的夢」。如果這樣完全客觀的夢想可以實現,那史家的工作不過是考證史料,排比史實,於是歷史即會出現其自身的意義。
在這個啟蒙的氛圍之下,歷史學家吉朋是反宗教、反基督教的,所以他把羅馬帝國衰亡的責任歸因基督教。舉這些著名的例子是要說明:歷史解釋常常不能自外於解釋者的文化思想脈絡。
尋求更高程度的客觀歷史解釋
自從後現代學說興起,席捲社會科學與文學領域後,多人對歷史學的客觀性產生了懷疑,認為:
歷史是無窮盡的,也是不確定的。我們雖然盡力以確定的方式說明過去的事實,但是我們能做的其實只是陳述我們對歷史的印象而已。
但透過所述的近代史學方法,歷史學家們仍然力圖在諸多不確定的因素下,建構客觀的歷史知識。
從史料遺跡來看,「過去」的確遺留下歷史事實。歷史學家們也透過更嚴密的方法論,以更客觀、更反省的姿態,企圖尋求更高程度的客觀歷史解釋。
「歷史沒有真相」,或「歷史真相因詮釋角度而異」,歷史的真相可隨人的解釋角度而變,剩下來的就不是「我的」問題,而是閱聽人或讀者自己的判斷。缺乏歷史縱深與歷史判斷的各說各話,不同觀點之間沒有對話,只有選擇(或不選擇)。
不見、不聽、不聞,不能改變它曾經存在的事實,重點是處於後世的我們能以什麼觀點來看待這些已成的事實。讓社會長期處在各說各話的狀態,都只是選擇從歷史中逃脫,唯有正視歷史中那一切的好與壞,才讓我們更珍惜、更接納現在的樣子。
要創造一個有反思能力的社會,並沒有什麼上游、下游的區別,它其實是互為因果,相互為用,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只是整個社會歷史意識的縮影,一個欠缺歷史意識的社會,不可能培養出懂得反省過去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