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冒業
直至今天,推理讀者仍會習慣性地將日本推理小說區分為兩大類:重視邏輯解謎的本格派和透過描寫警察的偵查過程勾勒出社會問題的社會派。可是正如前文〈真實感的典範轉移〉提到,社會派推理難以繼續沿用由松本清張在50-60年代確立的典律。那在21世紀書寫社會派推理,有沒有其他方法?本文將介紹一位作家深綠野分以及評論家藤井義允在2023年發表的文章〈作為「想像」的社會派——深綠野分論〉(想像としての「社会派」――深緑野分論),藉此提供一種當代的社會派推理書寫方式。
深綠野分在2010年憑著短篇小說〈秘密庭園的少女〉入選東京創元社的第7屆「Mysteries!新人賞」佳作出道,並在2013年出版首部個人作品短篇集《秘密庭園的少女》。後來在2016年更憑著《戰場上的廚師》入圍第154屆直木賞、第18屆大藪春彥賞和本屋大賞第7位。到了今天,深綠野分已經累積了三次直木賞入圍記錄。儘管深綠最近曾在推特表達出對作品銷量的焦慮,但單論內容而言確實維持了一定水準,文壇的反響亦大多是正面。
藤井在文中指出,深綠不少作品的特色為利用龐大的資料搜集去呈現異國的人物、土地與歷史。例如《戰場上的廚師》的便以一名在1944年盟國反攻德軍時的美國陸軍食勤兵為主角,與戰友們破解在戰場上遇到的各種日常謎團;其出道作《秘密庭園的少女》也存在與異國戰爭背景相關的謎團(為免爆雷不在此詳述);2019年的《柏林會放晴嗎?》(ベルリンは晴れているか)的舞台更設定在德軍戰敗後的柏林,主角是一名在駐德美軍食堂工作的少女。
由此可見,深綠的小說常常採用不論時間和地點都和現代日本人相當遙遠的舞台,不少更與「戰爭」有關。類似的題材自然不可能像昔日的松本清張那樣可以從自身經歷、親身前往取材或田野調查取得寫作的養分。但有趣的是,深綠曾因為《柏林會放晴嗎?》而有機會跟在德國出生、後來到日本留學並定居、自稱「職業是德國人」(職業はドイツ人)的Marei Mentlein(マライ・メントライン)對談。Marei提到,她認為深綠這部作品正正因為不是來自德國人的手筆,反而能寫出他們自己無法書寫的東西。這身為德國人的她對深綠以「局外人」身份書寫「異國戰爭」的作法的明確肯定。
深綠的「異國戰爭」書寫之所以細節飽滿是靠著龐大的資料去豐富故事的背景。可是無論加入多少真實材料,故事仍是虛構而不是非虛構小說或歷史小說。可是藤井表示,當我們觀看戰爭的紀錄片或非虛構文學時,總有一種自己只是遙遠的聆聽者的區隔感,自身無法親歷其境。可是虛構小說不同,以第一人稱的敘述會使讀者更容易代入主角的處境和經歷。換句話說,深綠的「虛構的異國戰爭」書寫正因為「遙遠」(且虛構),反而更能「接近」(代入),並從中體驗到真實感。
和書寫「當下」的松本不同,深綠是在書寫「過去」。然而深綠曾表達她筆下的各種問題例如戰爭造成的死亡、仇恨、歧視、苦難等狀況今天也仍然在發生。可見她心目中明確存在著借發生在過去的虛構故事,去類推當代社會議題的「問題意識」。藤井因此認為她的作品屬於新型態的社會派推理——一種「作為『想像』的社會派」,其作品比松本更活用虛構的力量。繼深綠之後,近年亦有逢坂冬馬以二戰蘇聯為背景的《少女同志,向敵人開槍吧》和小川哲以日俄戰爭為背景的《地圖與拳頭》(地図と拳)等。可見類似的書寫方式已逐漸被日本大眾所接受。
最後,我們跳出深綠作品和藤井觀點,略為思考一下,「作為『想像』的社會派」能不能擴大至不單侷限於借助真實材料的「擬歷史」書寫,而是徹底的虛構,例如直接採用科幻和奇幻設定的推理小說?如果可以,那麼要滿足哪些條件,這些作品才會成為社會派推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