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馬卡道族(平埔族群之一)的文化復振路徑,除了透過祭典的「恢復」之外,近年的另一個路徑,就是想透過衣飾文化的復振來標示自我的族群身份。在平埔族群希冀被原住民社會認可的過程中,衣飾文化是最能夠彰顯族群群體感的方法之一;然而,由於馬卡道族的部落社會在過去兩百年間遭逢劇烈的變化,使得所謂的族群衣飾型態只能從博物館典藏或少數的民間收藏來取得資訊。
在馬卡道族及周邊平埔族群如西拉雅族、大武壠族的文化復振現場中,由於文字史料的缺乏、面臨族人記憶的斷裂,經常出現對這些或那些刺繡品所展現的物質文化的詮釋權競爭問題。然而對我來說,與其(粗暴地)很快去分類、聲稱哪件東西是西拉雅、大武壠、還是馬卡道族的,或者是不是漢化的表現,似乎都有些急切了;可能反而也要去問,那麼,馬卡道的美感經驗是什麼?加蚋埔、赤山、獅頭的美感經驗是什麼?我們能不能去觀察、經驗、紀錄當代部落對圖紋的解釋是什麼?對衣飾搭配的判斷是什麼?會如何選擇重製的形式?如此調整提問的框架,搭配釐清繡品來源脈絡的工作,或許才是在當代真正能夠去貼近族群/部落文化生活的提問。
以我的觀點來看,「族服」的概念本身,就是現代性的產物。人們之所以要為9族、或者16族原住民,標記出差異性的、異於漢人的服飾模板,這個企圖本身就伴隨著殖民治理的需求。(日本時代製作的「世界人類風俗人偶」及「日本帝國人種模型」或許是最經典的呈現了。)
無論如何,當馬卡道族群內部也開始辯證何為「族服」、何為「表演服」、何為「文化服飾」之時,或許,從對實體物件的觀察和理解中切入,有助於讓我們在面對「創新」或「仿舊」的爭論之前,先稍微停下來,感受「物」的本身要告訴我們的訊息。
2023年6月,這是我第三、還是第四次,進到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的庫房。在過去的刺繡文物檢視經驗當中,第零個步驟、所有量測紀錄開始之前,是需要「判斷正反面」。
之所以需要先判斷物件的正反面,有兩個目的:第一,後續才能夠更有效的理解圖樣、形制的邏輯,例如,繡者是想要用實心的繡面表現圖樣、還是想用反白的空間表現圖樣?(類似陰刻/陽刻的判斷);第二,先對正反面有判斷之後,之後可以更有利於判讀物件的生命史,例如如果注意到物件的不同區塊有不一致的圖樣表現邏輯,便可能可以朝著物件有多人經手的方向思考。
初步判斷正反面之後,接下來,便可以依序紀錄量測:
1. 物件各維度尺寸
2. 物件、繡線用色
3. 物件整體形制
4. 配件、接件的處理細節
5. 其他細節觀察,例如材質、技法、顯著特徵等
接著,我分別用幾個物件檢視的觀察來舉例:
這種米白色相間著紅色系的斷色風格,以0.5-0.8公分不等的用色,不間斷地將圖紋向前推進的方法,在屏東馬卡道地區大量出現。紅色系的區塊,有時是鮮豔的亮紫色、有時是深沈的棗紅色,唯一相同的是,米、紅色間隔的寬度和頻率,與圖樣的對稱性並沒有直接的關聯——也就是說,早期繡者們推進圖案的節奏、與換色的節奏,是兩股錯落教織的步調。
目前我們用檳榔袋俗稱這種船型的揹袋,實際上是援引自阿美族alufu的漢字稱呼,阿美族有明確的、裝檳榔的慣習和用意。台大這裡,我們物件的典藏名稱寫做「織花布袋(菸草袋)」,而我們也尚未能確知馬卡道族使用這種揹袋的目的。目前可知自屏東馬卡道區域發現的檳榔袋,有斜角船型、也有圓弧袋型。
而不管是阿美、排灣族檳榔袋,也常見在主袋口之外,蓋面裡還有一個夾層小口,可以通往第二個內層,通常第二層的大小也跟主袋的大小相同。屏東馬卡道目前現存三顆檳榔袋也一樣,蓋面裡都有夾層小口,但是,這顆黑色布底的織花布袋,內層的形制卻是從未見過作法。
沒有刺繡花樣的背面布底,平時經常被我們忽略。過去我進庫房,看過這顆檳榔袋已是第三次,但這天在足夠的光源下,我們才突然發現有一條不明顯的針路框出一個歪斜的口袋區域。
為什麼要刻意框出一個小範圍的口袋區域?為什麼口袋區域朝著右側歪斜?和揹在身上的方向或手勢有關聯嗎?也許,若再看到更多類似的形制設計,可以找到更充分的推論。
用貼布繡、釘線繡和輪廓繡構成主要形體,間或鑲嵌銅色刀兵、綴以銀珠,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套繁複精細的多層次雲肩。
這種雲肩結構,中國婚儀中亦有霞帔、也存在於貴州侗族的民族服飾,而阿美族部落中也有以alusaysay稱呼的花肩。
在加蚋埔,也留存一件這樣的雲肩,典藏資料中紀錄的名稱是「婚禮用霞披領圈」。
由於我在排灣族佳平部落參與青年會,佳平的乾媽家庭也經常準備排灣族的配飾,女性身上繁複、清脆的銀飾總讓我艷羨。沒想到,在出自加蚋埔的文物上也發現了精緻、手打的金屬片,鑲綴的漆色是紅、藍、綠,而非排灣族常見的紅、綠、黃;而金屬片邊緣也可以清晰見到壓印的裝飾痕跡。
早期,在臺灣大學典藏數位化查詢系統中,列在馬卡道族分類下的物件,是沒有這件編號198的頭巾的。
據說,是胡家瑜老師在編纂《針線下的繽紛:大武壠平埔衣飾與剌繡藏品圖錄》(2014年出版)時,認為這件原本在典藏分類下列於大武壟族的刺繡物件,更可能接近馬卡道的來源,才變更分類(歡迎光臨)(?)。於是,此件由伊能嘉矩搜羅進帝國大學的物件,這次便是我們第一次看見他的真實模樣。
我們已無法當面向胡家瑜老師探詢,她是如何進行這樣的判斷;但近距離看見這件精細的頭巾繡紋時,熟稔大武壟繡紋的繡女姊姊也表示這件頭巾的用色和繡紋是她陌生的。這種,無意鋪滿整個布底、以金黃和藍、綠、紫色線配置跳躍圖樣的傾向,確實也與我過去看過的馬卡道繡片有相似的性格。
由於有部分破損,過去一年這塊頭巾才剛由文物修復老師精細地加固過,我們是在修復後第一組看到她的訪客,繡線成色仍閃耀著細緻的光芒。
這件頭巾繡片以一字繡(數紗繡)為主要技法。透過文物檢視,除了看出物件的技法之外,還能做什麼判斷嗎?有的,我們可以去判斷繡者是如何、用什麼順序和邏輯,去鋪滿整個繡面。是先從左向右、還是由上而下?是上半部整個完成才做下半部嗎?還是上半部先做到中間、接著也把下半部做到中間?
我們找了很久,終於看到很細微的線路,證明這件頭巾是先完成上半部、再完成下半部。
這種判斷的用處在於,當有一定數量的繡片可供觀察時,我們便有可能依循如何鋪滿繡面的邏輯,去分辨來源或區域的差異。
這是一件紀錄為「新娘腰帶」的紅色布底一字繡(數紗繡)作品,這是我第二次在庫房看見她。第一次檢視時,我注意到:頭尾兩塊繡片之間、連結的長條布塊,剪裁不齊、收邊潦草,只覺困惑,卻並未多想。
第二次檢視時,根據藏線頭位置、一字繡「換行」的處理,便能對繡片區域做正反面的判斷,同時也確認此件繡品的收邊縫份是「往正面折」的(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域/族群特色,但請容我搜羅更多案例後再分享)。然而!連結兩塊繡片的長條布塊,其收邊縫份卻是「往背面折」的。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差異,能讓我們產生一種理解是:繡片的製作者、與連結起兩塊繡片的人,很有可能是不同人;連結兩塊繡布的那位,要不是倉促而就、要不就並非專業繡者。
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推斷?我們仔細翻看,發現在連結兩塊繡片的長條布塊上,有非常局部、未完成的帶狀小碎山。這些小山,是用較基礎的十字繡完成、而非主要繡片上的一字繡技法。為什麼製作到一半就放棄了呢?這條沒能走完的小山路,發生在出嫁前後的哪個時間點呢?我們暫時沒有答案,卻被深深著迷。
現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內的典藏,與馬卡道族明確有關聯的實體物件,僅有12件。
其中的刺繡物件有明確的收購對象和位置,是來自加蚋埔的「潘丁」,但經過加蚋埔後人搭配日治時期戶籍謄本的重新檢閱,認為「潘丁」很有可能其實是其家族先輩「潘丁號」,只是在文物採集典藏紀錄過程中佚失了最後一個字,而繡者則很可能是「潘丁號」的妻子「潘阿娘」。
而潘丁(號)及潘阿娘的孫子,潘豐慶老先生,目前健康且愛好極限運動,有幸在家中保留下一批狀況相當良好的刺繡物件,並與台大此批物件有相當顯著的相似之處,期待之後再仔細分享。
自2019年開始投入馬卡道刺繡工藝的探尋後,初步掌握了屏東地區幾乎所有私家收藏、機構典藏的、明確與馬卡道部落有關聯的刺繡物件;2023年後,也逐漸開始檢視專業收藏者、其他機構中,來源不明或僅標示與「平埔」、「南部原民」相關的刺繡物件。
每一次與繡片物件面對面相對,都能打從心裡升起一股難以明言的,交雜戀慕與悵然的情緒。在一組組丈量長寬或色號對比的數字之外,有太多透過物件細節打開的視野、藉著同行前輩討論間獲得的學習;而這些,每一次「啊哈!」的頓悟時刻,實難以在物件紀錄的文件檔案上標記;便想著,該來以筆記形式,記下此一路上的體會。
筆記呈現出我當下的理解和嘗試,然而刺繡工藝與台灣原住民族之間的關聯仍有很多未解的謎團,希望有經驗的閱讀者們能夠一同交流、討論。
如果把刺繡單純當成一門工藝技術的表現形式,那麽,或許很快就能達到對話的盡頭;但如果我們將她視為一種物質文化、理解過去生活型態的路徑,或者甚至將每個物件視為敘事的核心,那麼,我們或許就能不間斷地拋出更多提問、前往更隱微的謎團。
台大人類學博物館|黃維君、蘇郁晴、林泉吟
大武壟族小林部落|劉怡均、賴建宏
馬卡道族部落夥伴|張凱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