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與新思潮的發展
一般而言，宗教改革是指基督教在16世紀至17世紀的教派分裂及改革運動，也是新教形成的開端。一般我們中文圈現在所謂的基督教，多半指的就是在這次分裂之後產生的「新教」。而一般說的天主教，則是當年梵諦岡教派延續下去的、屬於羅馬公教體制的教派。
由於參考書《瘋癲文明史》是以歐洲史觀寫成，作者把所有認同《新約聖經》、承認「耶穌基督神聖性」的教派，都歸類在基督教中，在基督派系描述上較少著墨。
詳細的宗教探討如果要寫，應該得直接再開一個專欄了…在此就先略過不談。
不過，有幾件重要的宗教界分歧，還是得交代一下，因為和後面的宗教改革，以至於醫學的發展有重要關聯。
要理解宗教改革之前，必須具有一些對於當時基督宗派的知識。有鑑於基督體系的宗教派別實在太多，很難詳細的解釋到底出現了多少教派，實際上基督派系從誕生之後就不斷分裂，略過那些分裂出來的非主流派系後，可以簡單地整理成幾個重點，簡單來說如下：
一神教的分裂
一神教（亞伯拉罕宗教）系統的分裂，是十字軍東征的主要理由，原因出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先知的認知，而伊斯蘭教晚基督教約500年才出現。
接下來是11世紀的基督教分裂：
基督教大分裂
由於11世紀的「東西教會大分裂」在前面的篇目中被跳過，在此僅用圖表補充這起事件。實際上東西教會大分裂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雙方一直以來都有歧見，經年累月漸漸堆積而成。
而此事件跟體制爭議比較相關，沒有什麼影響醫學進步的部分，就直接省略過去。
只需要知道後來在歐洲作為主流的，是天主教系統，就可以理解後面發生的事件。
接下來是本篇的主要事件：宗教改革的主要衝突點。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部分，主要針對的就是改革天主教系統，和東正教已經無關。
實際上東正教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後，就散落在東歐各處去，反而是天主教系統因為一直保持集權，讓歐洲的主流仍是天主教。
新教的崛起
這起改革從馬丁·路德、喀爾文、慈運理等神學家，以及其他早期新教徒發起。1517年，路德發表的《九十五條論綱》引發了宗教改革的開始。
改革者反對當時天主教會（梵諦岡）的教條、儀式、領導和教會組織結構。在他們的努力下，成立了新的國家性的改革派教會。
而早期的一些發生在歐洲的事件如黑死病的蔓延、東正教與羅馬公教分裂等等（實際上，基督教體制在歷史上，一直都有許多規模不等的分裂發生，而同樣的事情在別的宗教裡面也有。某種程度上看來，每次宗教的分裂，多少都與當代的社會環境需求有關），而這些事件的發生，或多或少都侵蝕了人們對天主教會和教宗的信仰。
畢竟，隨著時代的演變，人們越是對教廷虔誠，那些戰亂和瘟疫卻也沒有變的更少。隨著社會的進步、城市的擴展，社會出現了更多的問題和麻煩，人們似乎越來越墮落，而他們信仰的神似乎也沒有要拯救人類的意思。
那麼，這一切的虔誠是為了什麼？
這一切對信仰和宗教權威的反思，最終找到了出口，也就是推行宗教改革，以及後面引起的思潮革新運動。
但實際上，針對教義上的歧見以及不合當時社會狀況的律令與規範（如販售贖罪券、禁止商人利滾利的借貸生息制度等等），才是引發宗教改革的關鍵。當時的新教徒認為天主教廷已經腐敗，淪為騙取錢財的機構，早已不具有神聖性。
其他一些因素（如文藝復興思想的傳播、印刷術的傳播、東羅馬帝國的滅亡）也都促成了新教的創立。
而新教在分裂衝突之中各種對舊制度勇於批判的思想，不只直接的讓原本主宰歐洲的天主教勢力弱化，從宗教思維的根本上改變了一部分的社會，其反抗權威與質疑的態度以及思維，更間接的影響了後續一個世紀的啟蒙運動。
醫學的躍進
而在經歷了宗教改革的社會動盪之後，新潮思維的醞釀與越趨開放的社會環境，也在十七世紀的歐洲醫學上引起一波小小的革命。
由於宗教改革和神學思維的解放，在十七世紀時，以經典神學論據為主軸的思想已經開始被放棄，許多的學門開始與宗教脫鉤，並各自成立起自己的學派。
在當時，便已經有「廣義精神疾病」概念的產生，由於解剖、草藥、手術等醫學技術的進步（羅伯特·虎克發明了顯微鏡，發現了細菌的存在），人們開始認為，古典希波克拉底學派主張的生理致病理論可能比較正確。
於是乎，西元前的希波克拉底學派，歷經了近2000年，終於重新回到歐洲的學術界舞台。
但就當時社會混亂的風氣來看，一名醫生如果大喇喇地，鼓吹純生物機制而否定「天譴致病論」，無疑是搬了顆大石頭擋住自己的去路。
畢竟搞學術，還是得混口飯吃的。
因此，一個很有趣的新思維開始誕生了，當時的醫生為了迎接新潮的思維，一方面提出了一些生理性的理論，來說服患者為什麼會生病、以及怎麼樣才治的好；另一方面，則不去否認疾病「也有可能」來自於鬼神之流的詛咒。
也就是說，對當代的社會風氣來說，疾病的產生，或許一部分是來自鬼神的詛咒，另一部分則是有生理上的原因，而這兩者是可以同時共存的。
但是，這樣的共存理論，雖然提供了醫學與神學之間的模糊地帶，替生物性的醫學提供了很大的彈性空間，但最終，在討論到精神疾病一類比較複雜難解的事情之時，仍然會有所謂的界線之爭。
也就是說，當代的醫生必須為醫學與神學之間，找出一個位置，劃出一條確定的界線，來表示哪一些是「生物性的問題」、哪一些是「神學上的問題」。
因此，劃清界線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但這個問題，本身卻又是一個相當複雜難解的謎團。其複雜性，可以說直至今日，仍沒有完全被區分開來。
因此，在當時，牛津大學學者波頓就曾寫到：
「先開始祈禱，然後才尋求醫學的介入，不過並非兩者擇一，而是同時並行。」
由這段話，我們就可以得知，當時的人（至少是上流社會的人）對於醫學與神學的衝突，抱持著什麼樣的看法。
憂鬱症
在17世紀時，「憂鬱症」便開始被辨認出來。
當時的醫生已經發現，有一種奇怪的疾病，它的狀況不像是一般認為的抓狂發瘋一般，一般人都能輕易的辨認出來，而是一種模糊的、不明所以、又不容易被描述的症狀。
實際上，在16世紀時，便已經從一些醫師的手稿中，發現到這樣的紀錄：
「無緣無故的，這些人無法被安慰、對未來也不抱持著希望。」如此疑似憂鬱症的紀錄。
而這樣的「憂鬱症」似乎在當時的社會當中，佔有一部分的病患人口比例。但在當時，沒有人知道，這些似有非有的身心症狀，到底是不是一種疾病。而對於那些與憂鬱症奮戰的醫生們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解決的問題。
當時一般認為，所有形式的憂鬱症都有一種麻煩的共通點，就是「難以控制」、「病期漫長」，然後「極度的難以治癒」。
換句話說，整體的治療過程不管是對於患者還是醫生來說，都是一種漫長的折磨。其麻煩的程度，即便是找來當時精通各種經典療法、醫術最精湛的醫生來處理，也都是相當棘手。
有鑑於文藝復興之後古希臘體液學說的盛行，在當時，堅持經典醫學理念的醫生，都認為所謂的憂鬱症，來自於一種體液的失衡。
特別是被當時的醫生們所認為、導致憂鬱的是一種身體分泌出來的「黑膽汁」，而治療憂鬱症的方式，就是透過外力的影響，進而改變體內的體液平衡。
而這種外力影響，實行上則有許多的方法，像是放血、拔罐（你沒看錯，西方也有自己的拔罐技術，不是中醫才有）等等，被認為是有使體液、或能量從體內向外洩出的方法，都是當時醫生拿來治療憂鬱症的手段。
但很不幸的是，由於憂鬱症本身的複雜性以及當時的醫術在根本上的不足，使的這些方法並不總是這麼的有效。畢竟，他們認為是正確論述的體液學說，實際上也是錯誤的。
結果，某些治療的手段最終還是導到了宗教的層面。
而憂鬱症的種種表現，則被視為是一種魔鬼對於人類的撥弄與挑戰，那些在憂鬱症患者身上產生的幻覺與心智崩潰，正好是惡魔侵占人類的心智與靈魂的最好證明。
幾乎在同一個時代的醫生們，對於疾病的論述，都還是擺脫不了宗教的影響。當時的人們大多認為，身、心、靈三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且只要醫生們承認了神學上惡魔的存在，那麼治不好疾病便不是一種可恥的事情。
對於當時的醫生來說，像憂鬱症這種難以捉摸的疾病，其實際上和一些令人神智錯亂的疾病一樣，都是所謂「魔鬼行使那超自然力量的證據」，而如果這些疾病是以超自然的力量所引起，那麼醫學理所當然地對此無能為力。
上流社會的流行病
而在聽了這麼多對於憂鬱症持悲觀的當代醫學看法之後，應該不會有人認為，在當時得到憂鬱症，是多麼令人稱羨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在同一個時代，憂鬱症忽然變成了一種流傳在知識分子階級的流行病，因為這種疾病，似乎比較容易出現在那些心思細膩、擁有獨特思維模式的學者、或著聰明人身上。
即便這有很大的程度，來自於一種嚮往古典時代氣息的虛榮感。
而由於社會的快速演進與藝術創作的大量產生，藉著回顧文藝復興的勢頭，某些上流社會者，同時也認同複雜的憂鬱情緒帶來的正面反應，像是能產生天才、刺激人類的創作能力等（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藝術家氣質，而現代醫學通常認為是躁鬱症比較容易有這種特質）。
就好像英國著名的作家德萊頓曾寫到：
「偉大的才智與瘋狂必然近乎同盟，兩者中間的界線既薄且迷濛。」
因此，對當時社會風氣比較趨於「浪漫主義」的狀況來說，把精神疾病當作是與偉大藝術之間的連結，似乎就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就以當時相當受歡迎（現今仍是如此）的莎士比亞來說，他所創造的諸多劇作裡面，或許是由於時常描寫犧牲與復仇的橋段，劇作中的角色特質或多或少都具有瘋癲的成分在。舉凡「哈姆雷特」、「李爾王」等被定位在悲劇的劇作，都是描寫一些「神智不正常」的傢伙們的故事。
或許是為了娛樂性，或許是單純的為了迎合當年人們的口味，也或許是莎士比亞本人就是喜歡寫瘋人們的悲劇。總而言之，瘋癲與精神異常經常性的出現在他的作品當中，而這些作品也隨著人們對它們的喜愛而在歐洲散播開來。
而隨著作為這些戲曲創作素材的、那些被誇張化渲染的精神錯亂登上檯面，無庸置疑的，連帶向大眾散播了對精神異常的特殊觀感，並藉由戲劇滲透入了當代上流階級的生活，而此舉也加深了社會對精神疾病的恐懼印象。
而出自這種恐懼，歐洲即將在下一個世紀，迎來大監禁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