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適逢臺灣通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五週年,並在有條件下完成了同婚版圖的最後一塊拼圖——中臺配偶合法化。事實上,所有國家邁向婚姻平權的路皆篳路藍縷。我們從去年陳昭如出版之《亞洲第一:尤美女和臺灣同婚法案的故事》中,便可略窺立法委員尤美女推動婚姻平權法案的艱辛。回望臺灣同志運動史,是2018年同婚公投前夕作家李屏瑤在接受滾動力傳媒公司專訪時提及的期盼。【註1】如今,雖然我們終於有能力逐漸梳理來時路,也不該忘卻2018年底有七百多萬選民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註2】無論他們心中真正對異性戀及非異性戀的婚姻位階排序為何,這表明多元性別族群在臺灣社會的「尋常化」進程仍在持續。
當同志運動團體和具人文關懷的立法者奮鬥於人權與歷史書寫時,肩負社會教育功能的博物館又能扮演什麼角色?本文以2020年出版之《Museums, Sexuality, and Gender Activism》的案例為起點,從理念到實踐一步步彙整書中博物館性別實踐的三大策略。
當我們在搜尋引擎輸入 「博物館名稱_性別平等」 時,映入眼簾的是臺灣各博物館依據行政院 2011 年頒布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註 3】 所設立的性別平等專區。這些專區內容包羅萬象,涵蓋性別議題展覽、教育活動參與人次、館內從業人員與志工的性別統計,以及相關研究報告。然而,仔細檢視便會發現,大部分的詮釋框架仍侷限於二元生理性別,即非男即女。在政策的推動下,或許正是博物館發揮行動主義的時刻,【註 4】積極引入更多元的性別觀點。讓我們一起看看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以下簡稱 V&A)LGBTQ 工作小組如何在館內發起改革!
現今,當讀者瀏覽 V&A 官網 的「藏品(Collections)」頁面時,可以找到「性別與性慾」(Gender & Sexuality)的分類辭條。點擊進入後,不僅所有簡介皆圍繞著藏品所折射出的多元性別意涵書寫,還可見一個導向 LGBTQ 工作小組 的分頁連結,其中關於該小組的簡介如下:
「V&A LGBTQ 工作小組由對館藏與性別、性取向及身份認同議題感興趣的館員組成,致力於發掘藏品中過往隱藏或未知的 LGBTQ 歷史,並通過研究、公眾節目、討論與辯論,促進對 LGBTQ 身份與歷史的理解。」【註 5】
這段敘述隱約傳遞出一個關鍵訊息:該小組自 2006 年成立以來,仍以非正式編制運行,由來自不同部門的館員在繁重的日常館務之外,自發性地推動相關業務。小組成員不限定 LGBTQ 館員,也無須公開自身性傾向,只要對在博物館內推動多元性別議題感興趣,皆可自由參與【註 6】。
儘管該小組沒有固定資金與成員,但正因為不受館務發展目標與績效指標的約束,【註 7】反而擁有更大的自主性,使這群行動者能夠靈活發揮,讓性別議題隨個人意識與專業默默滲透至不同部門的業務之中,最終匯聚成一股影響典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的洪流。這些努力不僅影響館內運作,透過策劃如性別視角導覽、多元性別族群之夜、LGBT 歷史月等教育推廣活動,他們一方面與館外性別運動團體建立緊密連結,另一方面也提升了自身專業,進而受邀參與館內性別議題展覽或員工政策相關會議,甚至成為跨館組織「倫敦 LGBTQ 典藏」(London LGBTQ Collections)的指導委員【註 8】。
萬事起頭難,但當性別意識滲透至博物館業務,我們便已向實踐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接下來,則是按圖索驥——在借鑑他者經驗的同時,也標示出屬於我們自己的路徑【註 9】。讓我們從酷兒化典藏開始談起!
在尚未有束胸的年代,繃帶曾是跨性別生理女性最好的夥伴。然而,物件不會開口說話——我們該如何讀取這條繃帶所隱含的性別視角?答案是:建立另類檔案(Alternative Archive)。
同志藝術史學者 Patrik Steorn 透過個人生命經驗指出,男同志社群對西方藝術史中描繪健美裸身男性如聖賽巴斯提安(St. Sebastian)母題往往帶有情慾凝視,讓我們意識到,許多物件的使用方式可能已經脫離原初設計脈絡【註 10】。此外,「蒐藏」本身也是一種使用!因此,物件被收藏的原因多元且具有展演性(performative)【註 11】。隨著蒐藏的進行,物件所承載的意義也不斷被再創造,無論是來自機構或個人,抑或是政治或情慾的視角,典藏這一實踐本身即是一種展演。
當博物館將典藏焦點設定於物件的設計意義,往往會在檔案建立時忽略其實際使用方式。但當我們將視角放寬,關注不同脈絡下的另類檔案,便能進一步反思:博物館的收藏標準,是否也受到異性戀目光的影響?是否有許多與主流美學標準相同,但不符合異性戀審美的作品,因而被拒之門外?以 20 世紀初的瑞典 為例,順性別藝術家 能輕易以浴女母題獲得藝術史上的典範地位,同志藝術家 Eugène Jansson 所描繪的「浴男」,卻只能被視為「奇作」,而非「傑作」【註 12】。
透過展覽向多元性別社群徵集展品並建立另類檔案,是博物館常見的策展策略之一。然而,如何讓展覽真正引發觀者的共感,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下一個課題。
博物館學者 Bernadette Lynch 於 2009 年進行博物館與社區互動研究 時,曾經歷一個有趣的場景:一位社區夥伴將博物館比喻為館員手中的蛋糕,而社區夥伴則是排隊領取蛋糕的人。另一位社區夥伴接著發問:「這究竟是誰的蛋糕?」【註 13】這句話直指問題核心——在許多展覽中,「社區策展人」的角色往往早已被館方劃定,最終淪為館方觀點的傳聲筒。
為了避免這種單向模式,荷蘭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 在策劃 《Transmission》 展覽時,採取了更具共創精神的方式。他們讓館外社群策展人主導展覽論述與展示設計,而館方則提供藏品、研究檔案的近用權,並負責策展技術支援與建議,以確保展覽真正來自社群的聲音【註 14】。
該展的最大亮點之一,是來自跨性別者聚會咖啡廳的桌椅。這套桌椅在展覽中通常被陳列於展台之上,但每週五下午兩點,桌椅會被移至展廳地面,並由館方提供茶水,邀請跨性別社群代表與觀眾對話,藉此重現咖啡廳的互動情境【註 15】。
或許正因為社群策展人不受博物館專業倫理的傳統框架束縛,他們才能構思出這樣的展示方式;也正因為館方對尊重、理解與認同的堅持,他們才願意打破既有模式,最大限度地配合與協調。我們更能從觀眾的回饋中看到,這些自願獻身/現身的策展模式,確實能夠提升觀眾對議題的理解與共感,讓展覽不只是觀看的場域,更成為對話與體驗的場域。
我們從政策的深植人心出發,依循博物館傳統的四大核心功能——典藏、研究、展示、教育,逐步梳理境外博物館在性別實踐上的作法。然而,上述三大策略並非線性或各自獨立的行動,它們可以在不同情境下交錯運用,彼此補充與強化。讓我們將這些概念內化於心,靈活組合應用,一起在臺灣的博物館實踐性別行動!