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賴於神經學在17世紀末的發展,到了18世紀時,新的神經學理論已經能夠套用在難以捉摸的精神疾病之上。
在啟蒙運動和科學技術崛起之後,歐洲迎來了一次大改造的浪潮。隨著宗教改革的風潮,大量的新思維與學說快速席捲歐洲社會,自文藝復興之後,歐洲再度迎來了一個全面革新的全新年代。
有鑑於細胞與神經系統的發現,醫學家們確切的認知到,人的大腦和身體器官各自具備特殊的功能。對維持一個人的健康來說,每個器官都佔有重要的地位。也因此,醫療分科的概念開始出現,促使近現代醫學系統真正的建立和專科化。
對當代的醫生來說,那些難纏的憂鬱、歇斯底里、慮病等精神衰弱的病徵,已經超脫了古希臘學派的體液學說,來到了新的神經學的殿堂之中。在此,那些不怎麼受歡迎的文明病,已經脫離了「想像中的疾病」的惡名,成了一種公認的、貨真價實的疾病,並開始衍生出自己的醫學系統。
從18世紀開始,那些精神上的問題,已經被視為一種真實且新興的疾病看待。一如感冒、發燒、身體痠痛一般,精神疾病的存在如同其他的病痛一樣,肯定有其病灶,而神經學指出精神問題的病灶正是大腦與神經系統。
再加上18世紀後半開始發展的基礎電學,透過對各種小動物的解剖,歐洲的科學家們已經知道神經系統的訊息傳遞可能和電有關,進而衍伸出更多關於精神疾病的推論。在19世紀之後,已經開始有神經傳導物質的認知雛形。
有了這樣的認知,才正式的讓精神病學走入醫學的專業領域之中,成為了這個新興思潮相互激盪的18世紀世界之中的一盞引路明燈。
自15世紀,歐洲人離開地中海,開始進行地理探索之後,已經過了3個世紀。
在17世紀的時候,歐洲的政權已經開始大規模的侵略那些在地理大發現之後,深受其害的美洲原住民。隨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崛起,到了18世紀時,歐洲的幾個主要國家,幾乎都擁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並藉由榨取這些被殖民者的勞力,獲得了大量的財富。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歐洲人的眼界放眼到了全球,完整的殖民系統讓歐洲人迎來了前所未有的富裕,大幅度的改善了歐洲本地的城市生活。至於那些被殖民的人?歐洲人反正不是很在乎。
但如此的富裕,並沒有使心智的混亂與社會的衝突減少,反而,更多的精神問題纏繞著這些富裕的歐洲人。
隨著神經學理論的發展,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已經開始有系統的去解釋精神問題,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一種被稱之為「英國病」的身心綜合症狀。
在18世紀,受惠於大航海時代而趨於富饒的英國,出現了許多在現代看來是輕度身心症狀(又稱精神官能症,特別是類似焦慮、憂鬱症徵狀)的人。而當時的人們認為,這與文明的進步有顯著的關聯。
這些患者往往是社會的上流階層,一方面享受著富饒而多采多姿的生活,另一方面卻也使他們的精神暴露在高度競爭、充滿心機與壓力、貪求名利等等的現實環境之中。同時,這些現實中的壓力與刺激,必定會帶來某種程度上的焦慮與憂愁。
而根據這樣的解釋,當代的人(特別是因為地理大發現的獲利,而成為歐洲主宰的英國人,當時正是「日不落帝國」時代)理所當然地認為,越是文明進步、精緻的社會,生活在其中的人將越容易產生精神疾病。
而在英國的上流社會之中,這些疾病的流行程度,恰恰的見證了他們的高貴與尊爵不凡,同時彰顯了英國是一個傑出國家。
如同莎士比亞時代流行的概念,罹患身心症狀,正是文明時代、高等貴族的象徵。
但實際上,這樣的論述與想法,在現代心理學看來,只有部分關於壓力會對人的心智產生改變的論述是事實,其他絕大多數的想法,其實是基於當代英國人的一種優越感,以及對其他民族的偏見。
對當時那些承受著身心的不適,卻盡受身旁的親友用質疑目光看待的上流社會者來說,最重要的是想要找到一個醫學上有力的理由,去證明這些痛楚與苦難不是一種僅存於想像中的、心因上的問題而已,而是確確實實、真真正正的一種生理疾病。
而這樣的想法,也在當時開始發展的機械理論和神經學之中,得到了更好的解釋。
有鑑於神經系統的發現以及機械的蓬勃發展,當時的醫生們開始建構一套精神病學的理論,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把複雜的神經系統和人體,比喻成一部複雜機械的論點。
當時身為一名瘋人院院長的羅賓森醫師就曾經寫道:
「很明顯的,當心智感受到不舒服、精神低落或著垂頭喪氣的時候,他會表現出來,而根據萬物的本性,當心智的力量所駕御的機械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但,如果這些器官的構造或是機能不小心故障了,就像機械裡面的彈簧失調,而心智必然會接受到不一樣的訊息,身體因此會受到這種異常的影響。」
有鑑於這樣的想法,我們可以了解,當代的醫師其實已經開始體認到,各種各樣的身心症狀,並不只是以往認為的心理問題,而是一種被確定的、貨真價實的疾病。而發病的原因,則是因為身體這台複雜的機械在物質上出現了故障,而讓大腦的運作產生了異常所致。
對精神病學來說,有條理地將疾病問題從心因層面劃分出來,本身就是一種將疾病理性化的重要步驟,至此,精神問題真正在西方醫學界中,被當作是一種「真正的疾病」看待。
但即便如此,當時仍不知道,如何具體的調整精神失常。
由於機械理論和蒸汽機的發展,當時的知識階層間盛行機械論,並認為許多生理構造都能夠以機械架構解釋。
但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若神經像彈簧一樣鬆了之後可以再度鎖緊,那確切來說,該如何將神經系統鎖緊?其實在當代,並沒有確切的解答。
縱使18世紀的醫學界已經開始擺脫以往的思維,並將精神疾病的研究方向導入一個新的境地,但同時,宗教性的治療手段卻從來也沒有在歷史的舞台上消失過。
科學革命、物理學、啟蒙運動激起了新的哲學觀,而這些立基於冷靜理性基礎的哲學觀念,則默默地引領了新的宗教改革,並在這一系列的浪潮下,誕生了屬於科學家與學者的新基督教哲學觀。
這時的大學者們並不是物質主義的無神論者,而是傾向於將神解釋為工程大師,物理世界中的一切,都是這位巨匠的偉大創作。
在這種冷靜的思維之下,上帝是一位偉大、理性的大博學家,高高在上的審視著祂所創造出來的種種奇蹟。
而相對於這種新潮的宗教哲學觀,舊有的、比較偏向傳統具有「宗教狂熱」性質的宗教團體,所表現出來的,則是一種熱情、渲染力強大,卻沒有理性,甚至被認為具有破壞力的宗教觀。
在科學思維的浪潮下,這些熱情的宗教團體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幻想與神啟,在當代的科學思維者眼中,這些對宗教熱情到有點突兀的人,不只不能治療那些難解的瘋癲與精神症狀,本身更是瘋癲的推手。
在當年,這些宗教狂熱者在宣教的時候,彼此之間會傳染強烈的恐懼感與信仰狂熱,他們不只會高聲詠唱神的恩典,更會戲劇性的吟誦著罪人入地獄受罰等等的情事。
在當年,就算已經歷經宗教改革,社會上還是有許多宗教狂熱分子,在到處宣講「神的福音」。可知當時的社會,特別是平民階層,仍以宗教為主要依歸,在他們眼中看來,科學只是一個新興的怪異宗教而已。
而這些宗教狂熱行為,在任何受科學思維薰陶的人眼中看來,恐怕都會覺得,這些站在近乎理性崩潰邊緣的人,才是真正的瘋子。
面對這些科學與思維上的啟蒙,守舊派的宗教思維與新的科學思維的碰撞,再度引發了社會的不安與動盪。
在以前政教關係纏綿不分的時代裡,宗教的力量往往還是掌控了多半的社會資源,而對於那些無法擁有資源的下層社會階級,在面對各種難解的病痛與折磨之時,往往無力負擔當時正規醫療的資金,而只能求助於宗教的力量。
而這種因為社會資源而產生的不平等,使的宗教勢力的影響,始終對社會佔有強大的宰制力,在幾個世紀以前還是神權政治至上的歐洲社會之中,即便宗教改革過了200年,宗教的地位仍然高尚而難以動搖。
而這一點,直到後來的統治者漸漸的尋求更開放的宗教觀、與追求「政教分離」之後,才陸續開始有了改善。
首先,在面對新潮思維首當其衝的,便是當時的天主教會,在啟蒙運動開始之初、所謂的「理性的時代」來臨之前,其實社會大眾還是普遍相信魔鬼、惡魔附身這類的事情。而根據天主教舊派的世界觀,在好幾個世紀以來,驅魔儀式一直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主要手段。
但面對啟蒙運動的熱切發展,為了避免宗教團體過度熱情的種種迷信行動造成社會不安,天主教會選擇了退後一步,下令停止驅魔行為。而同時,各地的統治者們也開始下令禁止一些「過度偏激」的宗教活動(例如獵巫行動)。
至此,基督教歐洲世界的社會風氣,才開始從「認為疾病是魔鬼影響」的主流想法,逐漸緩慢的轉變成「疾病的發展是有原因的生理問題」。
其實,這些看似開明的禁令,顯示著文明社會在一定程度之下想要擺脫舊時那種、使用宗教來解釋一切痛苦與疾病的行為。在當時的社會,學術界有一股迫切的期盼,希望科學能夠脫離宗教,正式成為新時代的象徵,用以擺脫過去的神權時代。
而相對於守舊且沒有什麼進步的古老教義(《新約聖經》至此都已經是1600年前的東西了),當代的人比較傾心於新潮的思維與科學的力量。在心理層面上,試圖擺脫舊有的宗教思維,便成了一種證明自己「文明開化」的手段。
但即便如此,一般的社會大眾,其實毫無疑問的,還是相信那些根深蒂固的宗教解釋。人們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放棄宗教,而是進入一個半信半疑的狀態,讓宗教和科學並存。
畢竟宗教的說法可是維持了好長一段時間,而且是有《聖經》與大量的神學研究加持過的結論,如果一夕之間反對舊時代的一切,那以往的人們到底相信了什麼?又依靠著什麼傳承文明到現在?
想當然爾,這種一刀切、否認舊時代一切的思想,其實更讓一般大眾難以接受。
畢竟對於那些守舊的信仰者來說,比起剛起步、還沒有什麼實質成效的科學與醫學,鬼神之說似乎更能夠解釋他們平常的生活經驗。而對於那些有受過教育的階層來說,這種想法和朝拜的行為,早已被當作是迷信且落伍過時的象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