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看醫生遊戲〉
似乎玩文學的人從小都有某些痼疾。
〈看醫生遊戲〉一文中，朱宥勳詳列自己的童年痼疾，輕微氣喘、心律不整、鼻竇炎……等等，多次進出醫院，對醫療流程、器材、以及當中的規律「久病成遊戲」，甚至一度立志當醫生。我個人是小時候氣喘、肺炎、過敏性鼻炎、體弱多病，胃口不好之外，齒列不正讓我經常蛀牙，小小年紀就有根管治療的經驗，小學時還動過一次唾液腺結石的手術。我並沒有如朱宥勳那樣的玩心去觀察醫院的一切，相反，一種「又來了」的煩躁感總是縈繞不去，最後「習慣了」。
童年經常跑醫院的結果，是我比同齡人上醫院還要「情緒穩定」。抽血、打針、吃藥、住院等，逐漸變得「親切」起來。
跟多數體弱多病的人一樣，我們痛恨自己的身體，上面這一切只是苦中作樂。
由於我們只能做靜態的活動，加上壓力的緩解，門檻最低的娛樂就是吃，因此都有一段長胖的過程。我個人是在小學五、六年級碰到一位高人，打開我的胃口，讓我從極度挑食的瘦弱男，觸底反彈逐漸往胖的方向狂奔。雖然嘗試過一些運動，例如羽毛球，但終究沒有形成習慣，從未被歸類在「體育派」。除了國中班導強制要我們每天放學跑十圈學校升旗場（很大，大到給人當停車場那種）外，我依舊是被穩穩地歸類在「讀書派」那邊。而這，也為後來的一系列苦難埋下伏筆。
第三篇〈坐監實習生〉
這篇文章朱宥勳描寫自己國中時就讀寄宿學校－－由於他不止一次在行文中威脅如果成為教育部長，會用各種合法和不合法手段搞倒這所學校，所以沒有寫明是哪間。
中學時期大概是我們每個人真正品嘗到「規訓」的時期。青春期荷爾蒙發達，各種層出不窮的少年煩惱，卻又是重要的人格形塑期，培養知識、專注、學習能力和品味的唯一階段－－因為大多數人離開這個階段就很難主動去獲取新知了。
相對地，這段時間也可能是思考和創意的迸發期，尤其在傳統老舊教育模式下，反抗與權威有機地結合，原先苦難的牢窗生活，成為日後肥美的談資。
朱宥勳在這篇文中詳述自己待的學校可能連「監獄」都不如，監獄好歹有個一小時放風時間，學校則沒有。連洗澡都定時、定量，提早體會什麼叫「戰鬥澡」。除教科書外的書籍一概不認，連《古文觀止》都不准。除非老師簽名允許，但標準相當浮動甚至可笑。例如朱宥勳被沒收了一本《科學人》雜誌，是理化老師沒收的。順帶一提，我高中的國文老師則是沒收了《林榮三文學獎選集》。
「很多老師大學後就沒在看書了。」－－朱宥勳在網路上，在文章中都有此言。我雖然半隻腳踏進教育界，也不敢說是不是真實情況，但以我目前接觸到的師生而言，確實如此。課本以外的世界，他們跟世人一樣聰明。
從《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到《返校》，台灣壓抑的校園生活一直是創作的題材庫。因為天然就有「反抗」與「威權」的對立感，無論是悲喜劇，都有發揮的空間。朱宥勳用了大篇幅書寫學生如何跟師長鬥智鬥勇。其中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朱宥勳描寫學生將課本算好厚度，割開後放違禁書進去。當他把這段故事轉給他的教授時（當時他正在修教育社會學，回母校訪談學弟妹），教授苦笑：「你說這些學生費盡心思藏的東西，是書？我在美國高中有碰到一模一樣的藏法，但人家藏的是槍和安非他命。」
我自己是碰到有同學可以做到調整頭部的角度，外觀看起來像是在午休，實際上在看小說，天衣無縫。
當中的重頭戲，就是「校園文學圈」的誕生，由於什麼都不能幹，學生們竟然提筆創作故事。這有個絕佳好處是，師長會以為你在做筆記，而筆記本不是違禁品，也不可能禁。筆記本又能塞在學生書櫃之間，雖然有大規模檢查（俗稱大地震），但不可能一本本去翻。朱宥勳感嘆：「威權體制的弱點就是她什麼都要管，只要塞爆她的行政量能就能撐出一片自由的空間。」
但朱宥勳話鋒一轉，反駁許多大人們會說「應該感謝那段時間，才能使你迸發文學創作的天賦和能力」。諸多勵志套路都會要人「感謝你遭遇的逆境」－－標準的「未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因為那些被所謂「逆境」打垮的人，不會出來感謝給你看。
例如近期爆紅的中國遊戲《黑神話：悟空》，台灣這邊的親中者高興得上竄下跳，但中國有著豐富遊戲經驗的創作者、玩家卻格外憤怒：這麼多的人、資源、體量，要這麼多年，歷經這麼多苦難才有這麼一部，這明明是丟臉，哪是什麼榮耀？等到遊戲出圈了，才回過頭來蹭，更是可恥至極。
時至今日，台灣社會很多角落還在「反抗」－「威權」，例如文理組、例如有用沒用、例如「這能幹嘛」、例如那些豐富的「亞洲父母」哽圖。
我知道我們在進步，但還是希望腳步能快一點。
因此，如果要節選整本《只能用4H鉛筆》一篇文章，我會選這篇〈坐監實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